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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同婚合法化反對者關於「效果論」之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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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針對基督教會內部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張者而寫的,原因是反對目前立法院民法親屬篇修正案的陣營,不斷散播不實的謠言。散播這些訊息的人,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

(來源:pixabay.com)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7節中,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不僅是對個人私領域道德的提醒,更是提醒基督徒在公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時,說話要有憑有據,絕不公然欺騙。在公共問題的討論上,任何人當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但若在證明自己的主張時,刻意移花接木,且不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其實是極不可取的。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如果他們訴求的主題是道德議題,自己在提出主張的過程卻明顯違反自己的信仰原則,豈不該自我檢討?明知為謠言,卻仍協助散播,豈非惡者所為?

最近網路上或LINE群組上有一篇文章,廣泛地在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當中流傳,造成嚴重的恐懼和激憤。這篇文章可以具體回應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因為文中的說詞大部分沒有任何引證和依據。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這麼陳述的:「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看到這段文字時,我直覺怪怪的,查詢了一下,仔細查詢後嚇了一跳。完全不是事實。

前幾週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時,護家盟的代表張守一先生同樣也用了這段謠言的陳述方式。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張先生並沒有符合科學精神,除了沒有交待數據來源之外,連以最簡易的因果關係來論證問題都沒有使用,於是造成了欺騙閱聽大眾的效果。

以下,僅以查詢到的可信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來源,來檢證這個說詞和這篇傳言的論點。

1. 關於「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

(1)麻省同志增加是事實,但並非該法案通過所造成;相反地,是由於該州較為開放的社會氣氛,才使得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身份。

根據蓋洛普(Gallup)(link is external)在2013年所發佈、於2012年針對全美國各州所發佈的大規模訪談,麻省人口中,有4.4%人口的自我認同是同性戀群體(LGBT),為全美各州的第七高(若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為最高的10%),略高於全美各州的平均值3.5%。如果光從這個數字來看,麻省的同性戀人口當然是增加(但並非暴增)。然而,同性戀人口增加背後的原因卻應該仔細解釋:是否是因為社會的開放度愈高,才使得原本不願意表達自我認同的人更願意表達?

針對這個問題,蓋洛普的這份報告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不能夠將同性戀人口增加的原因歸咎於同志婚姻合法化,這根本是沒有建立適當的因果關係所建立的論證。蓋洛普的這份報告進行訪談所使用的問題是:「你是否自我認同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Do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由於在各種調查中,同志身份必需仰賴受調查者願意表達其自我認同,因此,這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受訪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認同」。

根據蓋洛普的該份報告指出:美國各州同性戀族群分布的情況,並非如同以往的刻板印象,認為同性戀集中在特定的州(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同性戀身份者的分布也並非隨機的,而是和該州的「社會氣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更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比在那些較不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其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性別傾向和性別認同。蓋洛普報告又指出,普遍來講,在那些更具備自由開放態度的州,其居民要比那些社會氣氛較為保守的州更能夠接受同性戀。

從蓋洛普這份2013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美各州同志持續增加的趨勢下,決定同性戀者比例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該州是否通過同性婚姻,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相對地,決定該州同性戀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該州的社會氣氛。在更自由開放的州,對於同性戀者的接受度愈高,也就使得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

因此,那些以同性戀者增加為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者,不僅沒有引用具體數據說明,還刻意嫁接錯誤的因果關係,並非負責的作為。如果根據蓋洛普這份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這麼說:創造更加性別友善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才能讓原本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者能夠不以此為恥,也才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

(2)愛滋病增加的趨勢:沒有激增,反而減少。

必需先說明,愛滋病的感染,和同志婚姻合法化兩者之間,可以說關聯性並不高。主要是由於,愛滋病的感染主要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及不當的醫療行為所造成。

謠言所傳愛滋病增加的問題原本無須在此檢證和回應,但既然提到,還是來看統計數據。

在圖2中,根據麻省官方統計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麻省的愛滋病患者和死亡人數,無論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該年修法後,都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並沒有暴增。根據Boston Globe的計算,2002~2011年,麻省的HIV患者減低的幅度達到37%。不知道說「美國麻省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後同志暴增」的人,是否有比麻省官方統計更可信的數據?

