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在講台上教書、回家後在廚房忙碌的職業婦女，我常告訴孩子與學生：做人要表裡如一，要誠實正直。然而，現在的我卻感到無比錯亂，因為我們的國會殿堂正在用一種極其醜陋的手段，向全台灣示範如何「把錯的說成對的」。 近日，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助理費案二審逆轉，法院引用立法院的回函，將助理費解釋為「實質補貼」。更令人震驚的是，由韓國瑜院長轄下的法制局所出具的報告，竟然得出「司法機關應限縮調查範圍」的結論。這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公然「指導」司法機關不要查太嚴。若再參照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前陣子大動作提出的「助理費除罪化」，這份報告根本就是為了幫立委貪汙無罪鋪上紅地毯。 先由立法院幕僚單位產出一份看似客觀的「專業報告」，將挪用公款美化成「國會自律」與「彈性」，再由立委據此提案修法。看在我們老百姓眼裡，這分明就是「上下交相賊」，為了讓未來的貪污行為合法化所做的預先演練。 而這一切荒謬劇碼的總導演，正是立法院長韓國瑜。從過去的「苦民所苦」、「莫忘世上苦人多」到「關心助理」卻不連署，韓國瑜向來慣於用華麗且煽情的口號來包裝自己。他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助理」、照顧立法院的基層員工，但現實卻是在他領導下的法制局白紙黑字地將助理的血汗錢定義為立委可以「彈性勻用」的私房錢。在立法院的體制下，法制局長是院長任命的，若無院長的默許或授意，幕僚單位豈敢如此大膽地挑戰司法底線，寫出這種踐踏法治的報告。 韓國瑜「權貴」的本質始終未變，睡到自然醒的打混性格哪裡懂人間疾苦。 這種假惺惺的態度，看在那些加班到深夜、薪水卻可能被「回捐」或被立委拿去買私人物品的助理眼裡，該是多麼的心寒。 請別教壞我們的下一代！我是一個媽媽，也是一個老師，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孩子解釋，為什麼在學校裡拿走同學的錢叫「偷竊」，但在韓國瑜掌管的立法院裡，拿走國家的錢、犧牲助理的權益，卻可以被美化為「彈性運用」與「國會自律」。 請停止這場包庇貪污的醜陋戲碼！別讓「尊重國會」成為藏污納垢的遮羞布，也別再用「照顧助理」這種虛偽的口號來包裝你們的貪婪。我們想要的，只是一個能讓孩子相信「公理正義」依然存在的社會。 作者：宜和蓒  

「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今年唯一一號憲法判決甫一公布，國民黨團旋即提告大法官，白營也隨後譴責，指控就憲法法庭會議構成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而「違法濫權」。乍看之下，這是一場嚴肅的法制爭辯；細看之後，卻更像一則結構精巧的政治諷刺：一個長期杯葛大法官人選、導致憲法法庭無法如期如數組成的政黨，轉身指責僅存的大法官「不該開會」，並將開會人數本身塑造成憲政危機的核心。若說憲政體系需要教材，這一幕確實足以編入負面示例集。    從法律面觀察，憲法法庭的功能並非裝飾性存在，而是憲政秩序中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行使憲法審查的關鍵樞紐。其能否運作，前提在於大法官人數的補實。然而，過去一段時間，立法院特定多數以政治杯葛方式，拒絕完成人事同意權的正常行使，使憲法法庭長期處於「勉力存活」狀態。在此背景下，法庭如何在不完整編制下解釋憲法、避免憲政全面停擺，本身就是憲法解釋的核心議題之一。換言之，開會人數之爭，並非大法官自創問題，而是政治部門長期不作為所逼出的制度難題。    國民黨團此次提告，形式上是對憲法解釋程序的監督，實質上卻難以擺脫「先製造真空，再指責填補者」的矛盾。若憲法法庭嚴格等待人數補齊而全面停擺，其結果並非政治責任回歸立法院，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救濟被無限期擱置；反之，若法庭在最低可運作條件下作成判決，又被指控違反正當程序。如此「進退皆罪」的狀態，與其說是捍衛憲政，不如說是將憲政當作政治攻防的戰場。    從政治現實來看，這樣的行為對憲政文化的傷害更為深遠。民主政治允許政黨競爭，但前提是對制度底線的共同承認；當立法院多數一方面癱瘓憲法法庭的組成，另一方面又將法庭運作本身描繪成「違憲亂象」，社會接收到的訊息並非權力分立的精緻辯論，而是制度可以被策略性破壞、再反過來當作攻擊工具的示範。長此以往，人民對憲法的信賴，將不再建立於規範理性，而是取決於哪一方暫時掌握政治聲量。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團長期高舉「依法治國」之旗，卻在此事件中展現出一種選擇性法治觀：當制度有利時，程序神聖不可侵犯；當制度不利時，程序本身即成為指控對象。故不僅削弱了司法權的制衡功能，也讓憲法法庭被迫捲入政治對立的泥淖，成為替代戰場，而非終局裁判者。    總之，此番控告行動在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政治動員效果，卻在長期上為我國憲政體系留下不良先例。此無疑形成一種政爭先例，即政治人物如何先讓制度失靈，再指責制度失靈；也教導民眾，憲法不是穩定秩序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被反覆拆解的政爭工具。莫忘該部憲法之精神乃1990年代以來，經由朝野協商、妥協而來之政治秩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儼然成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一種象徵，如今藍營不認舊帳又新談算盤，是否將憲政語言視作裝飾，無疑自毀長城、又一次否定中華民國在地化，也開將鬥爭黑手伸入司法院之先例。  作者：劍藏鋒

