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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同婚合法化反對者關於「效果論」之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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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針對基督教會內部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主張者而寫的,原因是反對目前立法院民法親屬篇修正案的陣營,不斷散播不實的謠言。散播這些訊息的人,其實有非常高的比例是基督徒。

(來源:pixabay.com)

在聖經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27節中,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馬太福音5:37)對於基督徒而言,這不僅是對個人私領域道德的提醒,更是提醒基督徒在公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時,說話要有憑有據,絕不公然欺騙。在公共問題的討論上,任何人當然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但若在證明自己的主張時,刻意移花接木,且不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其實是極不可取的。尤其對於基督徒而言,如果他們訴求的主題是道德議題,自己在提出主張的過程卻明顯違反自己的信仰原則,豈不該自我檢討?明知為謠言,卻仍協助散播,豈非惡者所為?

最近網路上或LINE群組上有一篇文章,廣泛地在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基督徒社群當中流傳,造成嚴重的恐懼和激憤。這篇文章可以具體回應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因為文中的說詞大部分沒有任何引證和依據。這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是這麼陳述的:「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看到這段文字時,我直覺怪怪的,查詢了一下,仔細查詢後嚇了一跳。完全不是事實。

前幾週在公視「有話好說」節目時,護家盟的代表張守一先生同樣也用了這段謠言的陳述方式。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張先生並沒有符合科學精神,除了沒有交待數據來源之外,連以最簡易的因果關係來論證問題都沒有使用,於是造成了欺騙閱聽大眾的效果。

以下,僅以查詢到的可信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來源,來檢證這個說詞和這篇傳言的論點。

1. 關於「美國麻省通過後同志暴增、愛滋病也激增」。

(1)麻省同志增加是事實,但並非該法案通過所造成;相反地,是由於該州較為開放的社會氣氛,才使得自我認同的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身份。

根據蓋洛普(Gallup)(link is external)在2013年所發佈、於2012年針對全美國各州所發佈的大規模訪談,麻省人口中,有4.4%人口的自我認同是同性戀群體(LGBT),為全美各州的第七高(若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為最高的10%),略高於全美各州的平均值3.5%。如果光從這個數字來看,麻省的同性戀人口當然是增加(但並非暴增)。然而,同性戀人口增加背後的原因卻應該仔細解釋:是否是因為社會的開放度愈高,才使得原本不願意表達自我認同的人更願意表達?

針對這個問題,蓋洛普的這份報告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不能夠將同性戀人口增加的原因歸咎於同志婚姻合法化,這根本是沒有建立適當的因果關係所建立的論證。蓋洛普的這份報告進行訪談所使用的問題是:「你是否自我認同是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者?」(Do you, personally, identify as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由於在各種調查中,同志身份必需仰賴受調查者願意表達其自我認同,因此,這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受訪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認同」。

根據蓋洛普的該份報告指出:美國各州同性戀族群分布的情況,並非如同以往的刻板印象,認為同性戀集中在特定的州(可能是同婚合法化的州),同性戀身份者的分布也並非隨機的,而是和該州的「社會氣氛」有極大的關聯性。在更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比在那些較不願意接受同性戀者的地方,其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性別傾向和性別認同。蓋洛普報告又指出,普遍來講,在那些更具備自由開放態度的州,其居民要比那些社會氣氛較為保守的州更能夠接受同性戀。

從蓋洛普這份2013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全美各州同志持續增加的趨勢下,決定同性戀者比例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該州是否通過同性婚姻,這兩者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性。相對地,決定該州同性戀者是否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該州的社會氣氛。在更自由開放的州,對於同性戀者的接受度愈高,也就使得同性戀者更願意自我揭露其身份。

因此,那些以同性戀者增加為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者,不僅沒有引用具體數據說明,還刻意嫁接錯誤的因果關係,並非負責的作為。如果根據蓋洛普這份調查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這麼說:創造更加性別友善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才能讓原本有同性戀的自我認同者能夠不以此為恥,也才是一個社會應該努力的方向。

(2)愛滋病增加的趨勢:沒有激增,反而減少。

必需先說明,愛滋病的感染,和同志婚姻合法化兩者之間,可以說關聯性並不高。主要是由於,愛滋病的感染主要是透過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及不當的醫療行為所造成。

謠言所傳愛滋病增加的問題原本無須在此檢證和回應,但既然提到,還是來看統計數據。

在圖2中,根據麻省官方統計數據,可以清楚看到:麻省的愛滋病患者和死亡人數,無論是在2004年修法前或該年修法後,都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並沒有暴增。根據Boston Globe的計算,2002~2011年,麻省的HIV患者減低的幅度達到37%。不知道說「美國麻省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後同志暴增」的人,是否有比麻省官方統計更可信的數據?

