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 (6/20) 是本土傑出藝人豬哥亮的出山日子。
一個人蓋棺論定,評論他的功過,不在他生前有多少光環,做了什麼,而是他的作為產生多少影響力。藝壇歌唱,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就不如老嫗能解,平易近人,比較能廣為流傳打動人心。莎士比亞戲劇也不是為貴族而作,而是要演給一般普羅大眾在戲院觀賞,美國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也從不唱高調,他所拍的電影一定要雅俗共賞。
豬哥亮是台語秀場藝人,發跡於民國60/70年代,那時,台語受到當局刻意貶抑,上不了台面,上焉者電視裡說國語,豬哥亮卻能在台語狹縫中異軍突起,轟動全台餐廳秀場,每輛遊覽車都要播放他的錄影帶,幾乎已經到了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的地步。他的笑劇演技不做作,自然流露,迎合一般民眾的口味,撫慰在專制高壓統治下,替被壓迫者找到苦悶的出口。這並不是說他那時有什麼救人救世的崇高理想,他只是躬逢其時,時勢造英雄,意外影響那個時代。
專制高壓統治的政體,一切以維護政權為主要考量,即使發展經濟也是為了社會安定,有助政權的穩固。兩蔣戒嚴時代,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文藝作品若是符合黨國意識,就被吹捧:李建復唱「龍的傳人」,劉家昌專譜愛國歌曲:「梅花」,侯孝賢拍大中國情結的電影,黃春明寫反日的小說…,都被當局肯定才能走紅。反之,就被無情打壓,黨外書籍雜誌遭到查封,流行歌曲禁唱,就連民間布袋戲,倘若只在鄉間酬神,觀眾不多,還可以被當局容忍,一旦像黃俊雄造成電視轟動,就被要求禁用台語,改以北京話發音…,這些在21世紀人們覺得駭人聽聞,多麼不可思議!在當時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人民只能敢怒不敢言。
然而,獨裁者也是人,知道每天要人民喊革命呼叫反攻大陸,久了也會累,需要喘一口氣,休息要娛樂來調節,於是表面高唱仁義道德,私下對民間吃喝玩樂嫖賭、男女色情,基本上禁而不絕,睜一眼閉一眼,這樣子也轉移人民對欠缺公義社會的不滿,所以即使戒嚴,依然歌舞昇平,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舞照跳,歌照唱,瓊瑤虛幻小說這時應運而成暢銷書,當局寧可讓青少年去編織不存在的世界,沉醉在白馬王子和灰姑娘的白日夢裡,也不願意他們有空閒和精力去思考向政府抗議。
豬哥亮舞台秀滿口俚語粗俗話,他的粉絲大多數屬於聽不懂國語和國劇的勞工草根基層,不被當局所重視,也不被注意,這樣反而讓他不必取悅當權者,能在藝壇插科打諢,葷素不忌,有更大尺度說一般人的真話,演真實人間的悲歡離合,造就他在舞台的獨特風格,為引車賣漿的庶民所愛。
豬哥亮以搞笑起家,作家老舍定義什麼是笑:一看或一聽,就笑,這是笑話;看或聽不笑,要想了才笑,是幽默;看或聽不笑,想了也不笑,是最大的笑話。一般來說,笑劇比悲劇難演,悲劇只要幾滴眼淚就可達到效果,像明華園歌仔戲,全場幾乎在哭,但是沒有深度,徒具形式,不感人,觀眾覺得莫名其妙;而笑劇要臨場應變,並無章法,很難傳承,非懂得人性無法勝任。
人間不如意時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苦多樂少,以致寺廟和教堂到處林立,一般人生活無奈,只好把希望寄託神明,或是看笑劇使苦悶得到解脫。宋祁詞: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德國哲學家尼采說:人是地球最痛苦的動物,所以發明了笑這件事,可見笑是多麼難得,它使我們在百無聊賴的人生中,精神獲得暫時的舒緩。
豬哥亮終身在藝人的領域很敬業,沒有逾越政治,沒聽過他說 「我是中國人」 傷害台灣人的感情,也沒公開幹譙台灣政治人物,他的一生都在演台語喜劇,帶給人歡笑,人們至今重播他的遺作,他的私生活也許不完美,他的舞台成就卻受到幾乎所有藝人和廣大觀眾的肯定,將他媲美西方喜劇泰斗卓別林,他的去世是台灣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