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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同婚合法化反對者關於「效果論」之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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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針對基督教會內部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張者而寫的,原因是反對目前立法院民法親屬篇修正案的陣營,不斷散播不實的謠言。散播這些訊息的人,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

(來源:pixabay.com)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7節中,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不僅是對個人私領域道德的提醒,更是提醒基督徒在公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時,說話要有憑有據,絕不公然欺騙。在公共問題的討論上,任何人當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但若在證明自己的主張時,刻意移花接木,且不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其實是極不可取的。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如果他們訴求的主題是道德議題,自己在提出主張的過程卻明顯違反自己的信仰原則,豈不該自我檢討?明知為謠言,卻仍協助散播,豈非惡者所為?

最近網路上或LINE群組上有一篇文章,廣泛地在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當中流傳,造成嚴重的恐懼和激憤。這篇文章可以具體回應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因為文中的說詞大部分沒有任何引證和依據。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這麼陳述的:「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看到這段文字時,我直覺怪怪的,查詢了一下,仔細查詢後嚇了一跳。完全不是事實。

前幾週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時,護家盟的代表張守一先生同樣也用了這段謠言的陳述方式。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張先生並沒有符合科學精神,除了沒有交待數據來源之外,連以最簡易的因果關係來論證問題都沒有使用,於是造成了欺騙閱聽大眾的效果。

以下,僅以查詢到的可信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來源,來檢證這個說詞和這篇傳言的論點。

1. 關於「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

(1)麻省同志增加是事實,但並非該法案通過所造成;相反地,是由於該州較為開放的社會氣氛,才使得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身份。

根據蓋洛普(Gallup)(link is external)在2013年所發佈、於2012年針對全美國各州所發佈的大規模訪談,麻省人口中,有4.4%人口的自我認同是同性戀群體(LGBT),為全美各州的第七高(若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為最高的10%),略高於全美各州的平均值3.5%。如果光從這個數字來看,麻省的同性戀人口當然是增加(但並非暴增)。然而,同性戀人口增加背後的原因卻應該仔細解釋:是否是因為社會的開放度愈高,才使得原本不願意表達自我認同的人更願意表達?

針對這個問題,蓋洛普的這份報告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不能夠將同性戀人口增加的原因歸咎於同志婚姻合法化,這根本是沒有建立適當的因果關係所建立的論證。蓋洛普的這份報告進行訪談所使用的問題是:「你是否自我認同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Do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由於在各種調查中,同志身份必需仰賴受調查者願意表達其自我認同,因此,這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受訪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認同」。

根據蓋洛普的該份報告指出:美國各州同性戀族群分布的情況,並非如同以往的刻板印象,認為同性戀集中在特定的州(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同性戀身份者的分布也並非隨機的,而是和該州的「社會氣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更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比在那些較不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其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性別傾向和性別認同。蓋洛普報告又指出,普遍來講,在那些更具備自由開放態度的州,其居民要比那些社會氣氛較為保守的州更能夠接受同性戀。

從蓋洛普這份2013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美各州同志持續增加的趨勢下,決定同性戀者比例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該州是否通過同性婚姻,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相對地,決定該州同性戀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該州的社會氣氛。在更自由開放的州,對於同性戀者的接受度愈高,也就使得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

因此,那些以同性戀者增加為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者,不僅沒有引用具體數據說明,還刻意嫁接錯誤的因果關係,並非負責的作為。如果根據蓋洛普這份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這麼說:創造更加性別友善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才能讓原本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者能夠不以此為恥,也才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

(2)愛滋病增加的趨勢:沒有激增,反而減少。

必需先說明,愛滋病的感染,和同志婚姻合法化兩者之間,可以說關聯性並不高。主要是由於,愛滋病的感染主要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及不當的醫療行為所造成。

謠言所傳愛滋病增加的問題原本無須在此檢證和回應,但既然提到,還是來看統計數據。

在圖2中,根據麻省官方統計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麻省的愛滋病患者和死亡人數,無論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該年修法後,都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並沒有暴增。根據Boston Globe的計算,2002~2011年,麻省的HIV患者減低的幅度達到37%。不知道說「美國麻省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後同志暴增」的人,是否有比麻省官方統計更可信的數據?