就在美國川普政府二度宣布對台軍售、台海情勢詭譎多變的當口，國民黨立委們卻忽然「興致大發」，成群結隊飛往廈門。這趟行程的時間點充滿了令人玩味的「巧合」。一邊是中共對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與國安修法焦慮萬分，急欲尋找破口；另一邊則是掌握預算生殺大權的財政召委林思銘、手握法案排審權的司法召委翁曉玲，不約而同地現身廈門機場。 面對媒體追問，林思銘輕描淡寫說是「鄉親情誼」，翁曉玲稱是「去開開會」，葉元之更是把「不曉得」三個字練得爐火純青。彷彿他們搭的不是飛機，而是誤上了霍格華茲的特快車，連自己要去哪、跟誰去都搞不清楚。筆者不禁想問，堂堂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去一趟中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做賊一樣鬼鬼祟祟？ 最諷刺的對比，在於國家對待「老師」與「立委」的雙重標準。現行法規中，一位公立大學的系主任、甚至僅是國小兼任行政職的組長、主任，若想去中國旅遊或進行學術交流，都得經過層層關卡。簡任11職等以上的教授要向移民署申請許可，連小學主任都必須在五天前填表報備，詳閱注意事項並簽章。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此並無怨言，甚至給予高度體諒。因為我們深知，既然領受國家公帑、擔任行政職務，本就負有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忠誠義務與國安責任。為了避嫌、為了國家整體安全，這點行政程序的不便，基層老師們願意承擔。 然而，回過頭看那些掌握國家上兆國防預算、能接觸最高機密，甚至能決定國家安全法案走向的立法委員，他們去中國，卻像是去自家後院「走灶腳」。不需要報備，不需要審查，甚至連行程都可以對外保密。 看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做的？澳洲為了防堵外國勢力滲透，早在2018年就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美國與英國的國會議員若接受外國政府或組織招待，必須鉅細靡遺地申報資金來源、會面與行程，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政治醜聞。 透明公開，是民主國家對代議士最基本的要求。 反觀台灣，當藍白陣營在國會連續七百多次封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提出的「立委赴中報備」相關修法時，他們高舉的是「自由」的大旗；但當他們在敏感時刻，接受中共統戰外圍組織「台商協會」的邀請，去聆聽對岸對我國防預算的「關切」時，這面旗幟就變成了遮羞布。 若是真金不怕火煉，若是心底坦蕩蕩，為何要反對建立一套像英、美、澳等國一樣公開透明的報備機制？為何要讓國人只能透過媒體「直擊」才知曉你們的行蹤？ 中共擋不住美國的軍售，便想透過台灣內部的代理人，從國會掐住預算的咽喉。此次出面邀請的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不僅喊著「反對大罷免」，更身兼廈門「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委，其政治色彩之濃烈、統戰意圖之明顯，立委們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嚴格監控一位基層老師去中國旅遊看風景，老師們也為了國安乖乖配合；國家卻放任掌握國家命脈的立委去中國接受「精神講話」，還以此為樂。這不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國安的笑話。當立委諸公在廈門享受著「他鄉遇故知」的溫情時，連最基本的行程報備都不敢面對，那民眾又該如何相信，你們在密室裡交換的，不是台灣的未來呢？ 作者：秦靖  

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影響所有經歷這件事情的人的共同記憶。 為了避免兇手的名字流傳造成後人的追隨或是模仿，我們不會在西方主流媒體看到用人名作為事件的名稱。『德州殺人狂』不會被叫做『艾德蓋恩殺人事件』，『奧克拉荷馬爆炸案』不會被叫做『麥克維事件』，『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不會被叫做『哈里斯/克來伯德殺人事件』，『911事件』不會叫做『賓拉登殺人事件』。甚至對任何有爭議的事件都避免“造名運動”。所以『危機解密』不會被稱為『史諾登事件』。 台灣媒體在對事件的命名上需要再被教育，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會影響社會對這個事件的共同記憶，應該禁止做任何沒有意義的擴大連結。要避免造神運動第一要務就是要避免直呼人名。在那個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國民黨政府就是用這樣的手法來防止叛亂，他讓台灣人民記不住這二十萬人的名字，因為他知道如果人們記住這個名字便會產生同情。 美國習慣將因被害人或發起人來作為反案的名稱，性暴力犯罪前科者資料公佈以被害人的名字命名『梅根法案』，反壟斷法以發起人的名字命名『休曼法』。 我們不是應該學著忘記，而是該選擇記憶的方式。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走出傷痛，痛定思痛，不再讓悲劇重演。 作者 ：林瓊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