麻省在美國各州的愛滋病人數比例向來是相當高的,近年來該省愛滋病人口逐年降低的趨勢,只能說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於愛滋病問題的防治政策得宜,並且收得不錯的成效。和同志婚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任何關聯性。

(來源:作者提供)
麻省在通過同婚合法化後,仍有社會保守派團體「群眾抵抗」(Mass Resistance)持續關注該州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並且提出證據指控有些性別教育教材的內容不當。當前台灣的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論述,也有許多都是來自於該團體。

在此必需指出,「群眾抵抗」這個團體針對不當性別教育的擔憂肯定是有道理的。然而,要將這些不當性別教育內容的原因全然歸咎於該州通過同婚合法化,應該是過度放大前後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不當的性別教育內容出現於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教材當中,應該檢討的,是該州部分採用不當教材的地方政府的性別教育政策才對,而不是歸咎於這個法案。若能在教育政策的層次和地方政府溝通,並改善不當的性別教材,必能使性別教育更為進步。論者實在不應該將焦點放錯地方。

至於台灣的反同婚團體除了引用該團體的相關資料來反對同婚合法化之外,同時也援引了台灣的高中教科書當中對於性別教育的教材,指控其內容不當。這點更難以說服人。原因在於:目前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只有在校園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若以不當的性別教育教材來反對尚未通過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團體應該將更多的心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檢討當前各個地方政府尚未完全統一的性別教育教材,讓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創造一個更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如果校園的性別教育教材真的採用了某些激進的、強調性解放的團體所提供的不當教材,所顯示的僅是「官僚失能」,未能在教材問題上嚴格把關,而非「法案通過與否」。地方政府若面對教材不當的問題能夠有所作為,肯定能更有助於健康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推進。不是嗎?

(3)麻省居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通過該法案後,支持的比例反而開始上升,逐漸從低於反對的比例變成高於後者。

從圖3中,根據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即可以看出變化。

在2004年該州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支持該法案的比例還低於反對的比例。然而,從該年度通過同婚合法化之後,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支持比例緩慢上升,反對比例則緩慢下降,兩者在2009~2010年之間出現「死亡交叉」。從此,該州民眾支持該法案的比例就持續呈現支持高於反對的狀況。

這個變化說明什麼呢?合理的推論是:麻省居民在該州通過該法案之前,過半的民眾也是對於同婚合法化之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有疑慮,故反對多於支持。然而,在通過該法案之後,該省居民可能發現,該法案的通過不僅沒有造成原先擔心的負面效應,反而可能因為先前的各種疑慮,透過自己生活的觀察,更深刻理解到,此法案的通過造成的正面效應多於負面效應,於是支持率穩定上升,反對率穩定下降。這反而更進一步證明了,該省在通過該法案後,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性別友善空間。

美國麻州民眾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圖(資料來源: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05/gay-marriage-poll_n_4903796.html)

2. 關於「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的說法。

(1)反對該法的遊行人數,僅在該法通過前「可能」超過百萬人。隔年遊行的人數已經銳減,2016年再次遊行,人數已在五萬人以下。

法國反對同婚合法化抗議浪潮的最高點,是在該法案通過前兩個月(2013年3月),反對者為了抵擋法案在國會通過(2013年5月),號召百萬人上街頭。具體數據如下: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link is external),2013年3月25日當天遊行人數,組織者估計140萬人,警方估計30萬人。

之後的2014年(link is external),由右派團體號召,在首都巴黎和大城里昂,根據警方估計的數字,共計約10萬人上街頭抗議前一年通過的法案。抗議者已比前一年大幅減少,但仍是一股可觀力量。2015年並沒有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到了2016年,根據法國媒體France 24(link is external)的報導,當年修法前主導遊行的天主教右派運動家Ludovine de la Rochere再次號召群眾上街頭,希望下屆總統候選人能支持「傳統家庭價值」。遊行的人數,根據警方估計,大約24000人。再次大幅降低。