麻省在美國各州的愛滋病人數比例向來是相當高的,近年來該省愛滋病人口逐年降低的趨勢,只能說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於愛滋病問題的防治政策得宜,並且收得不錯的成效。和同志婚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任何關聯性。

(來源:作者提供)
麻省在通過同婚合法化後,仍有社會保守派團體「群眾抵抗」(Mass Resistance)持續關注該州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並且提出證據指控有些性別教育教材的內容不當。當前台灣的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論述,也有許多都是來自於該團體。

在此必需指出,「群眾抵抗」這個團體針對不當性別教育的擔憂肯定是有道理的。然而,要將這些不當性別教育內容的原因全然歸咎於該州通過同婚合法化,應該是過度放大前後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不當的性別教育內容出現於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教材當中,應該檢討的,是該州部分採用不當教材的地方政府的性別教育政策才對,而不是歸咎於這個法案。若能在教育政策的層次和地方政府溝通,並改善不當的性別教材,必能使性別教育更為進步。論者實在不應該將焦點放錯地方。

至於台灣的反同婚團體除了引用該團體的相關資料來反對同婚合法化之外,同時也援引了台灣的高中教科書當中對於性別教育的教材,指控其內容不當。這點更難以說服人。原因在於:目前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只有在校園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若以不當的性別教育教材來反對尚未通過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團體應該將更多的心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檢討當前各個地方政府尚未完全統一的性別教育教材,讓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創造一個更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如果校園的性別教育教材真的採用了某些激進的、強調性解放的團體所提供的不當教材,所顯示的僅是「官僚失能」,未能在教材問題上嚴格把關,而非「法案通過與否」。地方政府若面對教材不當的問題能夠有所作為,肯定能更有助於健康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推進。不是嗎?

(3)麻省居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通過該法案後,支持的比例反而開始上升,逐漸從低於反對的比例變成高於後者。

從圖3中,根據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即可以看出變化。

在2004年該州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支持該法案的比例還低於反對的比例。然而,從該年度通過同婚合法化之後,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支持比例緩慢上升,反對比例則緩慢下降,兩者在2009~2010年之間出現「死亡交叉」。從此,該州民眾支持該法案的比例就持續呈現支持高於反對的狀況。

這個變化說明什麼呢?合理的推論是:麻省居民在該州通過該法案之前,過半的民眾也是對於同婚合法化之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有疑慮,故反對多於支持。然而,在通過該法案之後,該省居民可能發現,該法案的通過不僅沒有造成原先擔心的負面效應,反而可能因為先前的各種疑慮,透過自己生活的觀察,更深刻理解到,此法案的通過造成的正面效應多於負面效應,於是支持率穩定上升,反對率穩定下降。這反而更進一步證明了,該省在通過該法案後,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性別友善空間。

美國麻州民眾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圖(資料來源: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05/gay-marriage-poll_n_4903796.html)

2. 關於「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的說法。

(1)反對該法的遊行人數,僅在該法通過前「可能」超過百萬人。隔年遊行的人數已經銳減,2016年再次遊行,人數已在五萬人以下。

法國反對同婚合法化抗議浪潮的最高點,是在該法案通過前兩個月(2013年3月),反對者為了抵擋法案在國會通過(2013年5月),號召百萬人上街頭。具體數據如下: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link is external),2013年3月25日當天遊行人數,組織者估計140萬人,警方估計30萬人。

之後的2014年(link is external),由右派團體號召,在首都巴黎和大城里昂,根據警方估計的數字,共計約10萬人上街頭抗議前一年通過的法案。抗議者已比前一年大幅減少,但仍是一股可觀力量。2015年並沒有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到了2016年,根據法國媒體France 24(link is external)的報導,當年修法前主導遊行的天主教右派運動家Ludovine de la Rochere再次號召群眾上街頭,希望下屆總統候選人能支持「傳統家庭價值」。遊行的人數,根據警方估計,大約24000人。再次大幅降低。

