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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失業、少子化與人口結構問題的淺見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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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國際疫情爆發以來,各國經濟結構、市場行為、資源問題都有顯著的位移。二零二二年七、八月,爆發多起國人被顯然不實的徵才廣告欺誘而前往柬埔寨,原先以為可以在當地打工換取高額的薪酬,換來的卻是受迫成為詐騙集團的一員,或成為強迫賣淫甚至是器官買賣、綁票撕票等暴力犯罪的被害者。此時,我們不應單方且不當地檢討被害人,或是單純檢討加害人,而是冷靜下來看見其他問題,比方像是國外的治安問題、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還有我國政府對於這樣子的案件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角度來處理等等,但是問題之大且繁,不是我們可以用短短一文的篇幅可以澈底討論的,所以筆者想要先和讀者討論,在這次多名國人飛往柬國背後我們可以思考的事情。

不實的徵才廣告欺誘而前往柬埔寨

疫情與逐漸失控的失業問題

今年四、五月始,在許多小眾的徵才廣告上,出現了許多柬國還有零星幾則東南亞國家的人力廣告,大多的要求都是不需要資歷、經歷的職缺說明,也就是不需要一技之長便能獲得的工作機會;同樣的,在我國也有相同的職缺說明,但是薪資方面差異非常大,我國居多以基本薪資為薪酬,但是同樣的工作,柬國竟以日薪十萬、月薪百萬的報酬,這大大的吸引了國人,許多失業的民眾就這樣連繫上的在台的聯絡處,將自己送上了回不來的班機。

也就是說事件的一開始,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一個有去無回,前往柬國的人民。但是在這之前,為什麼都沒有這類型的新聞或是案件?是不是在這一兩年的經濟鉅變中,許多的商業經營模式、行為紛紛轉型,突如其來的失業問題是當今社會還來不及反應的?主計總處於六月底公布失業報告,因今年疫情突然劇烈延燒,五月失業率3.68%創下近7個月最高;不僅僅是失業率,許多企業選擇讓員工留職停薪,因為比起直接開除員工,留職停薪可以更為彈性地令企業省下資遣費用、往後重新招聘員工的人事成本、訓練成本以及磨合成本,所以失業率3.68%僅僅是帳面,實際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擱淺在疫情中。除了失業以及留職停薪,也有許多企業是直接「休工」,而適逢大學畢業季,令近年來「畢業即失業」的社會聲量更升一個檔次,「我的畢業令你失業」,在今天飽和的就業市場中,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畢業生起薪是較低的,也就是在生產要素市場中,對於企業來說「營養、新鮮」的勞力,當然無論是否擠壓原先求職人口本已微乎其微的就業機會,畢業後無法尋得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本身也就造成了失業人口的開源。

失業問題,與造成失業的問題

在疫情的波及下,我們不難看見失業率的攀升,而這樣一種失業率的可怕程度遠比「低薪」更具社會的整體風險,甚至釀成許多憾事。依照今日台灣的〈勞工基準法〉(〈勞基法〉),我國雇主給付受雇人薪資時,不得低於基本薪資,也就是說〈勞基法〉保障勞工的基本薪資,令勞方不會恣意地被資方剝削,也因為這樣,在〈勞基法〉的施行下,我國薪資呈現(於合法情形下)「0元」(即無工作)以及「高於基本薪資的收入」,前者與後主間,形成被法律抽真空的模樣(如下圖)。

我們在這裡舉個例子,如果今日有一名待業且積極求職的民眾,他的能力比不上其他人,所以他總是找不到工作。這個例子可能有點簡短,所以我們做出下圖來呈現,並且解釋。

我們以紅色曲線做出所有人力的薪資能力,我們所謂的薪資能力是指一個人在生產要素市場上所呈現的能力水平,也就是假設「一分能力一分收入」下的換算。下一步我們標出一些區域。
A區所呈現的是求職者的薪資能力低於基本薪資,也就是在〈勞基法〉的規範下,這些人口無法就業,因為在要素市場上,有更多比A區有能力的人(即B區)正在競爭就業市場,而B區都無法悉數就業,何論A區;退萬步言,縱使B區的人悉數就業,但是雇主仍然會猶豫是否與A區的求職者工作,畢竟每雇用一名A區的求職者,對於企業的經營都是損失。

B區所呈現的是求職者的能力大於基本薪資,但是礙於市場的生產要素需求,所以未能就業;相較B區,C區則是市場的就業人口;而D區則是市場上有需求,但是現實中有如此薪資能力的人實屬罕見,於是形成企業求才若渴,國內人力需求匪淺的景象。

