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概念，不能只爲政治社會的特定團體服務，沒有公民社會孕育的集體意識下的千錘百鍊，唯有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方能反映主權的正當性與凝聚性。

主權，乃一種對某地域、人民、或個人所施展的至高無上、排他的政治權威。換言之，為「自主自決」的最高性權威，乃對內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來源，對外保持獨立自主的一種力量和意志，主權的法律形式對內常規定於憲法或基本法中，對外則是國際的相互承認。

在國際法上，主權乃國家的權力行使。在原則上主權是合法行使權力的根據，在實際上則是擁有行使權力的實際能力。外國政府承認了一個國家的領土也就承認了其主權，也可能拒絕做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拒絕承認中華民國（ROC）在台澎金馬的主權，即是一例。不過，即使拒絕承認，也不表示享有主權，中間需要更多的法理論證及政治支持來做支撐。

查閱相關的重要文件，體認到歷史回顧需要的是真實與誠實，論「開羅宣言」與「舊金山和約」乃攸關台灣國際地位的重要文獻。1943年由美、英、中三國聯合發表的「開羅宣言」稱：「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應歸還給中華民國。」嗣後，盟軍鑒於日本在德國投降後仍頑強扺抗，為早日結束戰爭，遂於1945年7月26日發表波茨坦宣言，警告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其中第8條稱：「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

值得玩味的是，開羅宣言卻被1951年由四十八個聯軍國家與日本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所取代。該和約第二條稱：「日本玆放棄其對台灣及澎湖島之一切權利、名義及要求。」

舊金山和約並未依照開羅宣言，把台灣、澎湖的主權交還給中華民國，由於開羅宣言並沒有被批准，在形式上並非一份「法律」文件，而「和約」的法津位階當然也高於「宣言」。尤甚，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為終止戰爭狀態，簽訂「中日和平條約」，其第二條稱：「日本業於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以及南沙和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

有趣的是，日本並沒有明言把台灣、澎湖主權交還中華民國。 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國府斷交並廢除上述「中日和平條約」。雖然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日本政府卻表示︰「充分了解並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而已，並未正式給予承認。

準此，日本在1978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也未把台灣、澎湖主權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承續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和約第2條b款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事實上，日本僅在舊金山和約中聲明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並未明確表示將主權移轉給中華民國，自二次大戰後台灣從日本分離後，台灣地位應適用聯合國憲章（1945年6月26日簽字同年生效）第77條b款規定，自敵國分離的領土適用國際託管制度；同時按第76條b款規定，託管的目標在使託管領土的自治或獨立。當然，戰後台灣的國際地位歸屬，學界討論業已汗牛充棟，營造更多元的討論有助釐清、選擇、訂位台灣的國際空間。

至於台灣主權的歸屬議題，時不宜從台灣自古來以屬某國等云云，畢竟大清帝國已亡，應當從客觀上的國際法及其相關條約一窺究竟。筆者認為與其片面爭執誰擁有主權？不如探討主權在一地區或領域所衍生及發展的內涵。

回顧主權國家的歷史演進，在西發利亞條約後的歐洲國際體系，諸國可打破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的普遍性，奠基於創造主權之法理，論述性，首先國家擁有的主權可不受其他威權所宰制，對內主權之行使亦不受干涉，相對於外的國家行為可享有最大之自由，可運用所有手段來保障自身政治實體的國際生存與發展。主權概念，不能只爲政治社會的特定團體服務，沒有公民社會孕育的集體意識下的千錘百鍊，唯有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方能反映主權的正當性與凝聚性。

作者 / 林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