法國情勢得從政治分析比較能看清,以下略為分析。為什麼2013年法案通過之後,僅2014年有抗議,到了2016年訴求重返街頭呢?答案是2017的法國總統大選。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任左派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政績不佳,再加上法國近年恐怖主義盛行且無法有效遏制,使得右派勢力在法國政治聲望上逐漸看漲。

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聲勢,在法國通過該法案後,雖然急遽下滑,但仍是右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好用手段之一。之所以在2016年再度號召群眾上街頭抗議同婚法,是因為希望這個議題能夠排入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討論議程,讓候選人注意。然而,實際的結果卻大出意外,參與遊行者連三年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合理的推論是:原先的抗議者不再以遊行反對,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並不如原先宣稱的所致。

近日,在右派主要政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激烈競爭中,打著上任將廢除2013年同婚法案的前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慘遭敗北,由費雍(François Fillon)代表拔得頭籌,即將進行第二輪初選。費雍在第一輪的大幅領先得票率,加上得到第一輪落敗的薩科奇的支持,預料使其在第二輪仍能勝出,代表右派最大黨出馬角逐明年法國總統。費雍雖反對法國2013年通過的同婚法案,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走中間偏右的道路,不能訴諸極右路線,因此,並未主張要廢除該法案。情勢如何,得看明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選舉當中,右派候選人究竟是費雍或者是極右派候選人雷朋(Marine Le Pen)代表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定。若是費雍代表(機率極大),則其靠近主流民意的傾向不太可能令其主張廢止該法案。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近年民意對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經呈現微幅上揚。請看下面民調。

(2)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支持高於反對的比例微幅上升,贊成方高於反對方皆10%以上。

法文維基百科根據法國重要民調機構的統計做出如圖4,以下簡要分析。

若以單一機構的變化趨勢來看較為一致,以BVA的調查而言,2013年通過前為正反方分別為58%和41%,2014年2月為61%和38%,2014年4月為55%和42%(不知何故突然大幅變動,但差距仍有10%以上,隔年又回復以往趨勢),2015年為67%和31%。

這樣的變化幅度,除了2014年4月那次變動幅度較大之外,可以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同婚合法化的議題,從立法以來,支持度是呈現微幅上升的。

合理的推論是:反對者經歷了三年的時間,逐漸發現,該法案通過後的負面效應,並不如反對方原先宣稱的那樣,甚至可能覺得反而看到不少正向效果。於是由反對的意見轉成支持的意見。

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資料來源:法文版維基百科「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詞條,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3. 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基督徒進行的回應。希望能做出自我提醒: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進行公共討論的時候,不應該公然協助散播未經查證、甚至高度扭曲的謠言。面對謠言,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還可以理解,若知道後仍轉傳,豈是有信仰良心者所當為?

必需承認,儘管目前全世界已有20個國家完成同志婚姻合法化,仍屬少數。許多西方國家仍在熱烈討論這個議題,並在此類法案通過之前,同樣走了很漫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雖不是這幾年才開始討論,但卻是在民主體制鞏固後的這幾年,才逐漸成為廣泛被討論的議題的。

筆者完全尊重不同觀點作為公民而提出見解的權利,也完全承認他們提出的許多論點,確實是台灣社會面對此議題時,可以充分討論的。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確實有許多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士,不僅提不出數據資料來說理,甚至將數據移花接木,以及不去建立因果關係就直接跳到結果。如此作為,不僅無法形成合理的公共討論風氣,更是會造成徒勞無益的彼此叫囂謾罵。更不能認同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當無法以理性說服人的時候,許多反對人士就試圖以宗教和道德的制高點來譴責不同立場的人。這實在是假宗教之名,行壓制之實。

這個問題的背後,絕對有許多面向是值得討論的。例如:關於法案的修正內容、定義;法案可能造成的效應;法案背後牽涉到的倫理議題等。然而,關於事實性的問題,難道不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嗎?不然,難道不是出於惡者所為嗎?此外,若不能將宗教信仰的語言轉換成公民社會的語言,同時在宣揚理念時,時常以不實的指控和恐懼的情緒來進行動員,則不僅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塑造,更無助於宗教福音的廣傳。作為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基督徒公民」,不可不慎!

