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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同婚合法化反對者關於「效果論」之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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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針對基督教會內部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張者而寫的,原因是反對目前立法院民法親屬篇修正案的陣營,不斷散播不實的謠言。散播這些訊息的人,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

(來源:pixabay.com)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7節中,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不僅是對個人私領域道德的提醒,更是提醒基督徒在公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時,說話要有憑有據,絕不公然欺騙。在公共問題的討論上,任何人當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但若在證明自己的主張時,刻意移花接木,且不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其實是極不可取的。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如果他們訴求的主題是道德議題,自己在提出主張的過程卻明顯違反自己的信仰原則,豈不該自我檢討?明知為謠言,卻仍協助散播,豈非惡者所為?

最近網路上或LINE群組上有一篇文章,廣泛地在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當中流傳,造成嚴重的恐懼和激憤。這篇文章可以具體回應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因為文中的說詞大部分沒有任何引證和依據。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這麼陳述的:「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看到這段文字時,我直覺怪怪的,查詢了一下,仔細查詢後嚇了一跳。完全不是事實。

前幾週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時,護家盟的代表張守一先生同樣也用了這段謠言的陳述方式。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張先生並沒有符合科學精神,除了沒有交待數據來源之外,連以最簡易的因果關係來論證問題都沒有使用,於是造成了欺騙閱聽大眾的效果。

以下,僅以查詢到的可信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來源,來檢證這個說詞和這篇傳言的論點。

1. 關於「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

(1)麻省同志增加是事實,但並非該法案通過所造成;相反地,是由於該州較為開放的社會氣氛,才使得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身份。

根據蓋洛普(Gallup)(link is external)在2013年所發佈、於2012年針對全美國各州所發佈的大規模訪談,麻省人口中,有4.4%人口的自我認同是同性戀群體(LGBT),為全美各州的第七高(若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為最高的10%),略高於全美各州的平均值3.5%。如果光從這個數字來看,麻省的同性戀人口當然是增加(但並非暴增)。然而,同性戀人口增加背後的原因卻應該仔細解釋:是否是因為社會的開放度愈高,才使得原本不願意表達自我認同的人更願意表達?

針對這個問題,蓋洛普的這份報告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不能夠將同性戀人口增加的原因歸咎於同志婚姻合法化,這根本是沒有建立適當的因果關係所建立的論證。蓋洛普的這份報告進行訪談所使用的問題是:「你是否自我認同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Do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由於在各種調查中,同志身份必需仰賴受調查者願意表達其自我認同,因此,這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受訪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認同」。

根據蓋洛普的該份報告指出:美國各州同性戀族群分布的情況,並非如同以往的刻板印象,認為同性戀集中在特定的州(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同性戀身份者的分布也並非隨機的,而是和該州的「社會氣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更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比在那些較不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其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性別傾向和性別認同。蓋洛普報告又指出,普遍來講,在那些更具備自由開放態度的州,其居民要比那些社會氣氛較為保守的州更能夠接受同性戀。

從蓋洛普這份2013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美各州同志持續增加的趨勢下,決定同性戀者比例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該州是否通過同性婚姻,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相對地,決定該州同性戀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該州的社會氣氛。在更自由開放的州,對於同性戀者的接受度愈高,也就使得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

因此,那些以同性戀者增加為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者,不僅沒有引用具體數據說明,還刻意嫁接錯誤的因果關係,並非負責的作為。如果根據蓋洛普這份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這麼說:創造更加性別友善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才能讓原本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者能夠不以此為恥,也才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

(2)愛滋病增加的趨勢:沒有激增,反而減少。

必需先說明,愛滋病的感染,和同志婚姻合法化兩者之間,可以說關聯性並不高。主要是由於,愛滋病的感染主要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及不當的醫療行為所造成。

謠言所傳愛滋病增加的問題原本無須在此檢證和回應,但既然提到,還是來看統計數據。

在圖2中,根據麻省官方統計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麻省的愛滋病患者和死亡人數,無論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該年修法後,都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並沒有暴增。根據Boston Globe的計算,2002~2011年,麻省的HIV患者減低的幅度達到37%。不知道說「美國麻省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後同志暴增」的人,是否有比麻省官方統計更可信的數據?