法國情勢得從政治分析比較能看清,以下略為分析。為什麼2013年法案通過之後,僅2014年有抗議,到了2016年訴求重返街頭呢?答案是2017的法國總統大選。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任左派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政績不佳,再加上法國近年恐怖主義盛行且無法有效遏制,使得右派勢力在法國政治聲望上逐漸看漲。

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聲勢,在法國通過該法案後,雖然急遽下滑,但仍是右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好用手段之一。之所以在2016年再度號召群眾上街頭抗議同婚法,是因為希望這個議題能夠排入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討論議程,讓候選人注意。然而,實際的結果卻大出意外,參與遊行者連三年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合理的推論是:原先的抗議者不再以遊行反對,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並不如原先宣稱的所致。

近日,在右派主要政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激烈競爭中,打著上任將廢除2013年同婚法案的前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慘遭敗北,由費雍(François Fillon)代表拔得頭籌,即將進行第二輪初選。費雍在第一輪的大幅領先得票率,加上得到第一輪落敗的薩科奇的支持,預料使其在第二輪仍能勝出,代表右派最大黨出馬角逐明年法國總統。費雍雖反對法國2013年通過的同婚法案,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走中間偏右的道路,不能訴諸極右路線,因此,並未主張要廢除該法案。情勢如何,得看明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選舉當中,右派候選人究竟是費雍或者是極右派候選人雷朋(Marine Le Pen)代表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定。若是費雍代表(機率極大),則其靠近主流民意的傾向不太可能令其主張廢止該法案。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近年民意對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經呈現微幅上揚。請看下面民調。

(2)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支持高於反對的比例微幅上升,贊成方高於反對方皆10%以上。

法文維基百科根據法國重要民調機構的統計做出如圖4,以下簡要分析。

若以單一機構的變化趨勢來看較為一致,以BVA的調查而言,2013年通過前為正反方分別為58%和41%,2014年2月為61%和38%,2014年4月為55%和42%(不知何故突然大幅變動,但差距仍有10%以上,隔年又回復以往趨勢),2015年為67%和31%。

這樣的變化幅度,除了2014年4月那次變動幅度較大之外,可以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同婚合法化的議題,從立法以來,支持度是呈現微幅上升的。

合理的推論是:反對者經歷了三年的時間,逐漸發現,該法案通過後的負面效應,並不如反對方原先宣稱的那樣,甚至可能覺得反而看到不少正向效果。於是由反對的意見轉成支持的意見。

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資料來源:法文版維基百科「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詞條,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3. 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基督徒進行的回應。希望能做出自我提醒: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進行公共討論的時候,不應該公然協助散播未經查證、甚至高度扭曲的謠言。面對謠言,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還可以理解,若知道後仍轉傳,豈是有信仰良心者所當為?

必需承認,儘管目前全世界已有20個國家完成同志婚姻合法化,仍屬少數。許多西方國家仍在熱烈討論這個議題,並在此類法案通過之前,同樣走了很漫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雖不是這幾年才開始討論,但卻是在民主體制鞏固後的這幾年,才逐漸成為廣泛被討論的議題的。

筆者完全尊重不同觀點作為公民而提出見解的權利,也完全承認他們提出的許多論點,確實是台灣社會面對此議題時,可以充分討論的。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確實有許多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士,不僅提不出數據資料來說理,甚至將數據移花接木,以及不去建立因果關係就直接跳到結果。如此作為,不僅無法形成合理的公共討論風氣,更是會造成徒勞無益的彼此叫囂謾罵。更不能認同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當無法以理性說服人的時候,許多反對人士就試圖以宗教和道德的制高點來譴責不同立場的人。這實在是假宗教之名,行壓制之實。

這個問題的背後,絕對有許多面向是值得討論的。例如:關於法案的修正內容、定義;法案可能造成的效應;法案背後牽涉到的倫理議題等。然而,關於事實性的問題,難道不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嗎?不然,難道不是出於惡者所為嗎?此外,若不能將宗教信仰的語言轉換成公民社會的語言,同時在宣揚理念時,時常以不實的指控和恐懼的情緒來進行動員,則不僅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塑造,更無助於宗教福音的廣傳。作為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基督徒公民」,不可不慎!