對於基督徒該如何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向,筆者有一點建議,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需兼顧四個要素:「謹慎」詮釋後的聖經真理(重點是要謹慎)、衡量時代變遷的意義、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神的主權(意思就是,不要妄稱神的名來說別人不對或有病,替神代言)。

能這樣,台灣民主的進程則又邁進了一大步,原本在體制面向上就在社會邊緣的同性戀者,也才能活得更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更加彰顯耶穌基督與弱者同在的大愛嗎?

 

轉載自: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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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 宗教
2016-12-06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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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一審被判處17年徒刑,這個結果的政治意義遠超過單一案件本身。它不只是司法事件,而是一個直接衝擊台灣政黨結構與選民心理的轉折點。當一個曾以「第三勢力」、「清廉政治」、「反藍綠」為號召的核心人物,在一審階段就面臨如此重判,其象徵的並不只是個人政治生命的危機,而是整個第三勢力敘事是否還能成立的根本挑戰。 這起判決最直接的影響,是對支持者信任結構的動搖。過去民眾黨的支持基礎,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對傳統政黨的不滿,以及對「相對乾淨」政治形象的期待。一旦這個形象被司法認定為存在重大瑕疵,即使案件尚未定讞,政治上的信任折損已經發生。對支持者而言,接下來的選擇將變得困難:是相信這是政治迫害,還是接受司法結果反映某種事實。這種認知分裂,往往比單純的支持流失更具破壞性,因為它會讓支持群體內部開始出現裂痕。 同時,民眾黨內部也面臨結構性問題。柯文哲長期以來不只是黨主席,更是品牌本身。黨的論述、動員與媒體關注度高度集中於個人,一旦這個核心失去行動能力或政治正當性,組織就會迅速暴露出「去中心化能力不足」的問題。這種情況在選舉即將到來時尤其致命,因為地方選舉需要的是穩定的組織動員與清晰的候選人論述,而不是依賴單一領袖的聲量輸出。 然而,將這一切簡化為「第三勢力的終結」仍過於武斷。更準確的說法是,第三勢力正在被迫進入重組階段。原因在於,第三勢力之所以存在,本來就不是因為某一個人,而是因為一部分選民對既有藍綠結構的不滿仍然存在。這種不滿並不會因為一個領袖的倒下而消失,而是會尋找新的承載者。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第三勢力會不會消失,而在於它會以什麼形式重組,以及誰能在這個空缺中建立新的政治敘事。 這也讓2026地方大選的變數顯著增加。對藍綠兩大陣營而言,短期內看似有機會吸納部分游離選票,但同時也面臨新的競爭風險。若第三勢力重新整合出新的領導核心,或由既有政治人物填補空白,那麼選民結構可能再次出現重組。特別是在都會區與年輕選民之間,對「非傳統選項」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信任門檻將被大幅提高。 此外,這起案件的另一層影響,是對司法與政治關係的再度拉扯。民眾黨將判決定調為「政治干預」,而反對者則視其為司法正義的展現。這種對立不只是輿論分歧,更可能進一步強化社會對司法結果的選擇性接受。當司法判決被不同陣營賦予完全相反的政治意義時,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就會面臨長期消耗。這種消耗不會立即顯現,但會在未來類似事件中逐步累積,最終影響整體民主運作的穩定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柯文哲案揭示的是台灣政治的一個長期矛盾:選民一方面期待新政治與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對權力運作中的灰色地帶高度敏感。一旦新興政治力量無法維持其道德高度,就會比傳統政黨承受更劇烈的反彈。這意味著,未來任何試圖承接第三勢力位置的政治人物,都必須面對更嚴格的檢驗標準。 因此,這場判決真正改變的,不只是某一場選舉的勝負,而是整個政治競爭的門檻。第三勢力並未消失,但其運作空間已被重新定義。未來能夠存活下來的,不再只是擁有反體制口號的政黨,而是能在制度內運作同時維持高度透明與信任的政治組織。對選民而言,這也是一次重新思考政治選擇的契機:當情緒動員與形象敘事逐漸失效時,最終留下來的,將是對制度與責任的更嚴格要求。 作者: 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從「川普海峽」口誤看懂 中東心理戰:當命名變成能源與權力的定價工具