麻省在美國各州的愛滋病人數比例向來是相當高的,近年來該省愛滋病人口逐年降低的趨勢,只能說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於愛滋病問題的防治政策得宜,並且收得不錯的成效。和同志婚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任何關聯性。

(來源:作者提供)
麻省在通過同婚合法化後,仍有社會保守派團體「群眾抵抗」(Mass Resistance)持續關注該州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並且提出證據指控有些性別教育教材的內容不當。當前台灣的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論述,也有許多都是來自於該團體。

在此必需指出,「群眾抵抗」這個團體針對不當性別教育的擔憂肯定是有道理的。然而,要將這些不當性別教育內容的原因全然歸咎於該州通過同婚合法化,應該是過度放大前後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不當的性別教育內容出現於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教材當中,應該檢討的,是該州部分採用不當教材的地方政府的性別教育政策才對,而不是歸咎於這個法案。若能在教育政策的層次和地方政府溝通,並改善不當的性別教材,必能使性別教育更為進步。論者實在不應該將焦點放錯地方。

至於台灣的反同婚團體除了引用該團體的相關資料來反對同婚合法化之外,同時也援引了台灣的高中教科書當中對於性別教育的教材,指控其內容不當。這點更難以說服人。原因在於:目前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只有在校園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若以不當的性別教育教材來反對尚未通過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團體應該將更多的心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檢討當前各個地方政府尚未完全統一的性別教育教材,讓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創造一個更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如果校園的性別教育教材真的採用了某些激進的、強調性解放的團體所提供的不當教材,所顯示的僅是「官僚失能」,未能在教材問題上嚴格把關,而非「法案通過與否」。地方政府若面對教材不當的問題能夠有所作為,肯定能更有助於健康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推進。不是嗎?

(3)麻省居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通過該法案後,支持的比例反而開始上升,逐漸從低於反對的比例變成高於後者。

從圖3中,根據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即可以看出變化。

在2004年該州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支持該法案的比例還低於反對的比例。然而,從該年度通過同婚合法化之後,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支持比例緩慢上升,反對比例則緩慢下降,兩者在2009~2010年之間出現「死亡交叉」。從此,該州民眾支持該法案的比例就持續呈現支持高於反對的狀況。

這個變化說明什麼呢?合理的推論是:麻省居民在該州通過該法案之前,過半的民眾也是對於同婚合法化之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有疑慮,故反對多於支持。然而,在通過該法案之後,該省居民可能發現,該法案的通過不僅沒有造成原先擔心的負面效應,反而可能因為先前的各種疑慮,透過自己生活的觀察,更深刻理解到,此法案的通過造成的正面效應多於負面效應,於是支持率穩定上升,反對率穩定下降。這反而更進一步證明了,該省在通過該法案後,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性別友善空間。

美國麻州民眾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圖(資料來源: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05/gay-marriage-poll_n_4903796.html)

2. 關於「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的說法。

(1)反對該法的遊行人數,僅在該法通過前「可能」超過百萬人。隔年遊行的人數已經銳減,2016年再次遊行,人數已在五萬人以下。

法國反對同婚合法化抗議浪潮的最高點,是在該法案通過前兩個月(2013年3月),反對者為了抵擋法案在國會通過(2013年5月),號召百萬人上街頭。具體數據如下: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link is external),2013年3月25日當天遊行人數,組織者估計140萬人,警方估計30萬人。

之後的2014年(link is external),由右派團體號召,在首都巴黎和大城里昂,根據警方估計的數字,共計約10萬人上街頭抗議前一年通過的法案。抗議者已比前一年大幅減少,但仍是一股可觀力量。2015年並沒有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到了2016年,根據法國媒體France 24(link is external)的報導,當年修法前主導遊行的天主教右派運動家Ludovine de la Rochere再次號召群眾上街頭,希望下屆總統候選人能支持「傳統家庭價值」。遊行的人數,根據警方估計,大約24000人。再次大幅降低。

法國情勢得從政治分析比較能看清,以下略為分析。為什麼2013年法案通過之後,僅2014年有抗議,到了2016年訴求重返街頭呢?答案是2017的法國總統大選。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任左派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政績不佳,再加上法國近年恐怖主義盛行且無法有效遏制,使得右派勢力在法國政治聲望上逐漸看漲。