對於基督徒該如何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向,筆者有一點建議,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需兼顧四個要素:「謹慎」詮釋後的聖經真理(重點是要謹慎)、衡量時代變遷的意義、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神的主權(意思就是,不要妄稱神的名來說別人不對或有病,替神代言)。

能這樣,台灣民主的進程則又邁進了一大步,原本在體制面向上就在社會邊緣的同性戀者,也才能活得更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更加彰顯耶穌基督與弱者同在的大愛嗎?

 

轉載自: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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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6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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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蘭政權月前殘酷鎮壓抗議民眾,引發國際震驚、譴責之後,外界認為美國可能會軍事介入,如今這個預測極有可能成真。 過去數個星期以來,川普的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與外交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代表美國方面和伊朗進行多次祕密談判,而伊朗方面仍虛以委蛇的情況之下,日前美國總統川普表明只給伊朗十天的期限重回談判桌簽署核協議,在核武、飛彈等地緣威脅問題交出讓美國方面滿意的條件,否則將命令美軍發動攻擊。同一時間美軍正大舉集結中東,準備在伊朗無意讓步後動手,而去年空襲伊朗的以色列也積極動員,美以聯手攻擊伊朗的態勢已然成形。 伊朗伊斯蘭政權為何在這個對它僅次於兩伊戰爭的政權危機的當下,仍然冥頑不靈,不肯認真的作出實質讓步?主要是伊朗伊斯蘭政權從過去歷任美國政府交涉核武問題的經驗中,認定美國不敢跟它冒著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強迫它讓步,因為大規模衝突帶來的油價上漲及經濟衝擊並非美國所能承受,川普政府也不例外;再者,在屠殺抗議民眾、經濟困境無解的情況下,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核心革命衛隊更堅持要保留,甚至加速開發核武、長程飛彈,作為嚇阻美國、以色列趁虛而入的關鍵武器,如果放棄核武、飛彈,伊朗伊斯蘭政權勢必將步上伊拉克海珊、利比亞格達費的後塵,遭到內外夾擊而崩潰。 對於川普政府來說,在目前這個時刻要求伊朗放棄核武、飛彈,從美國及中東盟邦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等國看來,是再好不過的時機,此時的伊朗伊斯蘭政權已經喪失民心、去年以色列重創防空系統及軍政高層的打擊尚未恢復,極限施壓乃至一定程度的外科手術攻擊,能夠達成外交目標迫使伊朗讓步,甚至可能讓伊朗伊斯蘭政權如同委內瑞拉那樣,在最高領袖哈梅內衣更迭(被殺或逃亡他國)之後轉向親美,有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佈局。 綜合前述情況看來,在伊朗伊斯蘭政權無意真正讓步,以及川普政府持強硬態度持續施壓之下,近日內發生如去年美、以輪番空襲伊朗的有限衝突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困獸猶鬥的伊朗伊斯蘭政權是否會冒險擴大衝突,引發難以控制的區域性戰爭,是難以預料的變數。 對於台灣來說,面對極有可能爆發的美伊衝突,除了油價上漲的經濟影響之外,更該關注的是中國的動作,習近平是否可能以和事佬姿態介入,以此向川普政府在台海問題上「討人情」?還是趁此機會擴大對台日的灰色地帶侵擾?種種可能變化值得台灣各界持續關注並未雨綢繆。 作者:局外人

美國最高法院判川普IEEPA關稅違憲:關稅不會消失,台灣談判與供應鏈風險才剛開始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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