我們藉由A、D二區的描寫試圖敘明,為何國內同時出現A區的失業問題,以及D區的存在,令就業市場看似有職缺,但卻看的到摸不到。而A、B、D三區事實上都是社會上的人力問題,前兩區是失業問題,而D區則是可以看出未來發展的潛力,如果有相對薪資能力的人逐漸填滿D區,就會是國家發展的一大喜事。

而當就業市場因疫情而萎縮時,企業會將原先藍線進行微調,萎縮的市場將擠壓原先C區的工作者,使得部分C區工作者資遣而前往B區;原先A、B區的求職者,更是難以進入C區。人力滯留、堆積在A、B區,使A、B區增肥增厚。當政府調漲基本薪資時,無疑是造成A區的逐漸肥大,沒有辦法解決失業的問題,看似得利的C區(已經就業者),在市場的競爭下,原先薪資能力便大於調漲後的基本薪資者,薪資本身並不會因為調漲基本薪資而調薪,但是薪資能力介於調漲基本薪資前、後者,將面臨裁員、資遣、失業的壓力、恐懼。
造成失業的問題,與失業造成的問題

以下讓我們假設法律沒有規定基本薪資時,市場上對於相同的薪資能力的組成,會產生什麼變化。
首先原本壓縮的C區會發生變動,企業因法定最低薪資取消而具有彈性,令就業市場往原先的B區方向移動(藍線左半邊左移),而原先的A、B二區因為少了基本薪資的分隔而形成新的A區(失業人口區)。在這邊稍作提醒,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一個「每一個人都有就業意願」的假設。而我們可以看見原先的就業人口比例有顯著的提升可能,降低了失業率。我們可以這樣子思考,雖然就業市場少了法律最低薪資的保障(政府的美意是否真是保障,或是其實最低薪資變相成為了就業門檻?),但是失業率的下降,對於市場的運作以及人力的產出更是「貼合」。

從疫情爆發以來,2020以前,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過著每天戴口罩的日子;2021,三級防疫,疫苗大亂,全世界、全台灣的經濟發生重創;2022五月之後,一日數萬人確診已為常態,沒有錢沒有希望,多數人丟了飯碗,積蓄流失,相對穩固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嚴重改變,如逐漸擴大的失業問題。

但是這或許並不是單純的改變,而是一種揭露,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其實活在兩種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事實而功利的世界,一個是法律抱著理想所介入、引導的世界,所以我們在思考要如何改變自己所無法接受,或是值得更好的生活時,可以往兩個方向思考,一個就是檢討這個問題本身,以及法律介入之後對於問題本身的改變。而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結構裡面,我們穩定生活著,而今天當我們發現社會不公,或是發現這個世界應該更好的時候,我們開始檢討、開始揭露,最遲的是當問題發生了,我們應該檢討。所以我們想,在柬埔寨詐欺事件之後,我們是時候該好好檢討失業問題了。

檢討失業的後果是亡羊補牢,檢討失業的前因是釜底抽薪

首先我們藉由上面的討論看見,今天的失業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失業人口在市場上發生的問題以及延伸問題」,進一步可以理解、提出問題:「為什麼會有人失業?」看似一個何不食肉糜的問句,但是更何不食肉糜的是,我們因為法律的規範,令失業人口增加,進一步導致失業問題,這是法律所待檢討的。換一種想法,在既存的法律現況下,也就是圖(一)所形成的樣子,是一個法律所引導的一種未來理想社會的模樣,法律希望也假設人人有能,而且能透過法律,保護自己的薪資能力不會被資方單方向的剝削;但是法律的期許在各種社會事實的影響下顯然未如預期,甚至發生了倒退;法律的預期勾勒未來能以實現的理想,但是社會的經濟問題卻因為疫情,以及其他因素交織而呈現倒退的動態,兩者形成一種割裂,使問題更加嚴重,所以在檢討法律之外,我們也可以做出另外一件事情:降低失業人口。

我們知道社會是不公平的,儘管我們的憲法保障教育權、工作權等等,教育學界也不停地改革,希望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後發揮長才、實現自我;但是在現今貧富差距的結構事實下,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我們以實際的觀點思考,一個人的能力養成,無法不與背後的投入相繩,但是貧者的投入是非常不容易的,要養成一技之長實屬不易,所以在現在、未來所呈現的薪資能力,會呈現在靠近A區的位置。A區有一部分的存在是無論法律有無規定最低薪資,都是難以就業的。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群體為了增加勞動力,所以不停地生養下一代,但是每一個能有勞力產出的個體,事實上在食衣住行上也都是消耗勞力產出的個體。

我們不妨用「剩餘」的概念來思考,一個人今天能有能力產出A,同時消耗了自己或是他人的能力產出B,當A大於B,這個個體便是對該群體的挹注;但是當A小於B,原先這個個體被期望的使命,也就是對這個市場提供能力產出,背道而馳。同理可證,在前頭我們所提及的A區,便是A小於B的薪資能力個體。所以當我們面對失業問題時,我們應該注意的是A區人口的能力產出A小於B;換言之,我們可以討論要如何使能力產出增加,令圖(四)紅色曲線的左半邊向右邊移動。

