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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同婚合法化反對者關於「效果論」之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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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針對基督教會內部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張者而寫的,原因是反對目前立法院民法親屬篇修正案的陣營,不斷散播不實的謠言。散播這些訊息的人,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

(來源:pixabay.com)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7節中,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不僅是對個人私領域道德的提醒,更是提醒基督徒在公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時,說話要有憑有據,絕不公然欺騙。在公共問題的討論上,任何人當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但若在證明自己的主張時,刻意移花接木,且不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其實是極不可取的。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如果他們訴求的主題是道德議題,自己在提出主張的過程卻明顯違反自己的信仰原則,豈不該自我檢討?明知為謠言,卻仍協助散播,豈非惡者所為?

最近網路上或LINE群組上有一篇文章,廣泛地在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當中流傳,造成嚴重的恐懼和激憤。這篇文章可以具體回應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因為文中的說詞大部分沒有任何引證和依據。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這麼陳述的:「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看到這段文字時,我直覺怪怪的,查詢了一下,仔細查詢後嚇了一跳。完全不是事實。

前幾週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時,護家盟的代表張守一先生同樣也用了這段謠言的陳述方式。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張先生並沒有符合科學精神,除了沒有交待數據來源之外,連以最簡易的因果關係來論證問題都沒有使用,於是造成了欺騙閱聽大眾的效果。

以下,僅以查詢到的可信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來源,來檢證這個說詞和這篇傳言的論點。

1. 關於「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

(1)麻省同志增加是事實,但並非該法案通過所造成;相反地,是由於該州較為開放的社會氣氛,才使得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身份。

根據蓋洛普(Gallup)(link is external)在2013年所發佈、於2012年針對全美國各州所發佈的大規模訪談,麻省人口中,有4.4%人口的自我認同是同性戀群體(LGBT),為全美各州的第七高(若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為最高的10%),略高於全美各州的平均值3.5%。如果光從這個數字來看,麻省的同性戀人口當然是增加(但並非暴增)。然而,同性戀人口增加背後的原因卻應該仔細解釋:是否是因為社會的開放度愈高,才使得原本不願意表達自我認同的人更願意表達?

針對這個問題,蓋洛普的這份報告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不能夠將同性戀人口增加的原因歸咎於同志婚姻合法化,這根本是沒有建立適當的因果關係所建立的論證。蓋洛普的這份報告進行訪談所使用的問題是:「你是否自我認同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Do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由於在各種調查中,同志身份必需仰賴受調查者願意表達其自我認同,因此,這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受訪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認同」。

根據蓋洛普的該份報告指出:美國各州同性戀族群分布的情況,並非如同以往的刻板印象,認為同性戀集中在特定的州(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同性戀身份者的分布也並非隨機的,而是和該州的「社會氣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更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比在那些較不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其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性別傾向和性別認同。蓋洛普報告又指出,普遍來講,在那些更具備自由開放態度的州,其居民要比那些社會氣氛較為保守的州更能夠接受同性戀。

從蓋洛普這份2013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美各州同志持續增加的趨勢下,決定同性戀者比例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該州是否通過同性婚姻,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相對地,決定該州同性戀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該州的社會氣氛。在更自由開放的州,對於同性戀者的接受度愈高,也就使得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

因此,那些以同性戀者增加為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者,不僅沒有引用具體數據說明,還刻意嫁接錯誤的因果關係,並非負責的作為。如果根據蓋洛普這份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這麼說:創造更加性別友善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才能讓原本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者能夠不以此為恥,也才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

(2)愛滋病增加的趨勢:沒有激增,反而減少。

必需先說明,愛滋病的感染,和同志婚姻合法化兩者之間,可以說關聯性並不高。主要是由於,愛滋病的感染主要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及不當的醫療行為所造成。

謠言所傳愛滋病增加的問題原本無須在此檢證和回應,但既然提到,還是來看統計數據。

在圖2中,根據麻省官方統計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麻省的愛滋病患者和死亡人數,無論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該年修法後,都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並沒有暴增。根據Boston Globe的計算,2002~2011年,麻省的HIV患者減低的幅度達到37%。不知道說「美國麻省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後同志暴增」的人,是否有比麻省官方統計更可信的數據?

