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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漢肺炎」,給台灣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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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疾病/防疫教育,應從小開始,並養成習慣,才不會像某些人,即令當到教授,即令已近不惑,卻還能將口罩類比成內裤。如果,真相信中國國民黨和韓等一條鞭的「人進來」,不要說「錢進來」,可能連自身的老本和性命都丟掉了。
面對嚴峻的情勢,那些無益,甚至是惡意槍口向內的口水戰,應該適而可止,而集思廣義一致對外了。人,只有能自立,才能助人。不能自立,卻妄談助人,不是無知,就只能說是居心可議了。

我在1月16日到東京,看到了日本因應此次武漢肺炎至今的防疫過程。憑良心講,台灣的防疫,依公衛的三級預防概念進行。在防堵病源入境的措施上,因有SARS的大規模實戰經驗,在亞洲,應是反應最快速的國家。日本,則因長期安定、人民守法及生活、衛生環境教育普及,缺乏境外大規模傳染實戰經驗及對中國的諸多顅忌,反而不如台灣果敢、明快。綜合中國及WHO所作的疫情報導,到2/10為止,確診病例已超過40000人,死亡人數超過800人。波及的國家,已達27國。據報載,中國封城,已達80,連北京、上海亦將實施管制式的管理。境外之感染,則以新加坡及日本波及之人數最多。疫情的全球慘況,已超出2002/2003年的SARS。

SARS之後13年,武漢肺炎再起。 圖片來源:民報
SARS之後13年,武漢肺炎再起。 圖片來源:民報

中國基於政治考量隱蔽疫情,早已不是新聞。2002年的SARS事件,即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從2002年11-12月,廣東順德市首次爆發疫情後,中國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刻意隱藏疫情,直至2003年2月,廣東省政府才發佈「非典型肺炎」的正式通告及壓低其嚴重性。隨後,即爆發大流行。在隱瞞疫情的狀況下,讓香港和台灣遭受重創。在香港和台灣醫護人員的䏈手下,才逐漸瞭解SARS的傳染途徑及控制方法。尤其,台灣的醫護人員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才找出發燒的監控、預防方式,也使其他國家倖免遭受鉅大傷害。講白一點,台灣雖因中國而被WHO排拒在外,卻付出慘痛代價,對WHO做出了灘頭堡的貢獻。

此次「武漢肺炎」的處理,中國似乎依然沿用SARS的模式,先是否認,蓋不住時,加以淡化(大事化小),到惡化至無法掩蓋時,才承認(自戀式心理防衛機轉)。只是和SARS不同,「武漢肺炎」的否認/掩蓋,僅一個多月(SARS至少3-4個月)。淡化的時間,亦相對短暫。因為,擴散的速度太快了。中國人潮在春節前的境內大規模移動及數百萬人穿梭在各國,使整個疫情失控。尤其,出現在多國的確診病例,已知其疫情的嚴重程度,中國想封鎖,大概也紙包不住火了。只是,疫情通報的延誤,已擴散、波及他國而引發大波。即令WHO祕書長有心掩蓋及淡化,也被迫只能數度更改聲明。

日本,在春節期間估計約有中國遊客七、八十萬人。先是數例「境外」(中國人)傳染。1月28日已確認奈良一位60歲男性是「境內」感染。台灣採取的防疫動作,較日本為快且層面較廣,但,也在1月28日出現首例「境內」感染。看來,在中國資訊封閉且刻意隱瞞的現實下,各國的防疫困難度愈來愈高。

依照公共衛生對疾病防禦的傳統三級預防模式,首要,杜絕感染源(初級);接下來,早期發現病人,早期治療(二級);最後,才是避免病人疾病惡化及改善其功能障礙(三級)。截至目前,在醫學上,也僅傳染病的防禦,可以真正落實。只有及早辨識出傳染源及立即防止其擴散,才可能有效扼止其擴散及危害,並找出適當的治療及預防方法(如,藥物、疫苗等)。這是常識,並不需要高深的理論或口水。

純粹從防疫的觀點來看,蔡、蘇民進黨政府對此次疫情的防治,從武漢班機的進行登機檢疫,至禁止湖北武漢旅客禁止入境,至全面暫停中國旅客入境等措施,各階段,都比日本至少提前一個星期以上。對疫情擴散的控制,相當明快,也對其他國家起了示範作用。事實上,在2002-2003年的抗SARS戰役中,以李明亮教授、陳健仁教授及蘇益仁教授等帶頜,早已顯示出台灣擁有世界上極佳的防疫專家團隊。此次的抗武漢肺炎,蔡政府的政策,有陳健仁副總統等防疫團隊的籌劃、恊助,讓傷害盡可能降低。如果是發生在馬政府時代或韓國瑜當選,真不敢想像。真是天佑台灣。