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聲勢,在法國通過該法案後,雖然急遽下滑,但仍是右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好用手段之一。之所以在2016年再度號召群眾上街頭抗議同婚法,是因為希望這個議題能夠排入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討論議程,讓候選人注意。然而,實際的結果卻大出意外,參與遊行者連三年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合理的推論是:原先的抗議者不再以遊行反對,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並不如原先宣稱的所致。

近日,在右派主要政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激烈競爭中,打著上任將廢除2013年同婚法案的前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慘遭敗北,由費雍(François Fillon)代表拔得頭籌,即將進行第二輪初選。費雍在第一輪的大幅領先得票率,加上得到第一輪落敗的薩科奇的支持,預料使其在第二輪仍能勝出,代表右派最大黨出馬角逐明年法國總統。費雍雖反對法國2013年通過的同婚法案,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走中間偏右的道路,不能訴諸極右路線,因此,並未主張要廢除該法案。情勢如何,得看明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選舉當中,右派候選人究竟是費雍或者是極右派候選人雷朋(Marine Le Pen)代表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定。若是費雍代表(機率極大),則其靠近主流民意的傾向不太可能令其主張廢止該法案。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近年民意對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經呈現微幅上揚。請看下面民調。

(2)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支持高於反對的比例微幅上升,贊成方高於反對方皆10%以上。

法文維基百科根據法國重要民調機構的統計做出如圖4,以下簡要分析。

若以單一機構的變化趨勢來看較為一致,以BVA的調查而言,2013年通過前為正反方分別為58%和41%,2014年2月為61%和38%,2014年4月為55%和42%(不知何故突然大幅變動,但差距仍有10%以上,隔年又回復以往趨勢),2015年為67%和31%。

這樣的變化幅度,除了2014年4月那次變動幅度較大之外,可以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同婚合法化的議題,從立法以來,支持度是呈現微幅上升的。

合理的推論是:反對者經歷了三年的時間,逐漸發現,該法案通過後的負面效應,並不如反對方原先宣稱的那樣,甚至可能覺得反而看到不少正向效果。於是由反對的意見轉成支持的意見。

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資料來源:法文版維基百科「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詞條,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3. 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基督徒進行的回應。希望能做出自我提醒: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進行公共討論的時候,不應該公然協助散播未經查證、甚至高度扭曲的謠言。面對謠言,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還可以理解,若知道後仍轉傳,豈是有信仰良心者所當為?

必需承認,儘管目前全世界已有20個國家完成同志婚姻合法化,仍屬少數。許多西方國家仍在熱烈討論這個議題,並在此類法案通過之前,同樣走了很漫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雖不是這幾年才開始討論,但卻是在民主體制鞏固後的這幾年,才逐漸成為廣泛被討論的議題的。

筆者完全尊重不同觀點作為公民而提出見解的權利,也完全承認他們提出的許多論點,確實是台灣社會面對此議題時,可以充分討論的。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確實有許多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士,不僅提不出數據資料來說理,甚至將數據移花接木,以及不去建立因果關係就直接跳到結果。如此作為,不僅無法形成合理的公共討論風氣,更是會造成徒勞無益的彼此叫囂謾罵。更不能認同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當無法以理性說服人的時候,許多反對人士就試圖以宗教和道德的制高點來譴責不同立場的人。這實在是假宗教之名,行壓制之實。

這個問題的背後,絕對有許多面向是值得討論的。例如:關於法案的修正內容、定義;法案可能造成的效應;法案背後牽涉到的倫理議題等。然而,關於事實性的問題,難道不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嗎?不然,難道不是出於惡者所為嗎?此外,若不能將宗教信仰的語言轉換成公民社會的語言,同時在宣揚理念時,時常以不實的指控和恐懼的情緒來進行動員,則不僅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塑造,更無助於宗教福音的廣傳。作為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基督徒公民」,不可不慎!

對於基督徒該如何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向,筆者有一點建議,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需兼顧四個要素:「謹慎」詮釋後的聖經真理(重點是要謹慎)、衡量時代變遷的意義、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神的主權(意思就是,不要妄稱神的名來說別人不對或有病,替神代言)。

能這樣,台灣民主的進程則又邁進了一大步,原本在體制面向上就在社會邊緣的同性戀者,也才能活得更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更加彰顯耶穌基督與弱者同在的大愛嗎?

