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2025年秋季亞錦賽在平潭落幕，中華隊順利奪下前三名，中國隊卻在對戰中展現罕見的韌性。投手球速提升、守備精準、戰術執行度提高，讓這支中國成棒隊已與過去印象不同。 據傳，這些進步背後，有不少台灣教練與專業團隊的協助。就在這股進步的氣氛下，中國官方隨即宣布成立「中國職業棒球城市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 CPB），預計 2026 年開打。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更像是一場牽動「國球未來」的新賽局。若台灣棒球界仍抱著「純體育交流」的浪漫想像，恐怕將重蹈產業被吸空，因此筆者提出四項策略思維供台灣棒壇參考： 一、CPB仍處不確定階段，棒協與中職須先做好風險控管 中國並非首次推行職業化棒球。早在 2002 年就有「中國棒球聯賽」，後來改名「中國棒球超級聯賽」，但都因缺乏市場化基礎與商業模式而草草收場。此次推出的CPB，採城市聯賽制與跨境球員制度，允許台、港、澳與外籍選手加盟，乍看更具國際化格局。然而，這也意味著台灣可能成為主要的人才來源。若依官方規劃，每隊可納入約十名台灣球員，每隊共可吸納數十人。 台灣棒協與中職聯盟必須及早協調，釐清球員赴中參賽的資格認定、轉隊規範與合約保障，避免出現「雙掛號」、「黑箱挖角」等亂象。更重要的是，政府與體總應設定原則：台灣球員參與 CPB 不得影響國家代表隊權益，並應納入勞動與安全保障。若台灣連基本制度都沒立好，就貿然任由人才外流，後果恐非體育層面可收拾。 二、防止「棒球統戰」滲透，政府須居安思危 職業棒球看似體育賽事，實則政治操作空間極大。中國推動職業聯賽，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若CPB主打「兩岸共同推動棒球夢」的敘事，再以高薪吸引台灣教練、球員、裁判與行銷人員赴中工作，極可能成為文化統戰的載具。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體育問題，更是國家認同的議題。棒球長年被視為「國球」，象徵著台灣人在國際賽場上不屈的精神。 一旦中國以「共同發展」之名包裝成「兩岸棒球一家親」的形象工程，對年輕球迷與運動員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體育部與教育部必須儘早擬定指引，針對台灣球員赴中執教、參賽的情況，建立透明審核與安全評估機制。更要強化公眾教育，讓民眾理解「體育交流」不等於「政治歸屬」。居安思危，不是反對交流，而是防止被統戰。 三、台灣職棒球團應強化CSR，守護國球價值 在中國職棒蠢動的時刻，中華職棒各球團也該自省。近年來，台灣職棒愈來愈商業化，但若企業只追求票房與行銷、忽略社會責任，終將失去「國球」的社會支持。球團除了經營戰績，更應承擔培育新秀、深耕社區、推廣棒球文化的使命。這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核心。 面對CPB的潛在吸力，若中職球團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於基層棒球，建立與地方學校、業餘球隊的合作鏈，年輕球員自然能看見留在台灣的發展前景。政府亦應提供誘因，例如稅務減免或贊助媒合，鼓勵企業參與基層認養計畫，形成「從少棒到職棒」的完整發展路徑。當棒球真正成為全民文化，而非少數職業的舞台，任何外來聯賽的誘惑都難以撼動。 四、從防禦到共榮：台灣必須掌握主動權 若CPB真能落地實施，中國棒球的實力或許十年內可見成效，但同時也將改變海峽兩岸的體育生態。台灣不能只是被動應對，而應主動塑造「自主而開放」的體育政策，鼓勵民間企業、學界與體協合作，輸出專業與品牌，而非被動輸出人才。關鍵不在於「要不要與中國交流」，而在於「如何不被吸收」。唯有建立穩固的國內制度、完善的保障與文化自信，台灣棒球才能在全球化與政治競逐中站穩腳步。 筆者回想起黑鷹事件的教訓，到今天CPB的挑戰，台灣棒球一次又一次被迫面對抉擇。這一次，棒球迷該問的不只是下一場球誰會贏，而是：當國球成為統戰的標靶時，台灣還能守住純粹棒球的靈魂嗎？ 作者：林真心

衛福部推動健保補充保費改制，引發小資族反彈。行政院表示，政府希望使健保財務更穩健永續，並讓保費繳納制度更公平，因此卓揆已指示衛福部暫緩具爭議的規劃，廣泛聽取各界意見，加強社會溝通，尋求更周全、具共識的改革方向。 健保是台灣社會的重要根基，必須永續改革，但方向要合理。許多聲音指出，若真要改革，應優先針對濫用健保資源者與高資本利得族群，而非對準五百萬個靠微薄股息補貼生活的小股民。健保可以改，但不能改錯人。政府在推動修法前，更應審慎評估，尋求更公平、合理且真正有助健保財務穩健的方案。 我倒認為，若要同時達成「降低支出」與「增加收入」的目標，開徵「糖稅」恐怕是最直接也最合理的方式。糖攝取過多容易導致肥胖與糖尿病，而糖尿病又是健保支出的大宗。糖本身幾乎沒有營養價值，只提供短暫的快樂與熱量，但長期過量卻帶來龐大的外部成本，最終仍是全民健保共同買單。既然香菸有「菸捐」，為何糖不能有「糖捐」？ 世界衛生組織曾根據二十三國的研究指出，糖對人體的危害甚至高於菸品。人類的嗜糖反應與毒癮類似，會導致肥胖、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也會造成兒童齲齒。許多國家早已正視含糖飲料的健康風險。以英國為例，政府在二○一六年開徵含糖飲料稅，不僅為國庫帶來五．二億英鎊的收入，更促使飲料業者調整配方、降低含糖量，成功引導市場走向更健康的方向。 根據農委會的統計，台灣人每日平均糖攝取量已「超英趕美」。在此情況下，若政府真要健全健保財務，不如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評估開徵「含糖飲料稅」的可行性。其核心意義並非增加稅收，而是透過政策引導，讓民眾減少嗜糖依賴，改善國民健康，進而降低健保支出。 健保的永續，不僅靠調整收費，更要從源頭減少疾病。與其向小股民多收幾百元，不如讓全民少喝幾口糖。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