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不能只停留在金錢補償的格局,泛黃的檔案應該有更大的價值要發揮。直視歷史的傷口,才能真正撫平傷痛。
作者 / 陳昱齊
文化部長龍應台雖然卸任了,但在其任內所爭取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檔案,仍決定自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當天,開放民眾申請閱覽,雖然仍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如開放部分僅限判決書未及於補償審查的文書,但願意開放檔案的作法仍值得我們給予嘉許,如同龍前部長所言,唯有打開檔案,直視歷史,台灣社會才能撫平傷口走向包容。
政治檔案的徵集與開放大約從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案件平反運動而前進,絕大多數的檔案目前都典藏於國家檔案管理局,一直以來也都是學者專家民眾最熱門的調閱類型,加上未來將開放的補償審查文書、口述歷史等資料,應當對於我們理解戰後政治案件本身及其發展脈絡有相當幫助。
然而,大量檔案被挖掘及開放的同時,有關政治案件的研究卻明顯呈現下滑的趨勢。事實上,近年來台灣史的研究明顯朝向文化史的方向,傳統的政治史及被視為硬性(相較於文化史的軟性)的政治案件研究漸不被重視,政治檔案開放得越多,研究卻反而越來越少,筆者深信轉型正義的推動必須奠基在歷史真相追尋的基礎上,但欠缺紮實的基礎研究又如何能達成追尋歷史真相的目的?直到現在為止,雖然我們有大批當時留下來的官方檔案,從起訴書、判決書、偵訊筆錄、各種密件公文等,但卻沒有系統性的整理與研究,以至於台灣社會仍處於「有受害者卻無加害者」的荒謬處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成立已多年,但在這些基礎工作上卻幾乎沒有表現,學院裡對政治案件的研究也相對冷感,官方學術機構如國史館,從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就不再把政治案件檔案彙編的出版工作列為重點,這些因素都使得這些理解戰後國民黨政府迫害人權的珍貴檔案只能在庫房靜靜地躺著,無法發聲。
筆者欣見文化部開放檔案的作法,但更希望能以國家預算的規模去支持政治案件研究的基礎性工程。一頁頁的政治檔案,不僅僅是每一個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受難來源的記錄,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更是過去政府迫害人權血淚史的註記。唯有對政治案件有紮實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於過去這段歷史有真正的了解,也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不能只停留在金錢補償的格局,泛黃的檔案應該有更大的價值要發揮。直視歷史的傷口,才能真正撫平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