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蔡英文接見海外遺屬返鄉團，強調政府會帶頭調查丶呈現真相丶追究責任歸屬，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但同一時間，多位歷史學者卻表示二二八檔案難調閱，不是有些檔案管理者以個資法為由拒絕，就是檔案法管不到國民黨檔案，應該立法（例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排除上述障礙。這能夠不令人懷疑，蔡政府處理此事有欠積極嗎？
蔡英文已經擔任總統九個多月了，檔案局徵集到的二二八史料，竟然還有一些未解密，其他相關機關及團體（如二二八加害者國民黨）也仍有拒絕開放者。這顯示蔡政府的態度不夠積極。當李扁政府已透過道歉、立碑、賠償、回復受難者名譽等，處理受害者問題。扁政府且已召集専家學者，共组真相調查小組，得出民間版的「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剩下的，對加害事證及究責的處理就是蔡政府的責任了。
扁政府民間版的責任歸屬報告，清楚定位二二八事件不是適法的「平定內亂行動」（因為二二八根本不是叛亂，連台灣統派的《海峽評論》一九九一年在北京與當年台共舉辦對談時，大家也都說二二八只是追求高度自治），而是一起有計劃的「政府殺人犯罪」，其中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不斷縱容陳儀等人違法濫權，又不聽勸阻，堅持派兵入台，大開殺戒、大肆濫捕，應負最大責任。但他們也表示，審判及究責應止於陳儀等一干犯罪者，兩年後隨政府撒退來台的外省人與此無關，更不必背負「族群衝突原罪」。
（更加不要忘了，時仼國防部長的白崇禧在二二八發生後十餘日奉命來台宣慰，救了許多正要被處決及等待被處決的無辜民眾，這位台灣的大恩人也是外省人！如果不是他，二二八最大劊子手柯遠芬「消滅台灣菁英（包括學生），保二十年安定」的密計就會完全成功，台灣人就會寃死十萬丶廿萬人。而白崇禧對台灣人的功德不只與他正直明辨有關，也與他是桂系有關。桂系在二戰結束後，沒有像政學系勾結軍統到處「刼收」，也沒有像CC及三青團涉入「分贓」及派系互鬥，最後各派再以諸如二二八大屠殺做為「消滅罪證」共同出口。）
究責涉及真相追查。許多國民黨人常說政府已道歉、賠償，事情該結束了，為什麼民進黨及獨派人士還在閙？問題就在，沒有加害者，真相就不完整；而沒有真相，就無法和解。這是全世界要對大迫害大屠殺善後，都必須面對的問題。首開政府道歉的李登輝在台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儀式致辭時亦指出：「我們不能只以建造這座紀念碑而滿足。歷史真相的公開、—以及國人心靈的重建和人格尊嚴教育的推動，都有待我們在近期內一一展開、逐步實現。」
道歉丶賠償絕不是歷史大屠殺事件的結束。面對真相及公開審判（如紐倫堡大審。但時間過度久遠如台灣二二八，只能訴諸歷史審判），促使加害受害雙方形成和解，才能讓事件結束。而時間拖延越久，越不利於真相呈現及究責。這也是越來越多人要求蔡政府加快腳步的原因。在李扁時代，國民黨猶壟斷整個政治圈，二二八真相的追查及究責全屬不可能。到蔡英文時代，政治氛圍及形勢大幅改變，蔡政府若不「畢其功於一役」，蔡政府就無異壓迫者共犯結構一員，二二八極可能永遠喪失和平結束機會，也就是永遠喪失公道。
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從政治面談「公道喪失」：「我們根據過去慘痛的歷史經驗知道，壓迫者永不自動讓度權利，自由（公道）必須由被壓迫者索取。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聽「等待」一詞，但這個「等待」往往意味「永不」，它已成為具有不良副作用的鎮定劑。我們必須體會昔日卓越法學家說過的一句話：遲遲不見公平即是抹煞公平。」
心理學家朱蒂斯·赫曼則從《創傷與復原》一書談「公道喪失」：「面對天然災害，見證者很容易同情受害者。但當創傷事件是出自人為時，見證者往往選擇遺忘。不只是加害者為了逃避罪責，會盡力促成（社會）遺忘，而且他們在自我守密之餘，還會拼命汚衊受害者，並且如果不能迫使受害者沈默，他們就讓其他人聽不到受害者聲音，或對此事諱莫如深。」這種公道喪失就昰二二八事件後長達四十年國民黨極權體制下台灣社會的狀況。
社會創傷如何復原？朱蒂斯·赫曼提出復原階段，包括尋求安全感、重建創傷故事、恢復倖存者對社會（包括加害者一方）的連繄。用南非屠圖大主教的話來說，就是達成轉型正義和解，而和解必須先有真相（關於究責，台灣如今只可能訴諸歷史審判及定讞 ）及認錯的前提；「不願面對真相及忘記真相的人，將註定重蹈覆轍。」
屠圖二OO七年訪台時還提醒台灣人：「現在不承認過去，以為它消失了，這個歷史的過去就絕對會回來傷害我們，屆時你將後悔當時沒有好好面對它。南非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仇恨和傷害，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必須掀開傷口，面對傷處，為它消毒，把葯塗上。」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的大創傷，在未曾好好面對及解決這個「轉型正義」問題前，創傷將如附骨之蛆，繼續糾纏台灣社會。讓二二八的創傷復原，就是治療二二八、救贖全體國人，給台灣一個全新的機會。
作者：孫慶餘
文章來源：風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