 

轉載自: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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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 宗教
2016-12-06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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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棒新球季即將開打。2024年世界12強、2025年WBC資格賽、2026年WBC,台灣隊接連創造佳績,帶動國內棒球的人氣熱潮,職棒場均觀眾人數跟著突破新高。觀察社會各界的期待與討論,從宏觀的產業發展來看,未來幾年,台灣有幾個重要機會應當好好把握。 中華棒協和職棒聯盟將交接政權 首先是體育圈重要人士的任命。賴清德總統兌現政見承諾成立運動部,有計劃性的推動職業運動、競技運動和全民運動,延攬兩屆奧運金牌國手李洋出任首任部長。李洋年紀雖輕,但是剛從選手退役,具備第一線運動員的視野和人脈連結。此外,總統的欽點與兩面奧運獎牌的雙重加持,讓他在階級輩份制度厚重的體育界,尚能伸展拳腳推動改革。 攸關國手備戰訓練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最近確定由中華奧會前主席林鴻道接掌董事長,與執政黨關係友好的資深體育人士趙士強擔任執行長,前體大校長、富邦悍將領隊林華韋就任副執行長。國訓中心、棒協、職棒聯盟三位一體,在國內四級棒球發展和國際賽事代表隊的籌組、賽事、訓練各司重要角色。由與政府合作已久的資深人士接棒國訓中心要職,可發揮後勤訓練方面,定心丸的作用。 中華棒協方面,中信集團負責人辜仲諒的兩屆理事長任期將屆滿。最新媒體報導傳出,中信董事長陳國恩及前經濟部長、崇越集團董事長郭智輝皆有意爭取。 暫且不論棒協的會員票數主要由哪些系統掌握,棒協理事長一職攸關國內四級棒球的經營及發展,是國內成棒、職棒、旅外、國家隊的人才養成農場。協會理事長一是需具備足夠的社會份量,能夠一呼百諾,二是需具備相當人脈與財力,能夠協調資源、跨界溝通。從這個角度來看,具中信集團背景的陳國恩,以及經營成棒隊、經營台日關係多年的郭智輝,都具備充足條件,皆是可靠人選。 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功績卓著、深獲聯盟六球團共同支持的立法委員蔡其昌兩屆任期同樣也將屆滿。根據媒體揭露,國民黨立委洪孟楷、教育部次長張廖萬堅都是目前傳聞名單。六球團大約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討論新會長人選。 無倫是前任會長吳志揚,或是現任會長蔡其昌,對棒球運動都有足夠的理解和認識,兩人在藍綠兩黨皆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協調與體育署、棒協之間的紛爭,或是推動政策改革也親力親為,因此受到當年四球團、現在六球團的認可,也獲得球迷普遍正面的評價。 張廖萬堅在台中擔任立委時期就長期支持地方體育發展,體育運動可說是他監督與推動政策的「守備範圍」,接任教育部政次後,體育署(運動部)也在他的督導範圍內;體育圈人士對他並不陌生,接任聯盟會長,也較名符其實,可望能繼續延續「蔡其昌-辜仲諒」合作體制。 相較之下,洪孟楷的體育資歷較為單薄。固然他是坐擁淡水十數萬票選民的支持當選立法委員,也接下母親郭素春政治衣缽,但他與體育發展、尤其棒球運動的連結並不深,無論是國會的相關表現或者平時的社群經營,看起來是場外球迷心態,而非圈內知情者姿態,直接一點的說,對球迷而言,洪孟楷頂多就是個「好像有看一點棒球」的國民黨政治人物。 聯盟新會長的機會 聯盟新會長的人選有哪些人,要等到下半年才會逐漸明朗。根據媒體報導,六球團大約將在八、九月啟動討論。新會長的機會,倒是可以先提出來談。 首先是推動國家代表隊的專職化。我們應該借鏡日本的公司化經營,由專職的教練團和後勤系統,長期追蹤國內外球員動向,而非遇到國際賽時才任務性編組,又從職棒隊伍當中徵招調用教練支援。如此才是長遠之道。 其二是加速室內棒球場,也就是大巨蛋的加速興建。台北大巨蛋的啟用與新鮮感,增加觀眾進場意願,開發新客群,也創造更多合作商機。然而每年職棒賽事的場次安排,仍由遠雄公司所掌握,對於職棒的發展與成長並不利。 除了已經完工的台北大巨蛋,台中、新北、桃園三縣市已有明確的建設大巨蛋計劃。聯盟新會長應該結合棒協、運動部、地方政府的資源和力量,招募民間企業共同商業開發。 