麻省在美國各州的愛滋病人數比例向來是相當高的,近年來該省愛滋病人口逐年降低的趨勢,只能說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於愛滋病問題的防治政策得宜,並且收得不錯的成效。和同志婚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任何關聯性。

(來源:作者提供)
麻省在通過同婚合法化後,仍有社會保守派團體「群眾抵抗」(Mass Resistance)持續關注該州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並且提出證據指控有些性別教育教材的內容不當。當前台灣的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論述,也有許多都是來自於該團體。

在此必需指出,「群眾抵抗」這個團體針對不當性別教育的擔憂肯定是有道理的。然而,要將這些不當性別教育內容的原因全然歸咎於該州通過同婚合法化,應該是過度放大前後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不當的性別教育內容出現於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教材當中,應該檢討的,是該州部分採用不當教材的地方政府的性別教育政策才對,而不是歸咎於這個法案。若能在教育政策的層次和地方政府溝通,並改善不當的性別教材,必能使性別教育更為進步。論者實在不應該將焦點放錯地方。

至於台灣的反同婚團體除了引用該團體的相關資料來反對同婚合法化之外,同時也援引了台灣的高中教科書當中對於性別教育的教材,指控其內容不當。這點更難以說服人。原因在於:目前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只有在校園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若以不當的性別教育教材來反對尚未通過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團體應該將更多的心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檢討當前各個地方政府尚未完全統一的性別教育教材,讓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創造一個更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如果校園的性別教育教材真的採用了某些激進的、強調性解放的團體所提供的不當教材,所顯示的僅是「官僚失能」,未能在教材問題上嚴格把關,而非「法案通過與否」。地方政府若面對教材不當的問題能夠有所作為,肯定能更有助於健康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推進。不是嗎?

(3)麻省居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通過該法案後,支持的比例反而開始上升,逐漸從低於反對的比例變成高於後者。

從圖3中,根據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即可以看出變化。

在2004年該州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支持該法案的比例還低於反對的比例。然而,從該年度通過同婚合法化之後,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支持比例緩慢上升,反對比例則緩慢下降,兩者在2009~2010年之間出現「死亡交叉」。從此,該州民眾支持該法案的比例就持續呈現支持高於反對的狀況。

這個變化說明什麼呢?合理的推論是:麻省居民在該州通過該法案之前,過半的民眾也是對於同婚合法化之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有疑慮,故反對多於支持。然而,在通過該法案之後,該省居民可能發現,該法案的通過不僅沒有造成原先擔心的負面效應,反而可能因為先前的各種疑慮,透過自己生活的觀察,更深刻理解到,此法案的通過造成的正面效應多於負面效應,於是支持率穩定上升,反對率穩定下降。這反而更進一步證明了,該省在通過該法案後,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性別友善空間。

美國麻州民眾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圖(資料來源: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05/gay-marriage-poll_n_4903796.html)

2. 關於「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的說法。

(1)反對該法的遊行人數,僅在該法通過前「可能」超過百萬人。隔年遊行的人數已經銳減,2016年再次遊行,人數已在五萬人以下。

法國反對同婚合法化抗議浪潮的最高點,是在該法案通過前兩個月(2013年3月),反對者為了抵擋法案在國會通過(2013年5月),號召百萬人上街頭。具體數據如下: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link is external),2013年3月25日當天遊行人數,組織者估計140萬人,警方估計30萬人。

之後的2014年(link is external),由右派團體號召,在首都巴黎和大城里昂,根據警方估計的數字,共計約10萬人上街頭抗議前一年通過的法案。抗議者已比前一年大幅減少,但仍是一股可觀力量。2015年並沒有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到了2016年,根據法國媒體France 24(link is external)的報導,當年修法前主導遊行的天主教右派運動家Ludovine de la Rochere再次號召群眾上街頭,希望下屆總統候選人能支持「傳統家庭價值」。遊行的人數,根據警方估計,大約24000人。再次大幅降低。

法國情勢得從政治分析比較能看清,以下略為分析。為什麼2013年法案通過之後,僅2014年有抗議,到了2016年訴求重返街頭呢?答案是2017的法國總統大選。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任左派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政績不佳,再加上法國近年恐怖主義盛行且無法有效遏制,使得右派勢力在法國政治聲望上逐漸看漲。

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聲勢,在法國通過該法案後,雖然急遽下滑,但仍是右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好用手段之一。之所以在2016年再度號召群眾上街頭抗議同婚法,是因為希望這個議題能夠排入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討論議程,讓候選人注意。然而,實際的結果卻大出意外,參與遊行者連三年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合理的推論是:原先的抗議者不再以遊行反對,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並不如原先宣稱的所致。

近日,在右派主要政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激烈競爭中,打著上任將廢除2013年同婚法案的前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慘遭敗北,由費雍(François Fillon)代表拔得頭籌,即將進行第二輪初選。費雍在第一輪的大幅領先得票率,加上得到第一輪落敗的薩科奇的支持,預料使其在第二輪仍能勝出,代表右派最大黨出馬角逐明年法國總統。費雍雖反對法國2013年通過的同婚法案,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走中間偏右的道路,不能訴諸極右路線,因此,並未主張要廢除該法案。情勢如何,得看明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選舉當中,右派候選人究竟是費雍或者是極右派候選人雷朋(Marine Le Pen)代表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定。若是費雍代表(機率極大),則其靠近主流民意的傾向不太可能令其主張廢止該法案。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近年民意對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經呈現微幅上揚。請看下面民調。

