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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篩、封城與方艙醫院:台灣何須效法中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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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封城措施的國家後來證實對於阻止疫情是失敗的。所以台灣需不需要像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那種「把人民當小孩子嚴厲管教」的封城作法?大家心裡都已有定數。中國國民黨和立場親近的新聞媒體們不斷質問著政府,為什麼不大規模普篩?中央是不是蓋牌隱匿疫情?為什麼不接受中國疫苗?什麼時候要蓋方艙醫院?什麼時候要宣布封城?誰知道呢?或許比起台灣,隔壁的中國是更美好的地方吧。

關於武漢肺炎疫情,中國國民黨一開始吵著要「大規模普篩」,但是耗費成本實在太高,醫療檢疫系統的資源人力恐也無法負荷,重點是疫情根本沒有嚴重到「隨便撈都有一堆人確診」的程度。香港去年社區普篩,178.3萬人只找到10名確診病例和32名隱形患者,花了港幣5.3億元(約新台幣20億元)。反而台灣採取匡列篩檢,有效擋了一年多的武漢肺炎疫情,現在仍然持續有效抵禦疫情大規模擴散。

中國在疫情期間建立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新頭殼
中國在疫情期間建立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新頭殼

再來又吵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定在「蓋牌」,長期隱匿疫情美化數字。可是連每日確診人數都有新聞記者如周玉蔻搶先洩漏精準預測了,台灣新聞媒體有數十間,在野黨也都嚴格在監督政府,中央要如何瞞過大眾,放任疫情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我不知道。

接著又問為什麼不開放「中國國藥疫苗」。我們和美國、德國、荷蘭等高端藥廠簽約收購的疫苗就快要到了,而台灣自行研發的國產疫苗也預計七月底要問世(最近才有自願受試者分享心得)。智利大規模施打中國疫苗後確診數字仍然持續飆升,其他國家也有施打中國疫苗後再度感染確診的情況。

國防部證實,疫情期間中國軍機仍舊持續擾台;國安會也警告,中國正對台灣發動擾亂疫情的假訊息認知作戰;中國國民黨和中華統一促進黨要求政府開放中國疫苗;外媒報導中國施壓疫苗需求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先前放豬瘟漂流豬來,現在又放詭異偷渡客測試台灣海防巡守;台灣爆發180例確診時,中國微博熱搜字「武統台灣趁現在」;好了不需要再補充了。這種「祖國的善意」台灣人心領了。

然後又吵什麼時候蓋「方艙醫院」。首先中國叫方艙,在台灣我們稱作鐵皮屋,那是疫情猛爆性發生,確診數字指數性成長,且遠遠超過醫療系統所能負荷才不得已採行的下下策。

學校體育館擺上百至千張床,彼此間隔兩公尺中間僅用布簾隔開,放任輕中重症患者在大型室內空間群聚交叉感染,這是中國政府的作法,雷厲風行,但疫情數字受外界嚴重質疑。

台灣光大台北地區就有至少十家醫學中心,現在中央正整合全國資源,指示各縣市地方政府開設專責醫院、徵調防疫旅館、廣設集中檢疫所和快速篩檢站,甚至社區診所也可能會投入防疫作戰行列。現在我們已經預備了多少間防疫旅館,規劃多少張專責病床,每天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記者會都會公布數字,也持續在擴大徵集中。先前一堆熱心民間人士在捐救護車,現在前線醫護則希望可以改捐正壓採檢亭。

退一萬步講,真的真的再不濟,我們還有野戰醫院或組合式緊急部署簡易醫院。台灣最近才有建築師開發出 QurE(移動式緊急部署簡易醫院原型),是可以快速組裝拆卸的單人套房式負壓隔離病房。無論如何,都不會是泛藍媒體在記者會上,不斷逼問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方艙醫院」。

再來是問什麼時候要「封城」。5月15日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宣布雙北市當天下午4點進入三級防疫警戒,那天傍晚我從台北騎車回新北三重,沿路車輛大概只剩平常的1/4,更不用說隨後幾天網路上大家廣傳分享捷運站和鬧區空蕩蕩的各種照片。

台灣是個進步的文明社會,人民普遍水準也高(至少和中國相比啦),台灣人「怕死」的真實意義是對災害具有相當程度的警覺性。地震、颱風、傳染病和各種地動山搖的天災人禍都遇過了,要怎麼應對這次來自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侵襲,大家都有經驗,也都願意配合中央的指揮調度。台灣人展現彈性的「自主封城」已有成效,雙北市政府若下令硬性規定的全面封城,恐怕會引起民心浮動造成逃難潮,更可能因此將疫情擴散至其他縣市。

