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宣布追溯調升中小學導師加給、提高行政工作獎金，並調高兼任與代課教師鐘點費，期望透過待遇改善，紓解日益嚴重的教師荒。此舉固然回應基層期待，但若將教師流失的原因簡化為薪資問題，恐怕無法真正對症下藥。 事實上，教育現場的壓力，早已超越薪資調整所能平衡。長期以來，教師的工作內容嚴重失衡，教學之外，行政文書、評鑑填表、計畫配合與臨時交辦層層疊加，使教師長期處於高工時與高壓狀態。當備課與專業成長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即便加薪，也難以彌補長期累積的倦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政策愈發呈現選票導向。許多改革著眼於短期政治效果與社會聲量，卻忽略校園實際運作條件。政策快速上路、頻繁調整，缺乏充分溝通與配套，學校只能被動承接，教師則成為政策落地的最末端承擔者，專業空間不斷被擠壓。 在此脈絡下，學校淪為政策成效的「檢驗平台」，換言之，各式融入課程、主題活動與宣導任務接連推出，不論是否貼近教學核心，學校都被要求全面配合、成果量化，也就是說，大量行政與做給外界看的工作被轉嫁給教師，使教育現場疲於應付形式。 此外，多項近年推動的重要政策，也實質改變了校園權責結構。包括服裝儀容管教鬆綁、學生遲到不得懲處、正向管教高度形式化，以及校事會議制度運作，都讓教師在日常管理上進退失據。當原有規範被削弱，卻未建立有效替代機制，教師不僅難以維持秩序，還須承擔更多衝突與申訴風險。 在高度申訴化的環境中，教師的專業判斷動輒遭到質疑。一旦發生爭議，往往必須自證清白，卻缺乏足夠制度後盾。當最低標準僅是避免錯誤，合理管理學生反而容易引發爭議，教師尊嚴與成就感自然流失。 如今的教學現場，早已瀰漫風聲鶴唳的氣氛。資深教師提早退休，中生代動念離開，新生代對教職望而卻步。相較於同樣具備大學學歷與專業訓練，外界就業市場提供獎金、紅利、股權等彈性報酬，彈性工時、加班費及多元職涯發展機會。年輕世代並非不愛教育，而是不願走進一條教師尊嚴與專業自主逐步流失的路，這使人才斷層迅速擴大，也凸顯教育體系長期的結構性危機。 教育是國家最根本的人才工程。若制度持續失衡，僅靠加薪止血，無法逆轉教師荒。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應該進行制度再設計，停止過度申訴文化，重建教師專業自主空間；行政減量，明確責任邊界，讓教師能專心教書、安心教書。這不只是教育政策的警訊，更是關係國家未來的重大議題。 作者：魏世昌

新版財劃法修正後讓台東縣的財力分級一夜飛升至最富裕的第 一級，台南市卻降至第五級。台東縣長饒慶鈴竟喊出「早知不要乖 乖還錢」、「懲罰還債優等生」的矯情話語，台南市長黃偉哲則無端 背負「財政不當」的罵名。要戳破這場政治騙局，只需看懂小學數學。 首先，主計總處判定一個縣市是有錢（第一級）還是窮（第五級），看的是「自有財源比率」。其公式為縣市自己賺的稅收加上中央給的統籌分配稅款的總和除以縣市一年的總花費，以百分比呈現。 台東縣升級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藍白兩黨強推不公不義的新版財劃法。因為如此，台東分到的「統籌分配稅款」暴增了220%。當分母（總花費）不變，分子（收入）突然暴增兩倍以上，算出來的比率自然衝破天際，直接超過100%。在數學上，這代表台東縣光靠自己收的稅加上這筆巨額統籌款，就足以支付所有開銷還有找。既然你已經「財富自由」了，國家當然把你列為第一級。 那饒慶鈴縣長聲稱是因為「乖乖還債」才被懲罰升等，這邏輯就像是中了樂透頭獎的人，還清了卡債後，卻跑去罵政府取消他的低收入戶資格，喊著「我是因為還卡債才被取消低收的！」。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這套哭窮邏輯適用在所有在野黨陣營縣市首長身上，先把中央的錢挖進口袋變富人，卻還想裝窮人要較高比例的中央補助。 其次，依國家制度，財力強者本應承擔較高自籌比例。在野黨縣市長既要新法的巨額現金，又要舊制的最高補助，根本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反觀被降級的台南市，才是真正的結構性不正義。外界抹黑台南市財政不當，卻無視黃偉哲市長任內在增加福利的同時，更實質還債205億元。一個能還債兩百億的城市，何來財政困難？ 問題根源在於分配公式以「公司登記地」為準。大廠製造、污染在南部，稅收與營業額卻歸台北。新法下，新竹縣市分別暴增兩百億上下，台北市總額更衝破千億，而台南市僅增159億，成長率全國墊底，這就是赤裸裸的掠奪。 最後，若藍營首長覺得升級很痛苦，解方很簡單。請貴黨立委提案廢除這個讓你們「暴富」的修正案，把多拿的錢退回國庫，重回您心念的「第五級」領補助。若不願意，就請停止把民眾當傻瓜的政治操作。 如果不願意，那就請停止這種顛倒黑白的政治操作，別把民眾當成不懂數學的傻瓜。 作者：秦靖