(2)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支持高於反對的比例微幅上升,贊成方高於反對方皆10%以上。

法文維基百科根據法國重要民調機構的統計做出如圖4,以下簡要分析。

若以單一機構的變化趨勢來看較為一致,以BVA的調查而言,2013年通過前為正反方分別為58%和41%,2014年2月為61%和38%,2014年4月為55%和42%(不知何故突然大幅變動,但差距仍有10%以上,隔年又回復以往趨勢),2015年為67%和31%。

這樣的變化幅度,除了2014年4月那次變動幅度較大之外,可以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同婚合法化的議題,從立法以來,支持度是呈現微幅上升的。

合理的推論是:反對者經歷了三年的時間,逐漸發現,該法案通過後的負面效應,並不如反對方原先宣稱的那樣,甚至可能覺得反而看到不少正向效果。於是由反對的意見轉成支持的意見。

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資料來源:法文版維基百科「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詞條,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3. 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基督徒進行的回應。希望能做出自我提醒: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進行公共討論的時候,不應該公然協助散播未經查證、甚至高度扭曲的謠言。面對謠言,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還可以理解,若知道後仍轉傳,豈是有信仰良心者所當為?

必需承認,儘管目前全世界已有20個國家完成同志婚姻合法化,仍屬少數。許多西方國家仍在熱烈討論這個議題,並在此類法案通過之前,同樣走了很漫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雖不是這幾年才開始討論,但卻是在民主體制鞏固後的這幾年,才逐漸成為廣泛被討論的議題的。

筆者完全尊重不同觀點作為公民而提出見解的權利,也完全承認他們提出的許多論點,確實是台灣社會面對此議題時,可以充分討論的。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確實有許多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士,不僅提不出數據資料來說理,甚至將數據移花接木,以及不去建立因果關係就直接跳到結果。如此作為,不僅無法形成合理的公共討論風氣,更是會造成徒勞無益的彼此叫囂謾罵。更不能認同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當無法以理性說服人的時候,許多反對人士就試圖以宗教和道德的制高點來譴責不同立場的人。這實在是假宗教之名,行壓制之實。

這個問題的背後,絕對有許多面向是值得討論的。例如:關於法案的修正內容、定義;法案可能造成的效應;法案背後牽涉到的倫理議題等。然而,關於事實性的問題,難道不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嗎?不然,難道不是出於惡者所為嗎?此外,若不能將宗教信仰的語言轉換成公民社會的語言,同時在宣揚理念時,時常以不實的指控和恐懼的情緒來進行動員,則不僅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塑造,更無助於宗教福音的廣傳。作為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基督徒公民」,不可不慎!

對於基督徒該如何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向,筆者有一點建議,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需兼顧四個要素:「謹慎」詮釋後的聖經真理(重點是要謹慎)、衡量時代變遷的意義、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神的主權(意思就是,不要妄稱神的名來說別人不對或有病,替神代言)。

能這樣,台灣民主的進程則又邁進了一大步,原本在體制面向上就在社會邊緣的同性戀者,也才能活得更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更加彰顯耶穌基督與弱者同在的大愛嗎?

 

