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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互貼標籤,讓平權運動成為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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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ny our own impulses, is to deny the very thing that makes us human.” -The Matrix

「否認我們的本能,就是否認我們身為人類的本質。」–駭客任務

 

近年來在世界各國反對支持移民、同志權利、減少人民與貨物在邊界移動之阻礙等所謂進步價值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在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後,許多學者汲汲於創造理論假說來形容這些始料未及的「黑天鵝」事件。對此,筆者個人淺見則是認為在政府與知識分子推動進步觀念時,犯了傳統社會學者的錯誤,也就是過度重視理性說明這些政策會帶來那些好處,但卻忽視了個人的精神面,亦即人性,所可能產生的反應。

圖片來源:gdottv.com
圖片來源:gdottv.com

人性是脆弱的。我們與動物一樣,面對未知時最先的本能反應是逃避,是恐懼,是慌亂,是希望回到原先的狀態,沒有這些令人不安的事物威脅一直以來的生活與傳統。好奇的探索雖也是動物的天性,但是前提是能夠先保障自身的安全。出自這樣的恐慌,人們會做出各式各樣的蠢事,就像妳我一樣。而理性在克服恐懼上能夠做的事情很有限:大家可以試試看說服害怕蟑螂或有懼高症的人,蟑螂並不可怕,或是他在透明展望台上可以安全地往下看。本能與理性一樣,都是我們身為人類本質的一部分。

以這樣的想法來看,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反對同志平權運動者面對的是資訊不足、或是感覺這個社會變動得實在太快,改變以秒計算。當他們覺得價值觀與他們的世界受到威脅而快速崩潰時,自然就會往反對改變的那一方靠攏,企圖維持原有的世界觀。而當他們覺得媒體似乎並非與他們價值相同時,自然就會有被壓迫的感覺,自命為「沉默的大多數」,並形成某種「我們」對抗「他們」的意識,在「我們」這個小團體中互相傳播恐懼仇恨與不正確資訊,強化團體意識的同時也強化了對「他們」的厭惡。同樣的想法其實也會出現在推動各種社會政治運動的團體之間,使其趨向激進化。試圖以理性說服這樣的恐懼,正像上面所舉的例子一般,是事倍功半。

在平權運動爭論中最有趣的是,當支持同權者認為反對者是保守菁英,因為他們花得起錢去買大幅報紙廣告時,相反的,反對平權者也認為支持同權者是菁英,因為他們有媒體支持、大幅報導的優勢。這樣兩邊互相指控對方是「菁英」「既得利益者」的場景,像不像在英國脫歐與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情景?

而使筆者擔憂的是,如同在歐美一般,在社會議題上的激進對立,會導致雙方暴力行為的加劇。從反同人士在遊行中飛踢攻擊支持同志運動者,到他們企圖闖進立法院,一直到有同運人士因為「感覺」「記得」蔡英文說這輩子看不到同志婚姻而要號召對她「開戰」,兩方的觀點隨著部分學者與宗教人士互相批評醜化的論點,越來越像自我催眠、互貼標籤,而亦發激進與暴力化。

會在外國發生的事,就有可能在台灣發生:在美國,反墮胎人士多次槍擊墮胎診所醫師,同志運動者與公民運動者也被槍殺過;而另外一方面,企圖以傷害自己塑造烈士形象的運動者也有先例。這些極端暴力都是我們身為社會的一分子所應該共同盡力避免的。如果不幸發生了暴力事件,我們每一個人都須負責,我們的手上都會沾滿因為那暴力所流下的鮮血,尤其是那些以宗教傳統為名渲染恐懼的人,以及那些只會以理論清談貼標籤的人。就在爭議兩方互貼標籤之際,請不要忘了在每一個標籤後面都是一個人,有感覺有想法,有尊嚴有個性。他們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同學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這既是對反同運者的建議,也是對支持同運者的提醒。

同志平權運動不應該被侷限為政治運動,而應該是全民的公民運動,因此更應多方面與社會各界接觸,爭取更多支持。如果你是業務,那麼以各種可能的手段去銷售你的產品增加你的業績傾聽客戶需求找出解決方案,就是你該做的事。但是我們很少看到同運人士去拜會各大商業團體,宣傳婚姻平權可以拚經濟,讓難以生存的婚姻相關產業多一線生機;以及吸引外國人才來台工作,因為台灣低落的薪資其實對許多人來說誘因並不大,但是如果我們強調台灣在亞洲是對同志最友善的國家,也許他們還會考慮一下來台的可能性。爭取平權的共識也不該只被視為要求某些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履行承諾;否則以台灣政黨水火不容的狀況下,同運人士等於是把所有反對同志平權者全趕到反對黨那一邊,同時也自我放棄要求反對黨負起社會責任,對同運議題表態,並爭取社會大眾更多更廣的支持。舉例來說,現在國民黨正在舉行黨內主席選舉,同運團體有要求國民黨各參選人對婚姻平權議題表態嗎?還是就希望要求在立院占多數的民進黨強行多數通過婚姻平權法案就算了?就在三年前有個政黨強行通過爭議法案,然後發生的事各位應該都還記得吧?到底平權運動是希望不惜一切,跟反對者戰到底,還是尋求更大的社會共識?你也許看不起業務員、公關與廣告公司為資本主義服務,但是他們成功地說服了全世界粉紅色是給女生用的、喝某種飲料就是特定生活風格的表徵、以及車體的曲線與展場Showgirl的婀娜胴體有關。要推銷觀念的話,找這些專家比找理論派學者有效。

 林肯曾經說過:「當我化敵為友時,這不也是我摧毀敵人的一種方式?」我想,這句話剛好可以給許多有著神聖崇高目標,但是卻把反對者視為不共戴天的低能寇讎的人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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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8 Meta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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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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