失業與人口通膨

當我們發現了在市場上所形成的失業,可以因為失業人口提升能力而有所課富,我們接下去來聊聊一種現在社會上正發生的現象。我們都知道「通貨膨脹」這個名詞,說白話,就是貨幣的貨幣能力降低了,通常導致的因素就是國家濫發國幣,貨幣浮濫,導致貨幣能力降低。那麼我們一個群體人口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們常常有一個迷思,勞動人口越多,勞動的產出越多,在單純的思考上是這樣沒有錯,不過這是一種沒有區分薪資能力的結果,也就是如同我們前面所討論的「A小於B」的問題,以及我們現在同時發生的「A區人口過多」、「D區人口過少」的現象,前者的過多是無法填補後者的不足,而這正是(薪資)能力所導致的。本段開頭所說的問題,搭配我們所了解的「通膨」,我們可以想像我們這個群體(國家)正在發生「人口通膨」:我們沒有充分的利用現有的國家人口。

讀者不妨想像一下自己在準備考試而正採購參考書,準備考試的時間有限,此時我們要買一堆書但是大多數都不讀完而束之高閣,還是買剛好的數目,頂多多多少少有幾本讀不完或是沒有讀到?我想答案很明顯是後者。也就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們了解數量固然是一定能力的指標,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實質地發揮這個數量。再舉一個例子,今年大學升學考試放榜,許多校系出現缺額或是甚至招無學子,此時許多人看見了少子化的現象,認為因為少子化讓許多大學校系失去學生,於是進一步指出:少子化不好。

失業與少子化

就我們升學所讀的書中,課本總是把「少子化」這個名詞去中立化,改以負面的評價看待;近年來國內文憑貶值、多數大學招生無法招滿、學校一間間倒閉,這些現實全部都歸因在人口結構上,實在說不過去。國內文憑貶值對於就業市場的變動,是文憑去關鍵化,競爭機制不是草率地以文憑做為基準,多數大學招生無法招滿確實與少子化有關連,但是這也是在反映社會確實不需要有那麼多學校,少子化不應因此而有負面評價。少子化確實有許多延伸性的問題,比如說未來的人力資源的緊縮。但是連結回我們提到的「人口通膨」這個觀點,我們不妨思考,我們一方面檢討少子化也同時檢討了A、B區的失業問題,其實對於一整個安定的就業市場的檢討並沒有搔到癢處。當我們一昧地否定少子化,於是不停地提出生育補助、津貼以鼓勵生育,但是背後「人口通膨」卻不斷發生,甚至因為科技日新月異地進步本身也會使C區的受雇者往B區移動,使人口通膨還沒有解決,卻無止盡地放大。

少子化與人口通膨,與一切的反思

就像是買了卻一直沒有看的書,抽到了卻總是沒有練的角色,我們今天單單檢討少子化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作為,即便我們今天成功地解決了人口負成長的問題,但是這些人口在未來真的可能完全就業嗎?如果抱著「我哪知道?先生下來再說!」是一個極為不負責的想法,對於整體未來的展望,我們正面對一個「人力取代性」極高的社會,我們不能期許科技不得進步只為了讓所有人有充分的就業,這對於國家、群體的發展是非常不智的,簡易人力的高取代性是科技必然帶來的結構變遷,廉價、安全、有效率的機械在不久的將來終將取代單純(甚至更廣)的人力,同時也稀釋了現在的少子化對於群體未來發展所造成的阻礙,所以比起挽救少子化,人口通膨正是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聚焦的問題。

面對人口通膨,筆者所思,我們可以扎實地從教育著手。教育是搭建夢想的工程,在社會、科技的高速發展下,我們很難知道五年之後、十年之後的自己還有一整個未來的全貌。也如同前述,比起買一堆書,不如把現有的書讀完;比起生一堆小孩,不如認真培育現在所蜷在社會各個角落,對於未來惶恐、擔心被社會淘汰的小孩。對於未來,大家都是徬徨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共識,在社會的遷移下,失業、人口通膨相當於對人生、社會型態的一種否定,諷刺的是這個否定,我們卻恣意地歸因於物競天擇;我們在左右派之間探尋正義的形狀,但是生而為人,在我們好好照顧自己還有自己的下一代之前,我們有多大的發語權說出我們對於未來少子化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凡是輕重緩急,我們應該好好的教育自己還有自己的下一代,不是一昧捨近求遠,人口通膨是現在的問題,透過教育解決人口通膨,實現一個我們期許的世界。

作者/李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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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30 李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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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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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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