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以「百年國恥」為手段,培養破壞和平及侵略惡鬥「新民族性」的政權,國民黨要談交流而不先求善意、對等、尊嚴,並以「要和平 反侵略」(例如勸止中共騷擾及侵略台灣)為前提,這樣的交流恐怕無異投降或自取其辱,比央視「求和說」更不堪的侮辱還可能隨後發生。
國民黨等不到中共央視為「求和說」道歉,決定不以政黨名義參加本屆海峽論壇。江啓臣說兩岸交流要有對等和尊嚴地位;又說由於這次兩岸氛圍變化,與其勉強去,不如為下次交流做準備,只要兩岸都秉持善意,交流機會仍在。國民黨以上處置基本上恰當,央視的「求和說」意指乞求和平,暗示蔡政府被共軍的滋擾嚇到求饒。這種說法完全違反交流原則。交流必須合乎善意、對等、尊嚴,廿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的兩岸交流正是秉持該原則。一旦兩岸「兵臨城下」還要談交流,或把屈辱的「求和」當成交流,這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所以無論國民黨或任何團體,要談兩岸交流就該「要和平 反侵略」。
交流的善意、對等、尊嚴都與「和平」有關。中華民國台灣自兩蔣時代(國共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是崇尚和平民主自由的國家。中共由江澤民至胡錦濤當政時期,除了反對李登輝訪美演講及台灣第一屆總統直選而製造「台海導彈危機」外,對兩岸及各國交往也大致維持和平態勢。其中最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是由鄧小平「韜光養晦」轉化而成的中共「十六大報告」及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說」。二者都高揚「和平」的價值。
「十六大報告」宣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闡釋上述宣示,說它凸顯了當今人類社會應有的文明觀和共處觀,亦即和平發展,「和平代表著公正與平等,發展預示著進步與繁榮。沒有和平不能發展,沒有發展不能進步。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已經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主導的世界事務,它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參與和共同努力。」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說」正是在反映及延續此一精神。
不幸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韜光養晦」、「和平崛起」都被推翻,毛澤東的「對內全面壓制」、「對外全面對抗」重新恢復。中共對新疆、香港、內蒙(最近又延伸到朝鮮族等)的文化滅絕及極權壓迫,對台灣的無情打壓及肆意侵擾,對印度、澳洲、加拿大、捷克、美國等的報復與衝突,只有「毫無顧忌」可以形容。這些全部違反「和平」精神,都是與和平對立的「侵略」習性。
看看習近平政權何等「侵略性」?美國國務卿龐畢歐指控「若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它就必將改變我們」,並指習近平是「已破產的極權主義的真正信仰者」;中共反駁中國熱愛和平、沒有侵略及稱霸世界基因,中國在香港施行「港版國安法」更是「民心所向」,反而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才是在破壞國際秩序及國際關係準則。美國國防部發布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書,指中共解放軍在東海台海南海及四鄰帶來諸多威脅;中國不但不承認,還指控美國才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脅」。歐盟主要領袖近日與習近平舉行視訊會議,歐盟方面批評中國經貿環境不公,「歐盟不會繼續被利用」,並表達對香港、新疆、西藏等地人權的關切;習近平堅稱香港新疆等是內政問題,中國有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世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不接受(你們這些)人權教師爺」。
正是習近平這種侵略性及「倒打一耙」,他才在網路界獲得「習總加速(中共敗亡)師」封號;同屬中共「紅二代」但頗具良知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才會說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早已不存在」,若中國真想進入現代文明社會、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就要「去習」、「非共」、「變革」與「和平」,「首先就要請習下去,打破目前這個僵局」。
而被關押至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更早已指明中共用「百年國恥」及民族主義狂熱煽高人民仇外情緒,使中國陷入自卑與自大的惡性循環;他擔心一旦中國從自認被欺凌的弱國轉為強國後,既會欺凌自己人民,又會欺負其他國家人民:「當狹隘的民族主義價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義價值,而且有了壓倒性的民意支援時,愛國就等於給強權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殘忍下流提供辯護。」
(2005年我的《中國復仇民族主義再度上路》一文也寫道:復仇民族主義是廿世紀民族主義最大逆流,全世界共產國家又以中共最沈迷此道。從中共政權建立至今,中國一直以反外仇外做為教育及宣傳主調。蘇聯的反外仇外教育,到史達林時代達到巔峰,此後一蹶不振。唯獨中國歷久彌新,「百年國恥」由一九四九年喊到現在,即將變成「兩百年國恥」;反美反英反日等的間歇性爆發,則已不知重複多少次,連足球賽或校園種族風波都會演為反外仇外暴動。)
「百年國恥」教育宣傳培養出的「中國復仇民族主義」,就是中共破壞和平及向外侵略、惡鬥(如戰狼外交)的基因。在中共一代又一代的仇恨教育下,交流已成統戰的代名詞(九二共識也是),和平不是目的,侵略擴張才是目的。尤其自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宣傳及強化「中國夢就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2014年美國學者夏偉、魯樂漢合著的《富強之路》一書即為此質疑「韜光養晦」及「和平崛起」路線將被推翻。該書並引用退休海軍少將楊毅對國家新領導人的建言,慫恿習近平動用強勢軍力壓服四鄰,叫他們乖乖聽話。
對於這樣以「百年國恥」為手段,培養破壞和平及侵略惡鬥「新民族性」的政權,國民黨要談交流而不先求善意、對等、尊嚴,並以「要和平 反侵略」(例如勸止中共騷擾及侵略台灣)為前提,這樣的交流恐怕無異投降或自取其辱,比央視「求和說」更不堪的侮辱還可能隨後發生。
《富強之路》全書結尾分析了中共兩條道路的利與弊:一是若中共新領導班子身為國際強權而更強勢、更訴諸武力侵略,那將使中共喪失國際信任,「一旦變成好戰國,中國人渴望已久、辛苦追尋的全球尊嚴,就可能從眼前消失。」二是中國新領導人若能抗拒好戰誘惑,在與鄰國發生爭執時,採取寬容態度,在國內政治制度上,愈來愈合乎民主法治,並向人民負責,「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有機會贏得長久夢想的榮耀,不只是強國,還是真正現代又偉大國家。」
鑒於國際對中共的反感逐日加深,中共的第一條道路愈行愈遠,國民黨及台灣任何團體若能因交流而讓中共回歸像《十六大報告》宣示的和平及不侵略精神,那不但有助兩岸關係回溫,更可助中國走向「真正偉大」復興。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