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市長的快人快語，常引發各種討論。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這是常態，不必過於在意，因為，是非自有人民公斷。不過，在洩密案，他明顯的違反了醫學倫理，應該誠實及嚴肅的面對和自我檢討。
最近，有關柯市長在過去的醫療處置和態度，再度引起社會的爭論。柯市長的若干言行，尤其，在醫療方面，確實存在爭議之點。可惜，一直在口水中戰中，模糊了該注意或警愓的焦點，也忽略了該謹守的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是最早的一種專業道德倫理規範。從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 西元前469-370年）發表醫師誓詞後，被全世界醫師奉行，已超過二千年。雖然經過時代的劇烈變遷，它的核心概念，依然被醫師視為必須被嚴守的職業道德和尊嚴。這是一種對自身專業的期許，也是一種內控機制。
法律和醫學倫理，是二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法律，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最低要求；醫學倫理，則是針對醫師對自身職業道德和尊嚴的規範。倫理的要求，高於世俗法律。法律，通常不會違反醫學倫理的精神。但，不違法，並不表示就一定符合醫學倫理。尤其，當法律與醫學倫理抵觸時，醫師往往選擇維護自身職業的尊嚴。美國醫師拒絕為死刑犯施打致死針劑，即是一個例子。
醫學倫理既然是一種專業的內控，當獲知一位醫師疑有違反醫學倫理時，該醫師所屬醫院即應召開倫理委員會處理。若無所屬醫院，即由學會/工會執行。在決定處分與否後，依違反倫理的嚴重度做出懲處（如，警告或凍結行使職權等）。早期，台大外科的「禁刀」，即是一個例子。它的決定，並不涉及法律。換句話說，醫學倫理委員會處理的核心，是審視醫師的行為是否適任做為一位醫師（依職業自我期許的尊嚴和榮譽）。違不違法，並不是重點。因為，違法，理應由行政、司法系統，依法處理。除非法律抵觸倫理，否則，倫理不應介入法律的運作。
從這個觀點，我想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也許，可供大家參考。
有關對病人祕密的處理原則，醫師誓詞中，「我將會尊重（病人）所託付給我的祕密」，一直沒有變動。即令在2017年的日內瓦宣言，也僅在其後加上「即使是在病人死去之後」（仍須遵守）而已。這是醫學倫理的核心規範之一。
「洩密」的除外條款，除病人同意外，皆須透過法律，才能執行。例如，基於審理（病人）上的需要，必須要瞭解病人的醫療狀況，以做為判決的重要參考或依據等，才能要求醫師/醫院提供病歷。只有一個特殊判例，是七0年代加卅纏訟多年的Tarasoff判例。當地法院，以醫師未能事先通知可能受害的第三者（未善盡保護之責），使其受害，而判決醫師的「保密」抗辯敗訴。目前，只要透過法院正式合法、合理的要求，大多已不會被拒絕。Tarasoff判例，則仍有持續爭議，尚未被醫師普遍接受。
當柯市長公開討論病人的病情時，除非事先已獲得病人同意，否則，違反醫師誓詞的規範，應無疑慮。因為，柯市長時任醫療小組召集人/成員，已受「尊重（病人）所託付給我的祕密」之正式規範。如果柯市長事前並未辭職，台大醫院倫理委員會，理應召開並依其違反程度，給予適當的議處。因為，這是台大醫院對其身為台大「醫師」資格適任性的審查。我相信，台大醫院理應會有經過此種流程。如果沒有，代表了內控出現問題，應該嚴肅自我檢討。
至於，衛生局處罰的輕、重、快、慢，罰款的多寡或是否在職，均是行政、法律上的問題，不是醫學倫理關心的重點。醫師的資格，可以透過法律的証照制度取得。但，適任與否，則需經得起醫學倫理的檢驗。雖然，醫學倫理的規範，除非法律有規定，否則，並不具法律的強制性。但，它卻代表了醫師對維護因職業而獲得「特權」（privilege)的尊嚴、榮譽的一種自我期許和尊重。除非他/她完全放棄醫業，否則，任何違反倫理的行為，不管在職、不在職，均須受醫師誓詞的規範和約束。
柯市長的快人快語，常引發各種討論。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這是常態，不必過於在意，因為，是非自有人民公斷。不過，在洩密案，他明顯的違反了醫學倫理，應該誠實及嚴肅的面對和自我檢討。至少，千萬不要在醫學倫理上，再重蹈覆轍。
作者 / 楊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