第三,壯大亞洲冬季聯盟,以亞太棒球的春訓基地為目標,推動更多成人棒球場。今年台南的國際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啟用,擁有兩座成人球場;而位於高雄的台鋼科大(前高苑科大)的棒球基地也已開始運作,以及屏東的國際棒球場也正在建造中。 增加職棒一、二軍、業餘成棒的場地與賽事是無疑好事,從球員、裁判、球場人員的練兵養成都有正面助益。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擴充現有的亞洲冬季聯盟,將其視為台灣棒球除了職棒以外的第二根重要支柱。 台灣的緯度與日本沖繩石垣島相近,南台灣其實相當適合發展台、日、韓、澳球隊的春訓交流商機。包括雲林的斗六球場、嘉義縣市的兩座球場、高雄的青埔國慶棒球場都應該有更長期且完善資源挹注。 第四,探詢是新球隊的可能性。職棒重返六隊後經營有成,加上12強與WBC的全民熱潮。所謂民氣可用,職棒拓展第七隊、甚至第八隊的可能性並非不可能。增加對戰組合、擴增市場規模是必要。從屬地主義和人口經營的角度,目前大新竹、大嘉義、高屏(南高雄與屏東)都有龐大的開發潛力。 從吳志揚會長招募頂新味全重返職棒,到蔡其昌會長招募台鋼集團成為第六隊。經營職棒,金融、服務的B2C企業向來較有興趣。檯面上玉山、國泰和台新新光過去都是四級棒球的長期贊助商,如何吸引這些企業「坐上牌桌」,將是新會長的機會和挑戰。 作者:江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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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失聯移工數量接近十萬,不能再被視為「偶發」或「個案道德」。它是一種制度結果:供需被人為扭曲、執法成本不足、責任分散到看不見的地方。現行架構下,主管機關常以「引進人力」為主、以「收費機制」為輔,後端的轉職彈性、黑工需求端查緝、以及違法獲利的切斷,反而變成各部門互相推給對方的縫隙。結果是:守法雇主承擔更多程序成本,非法雇主以更少風險取得更彈性的人力,市場訊號自然會把人推向地下化。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仲介費,但仲介費最多只能解釋「為什麼需要快速回本」,解釋不了「為什麼黑市能長期存在」。更關鍵的是黑工的薪資溢價與現金流速度。對背債來台的人來說,合法工作若受限於工種、工時與轉職禁令,黑工卻能提供更高日薪、更少限制、更快入袋,差距足以構成明確的經濟誘因。當違法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逃逸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被制度鼓勵的理性選擇。 要讓失聯問題真正下降,政策必須反過來改變成本結構。第一步不是喊口號,而是讓非法市場「不划算」。對於非法雇主、地下仲介與收留網絡,罰則必須與實際獲利等量級,並強化查緝密度與追金能力,讓「被抓」成為高概率事件,而非低概率罰款。第二步是鬆動合法市場的僵硬設計。有限度的跨職類轉換、可追蹤的轉換機制、以及更透明的媒合平台,能降低移工「只有逃逸才能換工作」的誘因,讓人力回到可管理的合法軌道。第三步是源頭管理:從招募、訓練、契約資訊透明到仲介機制的改革,必須以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債務壓力為目標,而不是讓成本與風險持續外包給雇主與社會。 此外,移工大量進入社區、工地與家庭照護,文化摩擦本來就會上升。問題不在多元本身,而在配套不足:語言訓練不夠、社區支援不足、雇主與移工對服務標準期待落差,最後都會轉化為民怨與標籤化。當治理缺席,多元就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社會裂痕只會更深。 移工可以是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但前提是制度要讓「守法」成為最有利的選擇。若政府只擴大引進數量,卻不處理黑工需求端、轉職彈性與執法落差,失聯數字不會自然回落,地下市場只會更成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情緒辯論,而是把合法市場做強、把非法市場做窄,讓治理回到可計算、可執行、可問責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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