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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主事者不是中國國民黨政客的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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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核四重啟商轉公投」電視意見發表會談起

隨著今年12月18日的四項議題公投時間逐漸接近,中選會也特別為這次的公投排定電視意見發表會,以試圖讓更多人了解本次公投各項議題的爭點、以及正反雙方各自的立場及論理所在。但,11月18日所舉行的、以全國公投第17案「您是否贊成核四啟封商轉發電」為主題的第二場次電視意見發表會,正方代表黃士修在其間的言行,不僅讓人強烈懷疑他是否真的有為本次發表會好好作足功課,言行踰矩、將作為公器的發表會化為個人洩忿報復場域的程度,也已經到了必須加以徹底撻伐的地步。

核四啟封商轉公投辯論。圖片來源:ETtoday。
核四啟封商轉公投辯論。圖片來源:ETtoday。

先不論黃士修在開場白中如何挑撥蘭嶼達悟族原住民與漢人社會之間的矛盾,以及誣賴總統府發言人谷辣斯「臨陣脫逃」、不與他在意見發表會上正面交鋒的情況(實際上谷辣斯並未被公投任一案中的正反方列為代表人,何來臨陣脫逃之有?);黃士修出於自身立場褊狹地解讀資料、選擇性的擴大解釋其認為有利的部份,低估核廢料的處理成本、對核能風險的過度樂觀評估,以及針對其他發電方式,從政策到成本、再到他眼中的危害,無所不貶抑,都讓他論述的專業程度大打折扣。

然而,這些都不是黃士修引發眾怒的關鍵。

黃士修引發眾怒的關鍵,在於在公辦的電視意見發表會上,在透過電視或網路收看直播的全台民眾的面前,公開威脅與他立場相對、反對重啟核四的台電許永輝核能處處長,不僅宣稱「他已經擬妥刑事告發狀,並要他的律師隨時蒐證」,更威脅許處長「如果您敢說核四廠有問題,辯論(意見發表會)結束後,他就會到北檢告發」,「『誠心建議』您等一下小心說話,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所說一切都可以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甚至不惜將許處長家人也牽扯進來,說出「許處長,你的身家安頓好了嗎?聽說你太太一直希望你早點退休,所以請看著我的眼睛,我是要保護你呢?還是要成全你呢?」之類的話語來,招數齊出,為的只是要將發表會的主軸走向,從核四選址、設計、施工品質到整體而言可否營運,乃至於「如果真的要重啟,需要多久時間及多少成本」等等的專業論辯與舉證方面,向黃士修想要的「啊,你們看,民進黨政府與台電也幫我背書,核四是可以重啟運轉的,我是對的」的方向轉移,也難怪收看現場直播的觀眾及多位名人,會對黃士修群起撻伐了。

然而,許處長在這次發表會的遭遇並不是孤例,因為泛藍政治人物在先前就已經有「以官司威脅台電管理階層、要求台電管理階層屈從其意志」的情況。

台中市現任市長盧秀燕,在2018年與民進黨籍時任市長林佳龍競逐台中執政權的時候,以台中空氣污染作為她批判林佳龍市長施政不力的重點之一,在當年挾所謂「韓流」的韓國瑜旋風當選後,她在就職典禮時更以所謂谷關空氣瓶作為贈送出席來賓及觀禮市民的禮物,以象徵她改善台中空氣品質的決心。

但盧秀燕市長所謂改善台中空氣品質的方法之一,竟然是將焦點瞄準在持續改善中的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以下簡稱中火),並在2019年12月25日發起突襲,憑一份誤繕的公文,以所謂「中火使用生煤超量」為由,廢止該電廠第2與第3號燃煤機組的使用執照;2020年2月中央行政院環保署撤銷台中市政府所做出的前揭撤照處分、而台電也重新將中火2號機點火投入運營後,台中市府一邊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環保署的撤銷撤照處分、同時也將台電董事長楊維甫以違反空污防治法為由移送檢調偵辦;即便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在2020年10月駁回台中市府聲請、確認中火2號機與3號機許可證仍有效,而台電也在2021年4月將中火3號機恢復營運後,台中市府仍不死心,又將2020年對楊董事長作過的事情重新上演一遍,一樣以違反空污法為由再度將楊董事長函送,案件至今仍在進行中。

從以上2起案例,可以看出泛藍的政治人物不僅欠缺處理公共事務所需的相當素養,更有立場先行的問題,同時在手段上更不惜遊走在法律所許範圍的邊緣,或將公辦公開場合當作是公開威脅對手的場合,或玩弄法律、試圖以法律與訟累作為打壓政治對手的工具,到了「即便法院已經用裁判證明見解有誤,還想要繼續硬拗下去」的程度。而這些行徑更不啻於是將依法律且本於專業任事的台電管理階層,變為政治上的提款機,以讓泛藍政治人物可以在打擊他們的過程中汲取聲量及政治資本。

因此,凡是具有相當良知的台灣人,都必須向泛藍政治人物悖於專業、將台電化為政治鬥爭工具的行徑,做出嚴正的抗議,台電與其管理階層不是你們玩弄政治的工具、更不是你們的沙包或出氣筒!這種搬弄政治是非的手法,只會讓更多台灣人更加看清一件事:中國國民黨炒作包含電力在內的公投相關議題,只是為了胡攪蠻纏、混淆一般民眾視聽,好讓民眾糊里糊塗投下四項公投的贊成票,以完遂你們以公投亂台、進而禍台的陰謀詭計!

作者 /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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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火 台中 商轉 土條 核四 盧秀燕 黃士修
2021-11-20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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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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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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