轉載自: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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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6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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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知名的壹傳媒、《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近日被香港法庭宣判勾結外國勢力、煽動等三項罪名全數成立,刑期擇日宣布,這個裁判結果引起各界為之譁然從黎智英在2020年8月10日被香港當局以違反香港《國安法》為由遭到逮捕後,他已經在監獄中渡過超過五年的時光。   外界質疑這起判決只是政治操縱的「袋鼠法庭」,純粹是中國透過香港當局整肅香港異議聲音的政治審判,觀察家周芳芳在評論文章直言對黎智英的審判「是一項清楚而明確的政治宣示:北京已完成對香港新聞自由與政治異議的制度性清算。」   以英國小報作風衝擊台港媒體界的黎智英,卻是長年抱持「民主中國」情懷的理想主義者,台灣只要記得《壹周刊》、《蘋果日報》的人無不為這位特立獨行的媒體大亨今日的落難,感到唏噓不已。   而黎智英的遭遇,也帶給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諸多教訓,比如說:   一、「不能低估中國共產黨的陰險」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爭前後,有些有識者警告中國共產黨跟它操縱的香港特區政權勢必會徹底清除香港一切反對聲音,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等知名的異議人士將是第一批被整肅的目標,而且會比照中國式司法迫害這些知名異議人士,因此相關人士應及早撤出香港,在海外保存力量作長期抗爭。   遺憾的是黎智英等人低估了有識者的警告,認為香港司法體系仍可還其公道,選擇留在香港,在法庭上說道理,但是此時的香港司法體系已經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仍然有獨立性的香港司法,而黎智英等人則不幸成為「袋鼠法庭」的受害者,甚至其壹傳媒、《蘋果日報》都被迫停止營運。   二、「軟弱無力的國際聲援只是鼓勵中國軟土深掘」 黎智英遭到逮捕入獄之後,其家人和旗下傳媒工作者為他奮力在國際奔走、發聲,然而所得到的回應非常微弱,即使是美國也是如此態度。   這突顯出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侵害人權的態度變得更軟弱,不如當年聲援劉曉波的力道,當初劉曉波不幸在監獄中過世的厄運是否可能發生在目前健康不佳的黎智英身上,值得關注香港的各界人士正視。而國際上這種姑息綏靖的氛圍,只是縱容中國共產黨更為所欲為。   曾經有人把香港比喻為礦坑裏的金絲雀,認為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香港,未來就會如何對待世界,同理,今日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黎智英,未來就會如何對待其他自由世界的公民。   因此,包括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必須更積極聲援並關切黎智英等其他遭到中國共產黨迫害的香港異議人士,尤其是台灣更不能保持沉默,當年太陽花運動的口號「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都在在警醒台灣公眾,如果低估中國共產黨的陰險,甚至放棄自身的民主自由,黎智英等人的遭遇未來同樣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 作者: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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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一再證明,國家最怕的不是政黨對立,而是政黨沉溺鬥爭卻忘記國家與人群。古羅馬共和末期,元老院與護民官互相杯葛,結果不是誰贏得更高的道德制高點,而是讓凱撒帶著軍團走進羅馬;明末東林黨與閹黨鬥得不可開交,最終誰也沒笑到最後,只留下山河破碎的歷史評語。這些故事看似遙遠,卻在今日台灣的憲政現場,浮現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既視感。        不過,台灣版的劇情沒有鐵甲軍團,也沒有宦官密詔,而是更文明、也更諷刺的版本,就是讓憲法法庭「暫停營業」。憲法法庭本是現代民主國家的裁判室,負責在政治衝突失控前吹哨。依憲政分工,不替任何政黨得分,也不幫行政或立法背書,乃立於中立地位。然而當立法院以人事同意權作為政治武器,讓大法官人數不足、法庭無法開庭,等同於在球賽進行中把裁判請下場,然後若無其事地說:「沒裁判也可以繼續比賽。」當沒有裁判的比賽,最後通常只剩下肢體衝突。    從憲法學理來看,憲法法庭之所以被設計成「不中斷機關」,正因其功能不在政治,而在止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冷戰、恐怖攻擊與國會高度對立下仍持續運作,正是因為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民主體制都知道,讓憲法審查停擺,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自殘。反觀台灣,藍白陣營一方面高喊「制衡行政權」、「反對專斷」,另一方面卻默許、甚至促成唯一能對國會多數說「不可以」的機關空轉,這種行為若不是憲政失憶,就是選擇性遵憲。    更荒謬者,此操作還經常披著「依法行使職權」的外衣。沒錯,人事同意權寫在憲法裡,但憲法從來不是給人用來癱瘓整個憲政機制的工具。從政治史的角度看,這類操作從來不新鮮。美國南北戰爭前,國會長期陷於奴隸制爭議,最高法院又在德雷德史考特案中自廢武功,最終政治問題失控成為戰爭;法國第四共和內閣頻繁倒閣,憲政秩序空轉,才為強人政治鋪路。歷史反覆告訴我們,當制度性的仲裁者消失,政治不會因此變得更自由,只會變得更粗暴。     回到台灣現實,憲法法庭空轉的直接後果,是人民權利被「無限期延後」。違憲法規無法被宣告違憲,爭議制度無法被最終裁判,所有不滿只能在政治口水與街頭動員中消耗。長此以往,社會將逐漸學會一件危險的事:與其相信憲法,不如相信誰的聲音比較大、誰的席次比較多。遺憾的是,正是民主退化的起點。       令人諷刺,藍白陣營口中最常出現的詞彙之一,正是「憲政危機」。只是他們似乎忘了,真正的憲政危機,不是政府被監督,而是監督機制被關機。當憲法法庭長期空轉,台灣並非少了一個機關,而是少了一道最後的防火牆。       歷史從不缺乏警告,只缺乏願意聽的人。從羅馬到台北,政黨鬥爭可以有輸贏,但憲法不能成為陪葬品。否則有一天,當大家終於發現國家真的停滯了,再回頭尋找那位缺席已久的裁判時,只會發現,比賽早已變成一地狼藉的混戰。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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