從2002-3年SARS後,2020年,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號稱擁有全球第一的外匯存底,號稱可以與美國匹敵的超強,卻再次引發疫情大災難,再度引起全球嚴重關注。儘管WHO的非洲籍祕書長,全力為中國掩飾並誇大讚揚其防疫的功勞,但,只要稍有常識和良知的人,都不難看出其資訊封閉、漠視人民健康福祉及政治凌駕醫療的心態,依舊未變,甚至變本加厲。累積的龐大財富,用於對外的無限擴張,遠大於對人民醫療、社會福利照顧的關注。雖然台灣的疫情,因處置明快而控制其惡化,伹,外在現况依然險惡,在目前及未來的防疫,至少,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政策,急待大家思考:

首先,與中國的交流及關係,該如何清楚界限?中國,從一開始就掩蓋疫惰,卻又大肆對外宣揚對台灣的週全照顧(天曉得?只有中國講得出口。自家起大火,還有嫻情去調戲他人),導致台灣被部分國家禁航、禁入境。馬政府執意簽署的世衛備忘錄,讓台灣成為WHO口中的「中國的一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其結果是,未簽備忘錄,台灣與美、日、歐等國的防疫資訊暢行無阻 。簽了備忘錄,繞至北京,卻陷入黑幕,反而成為中國的馬前卒、摭羞布,甚至,遭到魚池之殃,被禁航、禁入境。連個單純的包機撒僑,都被陷入「木馬屠城」之危。如此門戶大開的防疫政策,台灣人民能容忍其存在嗎?

接下來,應是快速修補防疫漏洞。這些漏洞,從此次的防㽻,可看出至少有三個層面:

1.中國觀光客問題:在中國政治操作下,觀光客數量的巨大起伏,是否會因人為操作,造成過多的不確定性及防疫上的困擾?台灣,因中國刻意打壓蔡政府,大舉減少或禁止人民赴台,反而讓台灣在此次疫情的波及,相對較輕;日本,則在措手不及下,波及相較為重。一個突發疫惰所遭受的健康、社會、經濟成本及代價,早已遠遠超週獲得的利益,也成為防疫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2.台商問題:撒僑或包機返台之漏洞,在首次撒儯/包機事件中,已可看出中國的本質。當緊急醫療救援時,中國仍以政治/統戰為第一考量。除了有「木馬屠城」之嫌外,不斷製造各種難以接受的難題。然後,透過某些特定台商、親中人士,內、外夾攻,披著愛心,肆意批判/反對防疫的SOP?只要中國的本質未變,相信未來的問題,將更層出不窮。除了檢疫需加強落實外,防疫性的撒僑或包機,亦應該訂立明確規範。此次包機亂象,徐正文等是否涉嫌國安五法,檢調應主動調查(尤其,已有檢舉),藉此釐清及畫出明確界限。不應任由少數不肖台商,配合中國,以人道為名,傷害大多數無辜、守法的台商及台灣人民。

3.中國新住民問題:相較於東南亞新住民的落地生根及守法,中國新住民的複雜性,就較多了。之前,在政府嚴防中國非洲豬瘟時,不是還可看到中國新住民攜帶違禁肉類入境及透過郵遞違禁肉品的各種事件?中國新住民為數二、三十萬人以上,且來自中國各地。若過度頻繁的進出中國或親屬的過度密集探訪,在資訊封閉的情況下,即令在平時,如無適當的檢疫,勢必增加防疫上的盲點、風險和困難度。此次的疫情,在中國新住民出現案例,即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日本,亦出現與台灣相似的現象。

健康的疾病/防疫教育,應從小開始,並養成習慣,才不會像某些人,即令當到教授,即令已近不惑,卻還能將口罩類比成內裤。如果,真相信中國國民黨和韓等一條鞭的「人進來」,不要說「錢進來」,可能連自身的老本和性命都丟掉了。
面對嚴峻的情勢,那些無益,甚至是惡意槍口向內的口水戰,應該適而可止,而集思廣義一致對外了。人,只有能自立,才能助人。不能自立,卻妄談助人,不是無知,就只能說是居心可議了。

WHO的決定遭質疑有政治考量,秘書長譚德塞先前表示,「疫情在中國屬緊急事件,目前在全球還不至於,但仍有可能。」他強調,雖然尚未列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但情況可能隨時改變。SARS事件是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於200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順德市首次爆發後,引發各界恐慌,並擴散至全球的一次全球傳染病疫潮。疫情造成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774個病人死亡[2]。直至2003年7月16日,疫情逐漸被消滅,同年9月2日完全消滅。

作者 / 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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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1 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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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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