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美台之間關係無比重要,台灣確實需要學會面對前所未見的美國「商人總統」。
川普首度亞洲行,在中日都受到超高規格接待,中國尤其給予皇帝級禮遇。但理當是世界領袖的川普,此行表現卻像商人而非政治家,以致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直書「中國贏了」,紐約時報也以「川普訪華為何奉承習近平」「川普正把全球領導權讓給中國」二文,評論國際秩序—中國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轉變。身處美中地位一旦轉換即將首當其衝的台灣,因此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學會面對美國「商人總統」。
紐約時報第一文說:川普訪華對習近平大加讚揚,不僅未在貿易議題上為難對方,還向他致敬,稱習領導的國家讓美國「遠遠落在後面」。他甚至把美國不斷擴大的對華貿易逆差歸咎自己的前任,而非中國。「川普對中國尊重的程度,就一位來訪的美國總統幾乎前所未有」。他似乎認為美國能以討好中國領導人,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美國和中國的角色也為此出現轉變訊號:現在是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而不是中國需要美國的幫助。
紐約時報第二文說:經過中共十九大,習近平權力已經鞏固,《經濟學人》稱他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這個尊稱原本該用於美國總統,但現在川普的國內支持度空前低落,國外對美國領導力的信心復大幅下降。「當川普執迷於構築高牆時,習近平正在忙於搭建橋樑。川普迴避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習近平卻日益接受它們—,並在國內進行使中國主宰廿一世紀的全球經濟戰略投資。」「所有這一切,也讓中國成為國際秩序的主要仲裁者。」而長久以來,「國際秩序」原是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
紐約時報的評論對中國也許「過譽」了。中國以皇帝級禮遇接待川普,不只是投商人「喜不自勝」之所好(川普連別墅及私人飛機內部都愛用廿四K金鑲嵌,習近平帶他參觀北京故宮,就介紹他抱純金花瓶),也可說是一種「先蹲後跳」的謀略,如同中國古代太公兵法說的「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博,弭耳俯伏。」(猛禽在擊殺獵物前,一定先低飛並將翅膀收起;猛獸在博殺獵物前,一定先收緊雙耳、俯伏在地)。習近平在川習二人共同致辭時強調「太平洋夠大,同時容得下中美兩國」,即是顯示中國「強國崛起」猶待舖陳,對美國仍需遜讓三分。
但對川普,紐約時報並沒有「過貶」。川普連在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上演說,都指責亞太國家以低價跟美國搶工作、WTO功能不彰、自由貿易讓美國吃虧,今後他不會再讓美國被佔便宜,「我一直以美國為優先,一如我期待在座各位以貴國為優先」。他還說不把美國貿易逆差歸咎亞太各國,而要歸咎過去歷任美國總統「漠視所致」。
試想,一個理當是世界領袖的川普斤斤計較於美國貿易被佔便宜,不知道美元做為世界貨幣,已佔盡世界多少便宜;而且美國高科技領先世界,「誰與爭鋒」;美國強力推銷的武器更是佈滿世界。製造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產業,按照彼得·杜拉克廿多年前分析,身處「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已進入知識工業時代,應該用知識與創新來競爭。想不到川普還停留在製造業思考模式,要和比美國落後、生產條件遠不如美國(除了廉價勞工)的亞太各國計較「貿易公平」,甚至忘掉自己是世界領袖,要各國和他一樣「以自己國家為優先」,不知欲置美國的「領袖風範」、「全球地位」、「世界責任」於何地!
商人在古代各國評價一向不高,東方如中國及周邊各國視商人為「四民之末」不消說,西方中世紀時代也視商業為不道德的職業,出名的威尼斯商人及猶太商人都大受鄙夷,因為他們違反當時封建莊園制要求的自給自足及社會秩序。儘管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資本主義,讓商人的地位大大改善,但商業之為職業仍然充滿負面評價。當商業最需要的「誠信」喪失或失靈後,就會出現洛瑞塔·拿坡里奧尼著作描述的《流氓經濟》、出現愛德華·錢思樂着作描述的《貪婪時代》,成為全球化時代普遍現象。
「川普現象」是否屬於以上普遍現象之一且不論,基於美台之間關係無比重要,台灣確實需要學會面對前所未見的美國「商人總統」。中國傳統智慧中就藴藏不少提防商人的儆醒之言。如詩經《氓》說:故做憨厚的商人拿布來交易絲,其實不是為了交易,而是來打我主意,要把我娶到手;但他一娶到手,馬上變臉,以前是「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如今是「不思其反」(沒想到翻臉比翻書快)。如白居易《琵琶行》說:「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如李益《江南曲》說:「嫁得瞿塘賈 ,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 ,嫁與弄潮兒。」
商人會不會對你「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然後為了更大利益而「不思其反」?會不會「商人重利輕別離」、「朝朝誤妾期」?身為被動與從屬的一方,本來就必須及早心理準備,並且「莊敬自強」。不要忘掉當年蔣經國是如何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句口號的!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