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台北城中長大的中國來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對他們來說是一項救贖,想認同中國有群眾壓力不能說,但因為成長背景要他們認同台灣又做不到,於是就變成了嘴上講著進步價值,但是實則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一種變型(左派儒教徒),他們混亂的認同邊界,會傾向柯文哲這種人物。
很多人搞不懂柯文哲,做為一個亞斯柏格患者,他是欠缺同理心的(不是說欠缺同理心就是不好的喔),道德同理心、民族主義激情都離他很遠,他的行為都是效益論的。
民族主義者基本上都是道德同理心很強的人,容易被情緒支配,難以分析賽局。但柯文哲不同,他講預算,講效益,其他的他學不來也沒知覺,就如同效益論(功利主義)大師邊沁一樣。
不談民族主義的右派(古典自由主義)政治人物,都有這種心理素質,內部系統化傾向高,外部同理心低。柯文哲的行為模式想法沒有變過,就是針對遭遇的環境積極處理。當初上任,柯文哲以為可以大鳴大放,但北市公務員以行政程序刁難給他下馬威,他察覺了以後,把他在台大帶人那套用進去對付官僚的手段,就達成默契妥協了。
他很多公開對話是講給市政府聽的,「重點就是我其實沒那麼獨(民族主義),不會清算你們可以安心」。拼連任不跟公務員團隊達成妥協,光是行政刁難就無法推動政績。
他談兩岸一家親也是如此,這不是認同中國統治也不是俯首稱臣,而是效益的損益評估。面對中國這樣談的損益評估最小,柯文哲就這樣應付中國。
至於獨派說柯文哲沒理念騙選票,但是台灣民族主義在中國城怎麼換成選票?
效益論者在民族主義者眼裡就是扭來扭去的,所以台獨派當然會很生氣。不過台北城的市民倒不是因效益論挺柯,很多台北城中長大的中國來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對他們來說是一項救贖,想認同中國有群眾壓力不能說,但因為成長背景要他們認同台灣又做不到,於是就變成了嘴上講著進步價值,但是實則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一種變型(左派儒教徒),他們混亂的認同邊界,會傾向柯文哲這種人物。他們實際上就是那群在台北的不談台灣民族主義,自認為進步圈的泛左派輿論圈,在台北城內支撐柯文哲,而且對台灣其他的地區一樣造成影響。
在台北,蔡英文,李登輝(國民黨時期),柯文哲之類的效益論者,絕對比民族界限清晰的賴清德等人受歡迎,本土人物對於天龍國人是受統治階層,他們挺不下去。但是左派的進步價值(跟儒的仁義禮智信很像)的很合他們胃口,而柯喊進步價值喊得這麼自然,自然就吸收了大量死忠鐵桿柯粉。
柯文哲的行政效率很高,但柯文哲手下的公務員很累,但是公務員勤務變多了一定有怨氣,看得出來柯文哲的作法是避免用道德壓力去逼迫公務人員就範。以前陳水扁市長作行政改革也用過道德壓力,就是一直強調以前公務員過太爽,先踩住道德高度,效果很好,可是後來一失勢就被反撲。
馬基亞維利式的作法,是效益論者的表現型,這就是柯文哲的特質,他也確實是這樣作的。
在這個台北市長選舉的賽局,掌握了公務員+進步圈(他們自稱)就接近過半了,民進黨也不想躺這場混水的。最終無論是有多少人出來選,柯文哲都穩操勝算,所謂的獨派不怯戰,都只是把資源投進水裡,對於整體局勢影響是極為有限的。
註:打著左派進步大旗的那些意見領袖在我看來,論點跟長年接受儒教文化薰陶的歷代大儒沒啥兩樣,大多訴諸公平、正義、與儒教傳統道德是一樣的,筆者很難稱他們為進步價值。
作者 / 常山七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