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看到的是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與其週邊相關建物自地表徹底抹去，將所謂的中正紀念公園變成一座如同大安森林公園般的綠地空間，與鄰近的國家圖書館及兩廳院共同作為文化園區的一部分，促轉會存留部份威權象徵的方案，看來仍有為德不卒之處，希望促轉會能再三思。至於作為當年加害者施暴者政治意義上後嗣的中國國民黨，針對促轉會方案所提出的各種負面意見，也只能說不意外，施暴者的政治後嗣竟然有臉對促轉會方案夸夸而談，說促轉會方案撕裂社會、無視歷史，最應該反省的正是這些國民黨人。
台灣社會就「如何看待作為政治空間的台北市中正紀念堂」這件事所產生的意見分歧，在「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走向民主化以後，因為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黨國體制對台灣逐漸喪失全面控制力，無法再如同過去般透過掌控媒體及教育等系統等等的方式來壓制反對意見，而使得此一問題逐漸浮上檯面。
雖然因為中正紀念堂同時具有威權統治及「帝王陵寢」等等的黨國遺緒性質，台灣社會—尤其是國民黨支持者以外的一側—不時有中正紀念堂空間去威權化等等的發想，民進黨從2000年第1次獲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執政權後，也在執政晚期提出相關方案，但因當時時空條件未盡成熟，除了大中至正門改成「自由廣場」的字樣以外，其餘計畫都未能徹底實現。而民進黨第2次執政後，為加速台灣社會轉型正義，在行政院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也沒有忘記此一問題，近日促轉會提出「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正是民進黨政府試圖處理中正紀念堂問題所發起的又一次嘗試，該方案以「改造威權空間」及「重構紀念敘事」作為2大轉型方向，並提出移除堂體大廳內蔣介石銅像、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及破除園區整體崇拜軸線的3大處置措施，最終目標是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所謂的「反省威權歷史公園」。
坦白說，筆者對促轉會所提出的該方案有些失望。
首先，「1980年落成的中正紀念堂竟然是國定古蹟」這件事情，在一般未受到國民黨黨化教育及領袖崇拜浸習的台灣人的眼中看來，實在是荒謬至極。
雖然民進黨陳水扁總統的政府在2007年宣告該處的自由廣場與其牌樓、廊道及堂體為國定古蹟，係為因應郝龍斌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有意將該處指定為市定暫定古蹟而不得不為的對抗性手段，但終究違背社會一般通念對古蹟概念的想像。
筆者對促轉會失望的第一個問題點也正是源自於此，因為促轉會所提出的處理方案，依然是建構在「中正紀念堂是國定古蹟」的發想之上，並沒有試圖從問題的病根開始拆解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第4~5項既然有廢止古蹟指定的相關程序規定及法律授權，為何不從解除中正紀念堂的古蹟設定開始做起，而後以全面拆除堂體及牌樓等建物的方式，踏出該處空間徹底去威權化的第一步，而是在「中正紀念堂是國定古蹟」的想定下，依然執著於「保留堂體建築—變更其外觀及改造機能」的方案？難不成促轉會想要透過改造堂體建築的方式來增加其所謂的古蹟價值，進而為未來繼續保留堂體建築爭取更多的正當性？
再者，筆者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促轉會對中正紀念堂園區改造的最後目標，竟然會是建構所謂的「反省威權歷史公園」？台灣人除非加入威權體制成為其一份子，否則在國民黨打造的威權體制下，少數人成為該政權體制下的政治犯，多數人在黨國威權體制的軍警情特硬性壓迫、以及教育與媒體等系統的柔性洗腦下，遭受長期的慢性折磨，受害程度大致上只有輕重緩急之別，為什麼要未加入威權體制的多數台灣人與其後代，與作為當時施暴者的中國國民黨一同反省威權體制的生成與發展，而不是要求施暴者徹底正視歷史、為其所犯下的罪行懺悔贖罪？
促轉會是不是在試圖藉此變相責備1945年8月底前後推動自治獨立運動、但運動因內外條件未臻成熟而告流產的台灣仕紳，以及在威權體制下長期無力從事武裝反抗的多數台灣人，甚至是將未來的台灣人當作是必須被教育的新威權預備隊？筆者真心無法理解促轉會的此般思路。
坦白講，筆者希望看到的是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與其週邊相關建物自地表徹底抹去，將所謂的中正紀念公園變成一座如同大安森林公園般的綠地空間，與鄰近的國家圖書館及兩廳院共同作為文化園區的一部分，促轉會存留部份威權象徵的方案在筆者看來仍有為德不卒之處，希望促轉會能再三思。
至於作為當年加害者施暴者政治意義上後嗣的中國國民黨，針對促轉會方案所提出的各種負面意見，筆者也只能說不意外，施暴者的政治後嗣竟然有臉對促轉會方案夸夸而談，說促轉會方案撕裂社會、無視歷史，筆者認為在這件事情上最應該反省的正是這些國民黨人，但從黨主席選舉的表現來看，要國民黨反省其過往歷史的錯誤並誠心懺悔，還不如去守株待兔。
作者 /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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