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蔡英文出訪中美洲，在媒體記者詢問「需要一例一休」時，總統回答「那你不必跟我說啊，你去跟你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就是來跟政府抗議，政府公親變事主，就變成這樣，你們（媒體）要自立自強啊」。

雖然蔡總統的這番話受到許多批評，但其實在某個意義上來說並沒有錯。在理論上，勞工跟資本家之間的契約關係理應是彼此相互磋商的結果，勞資應該要坐下來相互協商勞動待遇，由此觀之，勞工要求資方本就是整個契約架構下很合理的事情。

因此，台灣勞工必須要有勇氣且團結的向資方提出要求，而在當前的自由市場與法律框架裡，勞方也擁有要求資方給予合理待遇的權利，這樣說來，若把政府當成萬靈丹，凡事都要求政府來幫忙，在這樣的契約自由精神與法律制度下，顯然並不合宜－只不過，蔡總統忽略了的是，這種要求勞資彼此私下協調的說法，是以勞工「有能力」跟資方談判為前提、必須在勞資關係處在對等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但實際上在當前的台灣，勞工有這種本錢與地位嗎？

台灣的勞工為什麼不敢向老闆要求更好的待遇？最關鍵的理由是，台灣勞資地位不平等已經是長久以來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制度造就出來的事實。台灣的資本家們不僅掌握生產機器，更站在勞資關係的優勢面。

在法制面，台灣的法律對資本家極度友善，租稅減免、法令鬆綁以及幾乎毫無提升的勞工薪資水平與福利；政府態度方面，更是經常對資本家言聽計從，資本家透過金權政治掌握了更大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加上台灣長期的產業不升級以及過多剩餘勞動力流動，導致的結果就是勞工根本不敢要求福利，因為工作內容的可替代性太高，你不做還有很多人等著做。更不用說，台灣勞工權利長期被漠視，台灣幾乎沒有足夠有力的工會存在，沒有足夠有力的工會就沒有更多在政治場上要求福利與法制關注的集體力量，台灣的工會體質羸弱，在政府幾乎未曾介入輔助勞方、提升勞工地位的情況下，勞工要能與資方談判福利、薪資，幾乎是一場不可能的任務。

在這樣一種雙方權利完全不對等的情況下，勞工根本無法找到對抗資方的可能性，因此，默默忍受低薪、低福利者比比皆是，更不用說，那些遍佈台灣違反勞基法的公司裡頭，有多少人為了賺錢養家活口，不得不接受這種低於法律要求的工作水準。台灣勞工幾乎沒有談判的資源，也沒有足夠的力量能讓資方願意坐下來談。

其實勞資雙方地位不對等的問題早就存在，這也是為什麼政府裡有個部門叫做勞動部，卻沒有一個部門叫做資本家部；我們要訂定勞動基準法來規範勞工權利，但卻沒有一部資本家基準法來規範資本家的資格與待遇，為什麼？因為資本家不需要這種政府部門或法律的保障，他們追求的反而是透過勞動法案與商事法來壓低生產成本，或是在政府的協助下擴展市場。但勞資的不對等地位必須受到政府的重視，政府必須親自站上火線，調整當前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唯有雙方勢均力敵了，或至少能夠讓雙方彼此都有談判的可能性時，政府才真的能夠放手，讓勞工與資本家相互協商待遇。

如果勞資關係繼續維持現在這樣不對等的情況，那麼勞工根本手無縛雞之力，要「自立自強」從一開始就沒有機會。不用說要勞工「跟資方說」，勞工可能「連說都不敢說」。因此，政府必須介入這種資方強、勞方弱的處境，透過勞基法、勞動檢查、扶助有力工會以及支持勞工權利等做法，實質上協助勞方提升談判地位，在勞方能夠站穩腳步之後，政府自然就可以功成身退。

政府的確不應該事事都「公親變事主」，但政府要能夠放手讓市場機制自行運作的話，就必須正視當前台灣勞動市場的根本問題：「勞資地位不對等」。並且，政府應積極的介入調整，讓整個勞資關係正常化，這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因為過去的政府根本對這調整勞資地位毫無建樹。蔡總統說政府不該「公親變事主」、要勞工「自立自強」，只說對了一半，勞資地位的調整與均勢仍然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實現勞資關係的正常化，這正是台灣社會所期待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民能夠過得更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