川普把荷姆茲海峽說成「川普海峽」,表面上看像是一場荒謬失言,實際上卻更像是當代地緣政治最典型的表演性權力操作。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到底是不是口誤,而是這種發言在當前中東局勢與全球能源市場高度緊張的背景下,為何能迅速成為市場與輿論關注焦點。這說明一件事:在 2026 年的國際政治裡,戰略不只靠軍事與制裁,也靠語言、符號與注意力來塑造現實。 荷姆茲海峽從來不是普通水道,而是全球能源秩序的神經中樞。只要這條海峽出現封鎖、半封鎖或軍事威脅,全球油價、航運保費、供應鏈成本與通膨預期都會同步受到影響。因此,當川普把這條水道與自己的名字綁在一起,這就不只是地理名稱錯置,而是一種極具川普風格的權力宣示:把國際秩序個人化,把戰略空間品牌化,讓外界下意識接受一個訊號——這條水道的命運,與他的決策意志直接綁定。 這種做法的本質,是將複雜的國際衝突簡化成一個可被媒體與群眾快速吸收的戲劇化符號。對川普而言,這種操作極其有效。因為他並不需要透過冗長外交聲明去塑造立場,只要一句荒唐卻高度可傳播的話,就能在全球社群、新聞與金融市場裡製造波紋。這種發言看似輕浮,實際上卻具備一種精準的傳播功能:它把原本嚴肅且難以理解的中東危機,轉化為一個人人都能轉述、評論與消費的政治事件。 但這種「娛樂化外交」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讓大家笑,而是讓市場短暫鬆動。當外界原本高度聚焦於「4 月 6 日之前會不會真的開戰」、「伊朗能源設施會不會被打」、「荷姆茲海峽會不會完全失能」這類高壓議題時,一句「川普海峽」突然把焦點拉向語言、人格與表演性,等於把部分市場恐慌從「立即軍事升級」暫時轉移成「川普又在演什麼」。這種轉移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戰工具。 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失言,而更像是一種低成本降壓手段。它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但成功讓市場短暫從「即將全面攤牌」的直線思考,轉向「也許這又是一次川普式極限施壓表演」的模糊判斷。對油價來說,這種模糊性有時反而足以創造短暫的橫盤與觀望空間。因為市場最怕的是明確壞消息,而不是荒謬訊號。荒謬訊號雖然讓人不安,但也會讓部分交易者暫時押注「他可能還不會真的打」。 這也正是為什麼 PTT 與社群上出現「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這類戲謔評價,卻不代表川普真的失去操作空間。相反地,這種看似被嘲諷的形象,反而可能成為他的戰略資產之一。因為只要外界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又在虛張聲勢,他就獲得了一個額外的模糊區域,可以繼續施壓、延後、測試市場與盟友反應,同時避免立刻承擔全面升級的代價。 從伊朗角度來看,「川普海峽」這種說法則帶有另一層威脅意味。因為它暗示的不是美國是否正式接管這條海峽,而是華府是否試圖在話語層面先完成控制權宣示。這對伊朗而言,是極具侮辱性與挑釁意味的訊號。因為荷姆茲海峽不只是能源通道,也是伊朗對外部世界保持戰略槓桿的重要資產。當美國總統用戲謔方式把它個人化,等於是在對伊朗說:你以為這是你的地緣籌碼,但在全球輿論與市場裡,我可以先替它重新命名。 因此,這場「口誤」真正反映的,不是川普講話隨便,而是當代國際政治已經高度進入「敘事競爭」時代。誰能命名、誰能定義、誰能把衝突說成自己的版本,誰就能在正式軍事與外交動作之前,先搶下部分主導權。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看似可笑的事件,其實不能只當成政治八卦看待。因為它直接說明:今天的地緣政治,早已不只是飛彈、油輪與外交照會的競爭,也是品牌、標籤與認知操控的競爭。 最終,「川普海峽」這句話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真的會變成地圖上的新名稱,而是因為它讓人看見一個更真實的現代政治現象:當世界進入高風險、高媒體化、高個人化的國際秩序後,語言本身就能成為戰略資產。命名,不再只是命名;它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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