前台北市和平醫院急診室主任張裕泰認為,封城是真正疫情徹底蔓延時才不得已的做壞打算,而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也說,採行封城措施的國家後來證實對於阻止疫情是失敗的。所以台灣需不需要像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那種「把人民當小孩子嚴厲管教」的封城作法?大家心裡都已有定數。

中國國民黨和立場親近的新聞媒體們不斷質問著政府,為什麼不大規模普篩?中央是不是蓋牌隱匿疫情?為什麼不接受中國疫苗?什麼時候要蓋方艙醫院?什麼時候要宣布封城?誰知道呢?或許比起台灣,隔壁的中國是更美好的地方吧。

作者/莊承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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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 方艙醫院 普篩 疫情 社會 陳時中
2021-05-20 莊承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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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林宅血案」的影視作品《世紀血案》在尚未上映前即遭遇大規模炎上,爭議核心集中在「未取得當事人與家屬同意即拍攝」以及對受難者與家屬可能造成的二度傷害。製作單位在2月7日公開致歉,承認未能第一時間請教當事人並表示將負起責任,且多位演員也陸續發聲致歉,並表態不參與後續宣傳與活動。 其後,導演亦公開道歉並宣布即刻暫停參與後製工作,使事件從單純的公關危機升級為整個產業鏈的信任危機。 公視報導亦指出,演職人員發布聯合聲明,主張製作方蓄意隱瞞未獲授權事實,並將阻止該片任何製作、上映及素材露出,顯示爭議已進入法律與權利切割的階段。 這起炎上對台灣社會的第一個直接影響,是把「歷史創傷題材」從一般娛樂消費,重新拉回到公共倫理與社會記憶的層級。林宅血案不只是懸案敘事,而是與威權年代政治暴力、受難者處境與社會轉型正義經驗緊密相連;當影視作品以此為題材卻缺乏充分的當事人溝通與授權,社會反彈不再只是對作品好壞的評價,而是對「誰有權利使用他人的悲劇」的界線重畫。這使台灣的公共討論從「藝術自由」快速轉向「程序正義」:創作能否成立,不只看表達內容,也看取得素材與處理當事人的方式是否正當。 第二個影響,是強化了台灣社會對「二度傷害」的敏感度,並把它制度化成可追究的產業風險。過去二度傷害常被視為道德問題或情緒問題,但本案中,演員與工作人員以「未獲授權」為前提提出聯合聲明、要求阻止素材露出,等同把二度傷害視為可被主張權利、可被切割責任的事件。 這會迫使未來類似題材的製作,在立項、簽約、顧問審查、法務查核、家屬溝通紀錄等環節建立可稽核流程,否則任何一個缺口都可能導致上映前崩盤,連帶傷及演員、投資、發行與平台合作。 第三個影響,是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辨識「敘事主導權」與「歷史解釋權」的權力結構。當重大事件仍有未解、仍牽涉政治與社會傷口時,影視文本不只是再現,而是會反向塑造大眾對事件的理解。爭議之所以快速擴散,正反映社會對「被改寫」「被消費」「被簡化成娛樂敘事」的警惕。這種警惕會推動更高強度的事實查核期待:史料引用是否透明、虛構與真實的邊界是否清楚、是否存在扭曲或暗示性定罪等,進而影響台灣未來拍攝政治懸案、轉型正義題材的創作方法與對外溝通策略。 第四個影響,是短期內對台灣影視產業形成「高敏感題材的資本折價」。投資方與平台在面對政治創傷或重大社會案件時,會更在意授權、風險控管與輿情成本,進而提高法務與顧問成本、拉長前期開發期、降低某些題材的可行性。這不必然導致題材消失,但會讓「有能力承擔流程成本」的團隊更具優勢,產業門檻上升,粗糙或投機的開發方式更難存活。 總結而言,《世紀血案》炎上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不在於單一作品能否上映,而在於它把「歷史創傷題材的創作倫理」從模糊的價值辯論,推進到可操作的程序要求;把「尊重當事人」從口號轉成授權、查核、溝通、責任切割的制度化成本;也讓社會更明確地要求創作在處理國家級傷口時,必須同時承擔記憶政治的重量與程序正義的底線。 作者: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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