Behind the Facade, Migrants Confront Exploitation, Precarity, and a Recast American Dream. Across major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familiar sights of Chinatown—busy restaurants, multilingual shop signs, and bustling markets—suggest […]

    從香港反送中運動、經濟衰退等激起人民抗爭卻受鎮壓後，伊朗也步入類似情境，竟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民眾，畫面中不乏實彈、拘捕與資訊封鎖。表面上，這似乎只是又一次威權政體面對內部經濟或政治腐敗不滿的「老劇本」；然，事實上深層因果恐非表面上簡單。 首先，伊朗內部的不穩定，核心仍在於長期累積的治理失靈。經濟層面上，制裁導致通膨高企、青年失業嚴重，資源分配高度傾斜於宗教與安全體系，社會階層流動幾近停滯，即使伊朗受中國經援、仍發與人民部分高福利。惟政治層面上，神權體制將重大決策排除於民意之外，選舉與代議機制形式化，人民缺乏可被制度吸納的不滿出口。當制度無法消化壓力，街頭自然成為最後的宣洩場域，而國家機器回應的方式，也往往只剩下暴力。 其次，國際地緣政治確實構成背景，但並非直接導火線。伊朗長期處於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之下，近年又捲入中東衝突與大國博弈。中美對抗的結構，使伊朗在戰略上更傾向與「反西方陣營」靠攏，藉此取得外交與經濟喘息空間。然而，這種外部對抗並未轉化為內部改革的動力，反而強化神權統治塑造你者與他者的區分，強化神權集團統治合法性。 伊朗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體制性崩解。行政機關與宗教高度綁定、宗教權威仍具動員力，加上能源與區域影響力，使政權具有一定韌性。但中長期風險正在累積，人口結構年輕化與價值觀世俗化，加上網路全球化，其對外資訊之禁絕、社會之封閉遠不及北韓，年輕世代要不選擇苟活於境內；要不選擇遠走高飛。剩下的年輕人在經濟與發展無望下，陷入長期與當局示威又被鎮壓的惡性循環，政權或可維持「穩定」，但那是一種以高成本換取的脆弱平衡，如同借鏡中共維穩模式。 對台灣而言，伊朗地理距離太遠、經濟與制度迥異太深，仍有其深刻的啟示，不在於宗教或文化差異，而在於國家如何處理社會不滿與外部壓力的交織。目前，台灣如同伊朗一般面對經濟差距擴大、薪資停滯與朝野惡鬥，許多年輕人似乎看不見未來，竟將所有因素概括責難執政當局，莫忘從國際組織數據觀之，我國無論在政府廉潔程度、治理能力、經濟發展或民主開放度幾乎位列東亞之冠，如再以全球貧富差距、動盪化外部因素不由分說地責難當局，無疑一種純粹的情緒宣洩、未見理性。藍白所以有恃無恐，正是利用這股不滿情緒，人慣於將自身不滿責難於執政者，認為投票給某候選人即應有對應政治服務，恰與近代民主憲政邏輯相悖，國家與人民權義關係契約寫於憲法而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政府作用在於守疆衛土、維護治安、穩定經濟與制定國策而非如同「阿拉丁神燈」一般滿足所有人慾望。 當前，有志國人總將藍白之亂歸因於政客煽動，事實上，選民素質方決定政治人物素質。台灣在民主上遠勝伊朗，保障一切權利自由，國內局勢卻見一股隱然的騷動；此際，執政黨應以伊朗為戒，台灣與之同為為地緣樞，紐亟需穩定內政，否則將受強鄰染指。當前之務應降低執政黨內部因選舉帶來的分裂，先安內後攘外；其次，適度放權予立院協商議案，欲得之先予之，可拉攏藍白內部理性者，尤其是區域立委，國昌所以趾高氣焰在於不分區立委無須向選民負責，故繞過爭議人物尋找適當破口；久之，鬆散聯盟將一觸可破；最後，台灣經貿與美國綁定，立委諸公們想必在這番股市收益不少，應知箇中因素，適度讓美國介入不妨是一個好選擇，逼迫藍白在中美之間抉擇，而非以傳統政黨惡鬥來問政。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