麻省在美國各州的愛滋病人數比例向來是相當高的,近年來該省愛滋病人口逐年降低的趨勢,只能說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於愛滋病問題的防治政策得宜,並且收得不錯的成效。和同志婚姻合法化與否,並沒有任何關聯性。

(來源:作者提供)
麻省在通過同婚合法化後,仍有社會保守派團體「群眾抵抗」(Mass Resistance)持續關注該州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並且提出證據指控有些性別教育教材的內容不當。當前台灣的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論述,也有許多都是來自於該團體。

在此必需指出,「群眾抵抗」這個團體針對不當性別教育的擔憂肯定是有道理的。然而,要將這些不當性別教育內容的原因全然歸咎於該州通過同婚合法化,應該是過度放大前後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不當的性別教育內容出現於公立學校的性別教育教材當中,應該檢討的,是該州部分採用不當教材的地方政府的性別教育政策才對,而不是歸咎於這個法案。若能在教育政策的層次和地方政府溝通,並改善不當的性別教材,必能使性別教育更為進步。論者實在不應該將焦點放錯地方。

至於台灣的反同婚團體除了引用該團體的相關資料來反對同婚合法化之外,同時也援引了台灣的高中教科書當中對於性別教育的教材,指控其內容不當。這點更難以說服人。原因在於:目前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實施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只有在校園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若以不當的性別教育教材來反對尚未通過的同婚合法化,完全就是錯誤的因果推論。反對同婚合法化的團體應該將更多的心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檢討當前各個地方政府尚未完全統一的性別教育教材,讓這些教材更加完善,以便創造一個更為性別友善的環境。如果校園的性別教育教材真的採用了某些激進的、強調性解放的團體所提供的不當教材,所顯示的僅是「官僚失能」,未能在教材問題上嚴格把關,而非「法案通過與否」。地方政府若面對教材不當的問題能夠有所作為,肯定能更有助於健康的性別平等教育的推進。不是嗎?

(3)麻省居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通過該法案後,支持的比例反而開始上升,逐漸從低於反對的比例變成高於後者。

從圖3中,根據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即可以看出變化。

在2004年該州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支持該法案的比例還低於反對的比例。然而,從該年度通過同婚合法化之後,民眾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支持比例緩慢上升,反對比例則緩慢下降,兩者在2009~2010年之間出現「死亡交叉」。從此,該州民眾支持該法案的比例就持續呈現支持高於反對的狀況。

這個變化說明什麼呢?合理的推論是:麻省居民在該州通過該法案之前,過半的民眾也是對於同婚合法化之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效應有疑慮,故反對多於支持。然而,在通過該法案之後,該省居民可能發現,該法案的通過不僅沒有造成原先擔心的負面效應,反而可能因為先前的各種疑慮,透過自己生活的觀察,更深刻理解到,此法案的通過造成的正面效應多於負面效應,於是支持率穩定上升,反對率穩定下降。這反而更進一步證明了,該省在通過該法案後,致力於創造更好的性別友善空間。

美國麻州民眾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態度變化圖(資料來源:ABC新聞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3/05/gay-marriage-poll_n_4903796.html)

2. 關於「法國三年前通過同婚法,每年百萬人上街要求廢除」的說法。

(1)反對該法的遊行人數,僅在該法通過前「可能」超過百萬人。隔年遊行的人數已經銳減,2016年再次遊行,人數已在五萬人以下。

法國反對同婚合法化抗議浪潮的最高點,是在該法案通過前兩個月(2013年3月),反對者為了抵擋法案在國會通過(2013年5月),號召百萬人上街頭。具體數據如下: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link is external),2013年3月25日當天遊行人數,組織者估計140萬人,警方估計30萬人。

之後的2014年(link is external),由右派團體號召,在首都巴黎和大城里昂,根據警方估計的數字,共計約10萬人上街頭抗議前一年通過的法案。抗議者已比前一年大幅減少,但仍是一股可觀力量。2015年並沒有任何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到了2016年,根據法國媒體France 24(link is external)的報導,當年修法前主導遊行的天主教右派運動家Ludovine de la Rochere再次號召群眾上街頭,希望下屆總統候選人能支持「傳統家庭價值」。遊行的人數,根據警方估計,大約24000人。再次大幅降低。

法國情勢得從政治分析比較能看清,以下略為分析。為什麼2013年法案通過之後,僅2014年有抗議,到了2016年訴求重返街頭呢?答案是2017的法國總統大選。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任左派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政績不佳,再加上法國近年恐怖主義盛行且無法有效遏制,使得右派勢力在法國政治聲望上逐漸看漲。

反對同婚合法化的聲勢,在法國通過該法案後,雖然急遽下滑,但仍是右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好用手段之一。之所以在2016年再度號召群眾上街頭抗議同婚法,是因為希望這個議題能夠排入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討論議程,讓候選人注意。然而,實際的結果卻大出意外,參與遊行者連三年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合理的推論是:原先的抗議者不再以遊行反對,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並不如原先宣稱的所致。

近日,在右派主要政黨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激烈競爭中,打著上任將廢除2013年同婚法案的前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慘遭敗北,由費雍(François Fillon)代表拔得頭籌,即將進行第二輪初選。費雍在第一輪的大幅領先得票率,加上得到第一輪落敗的薩科奇的支持,預料使其在第二輪仍能勝出,代表右派最大黨出馬角逐明年法國總統。費雍雖反對法國2013年通過的同婚法案,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走中間偏右的道路,不能訴諸極右路線,因此,並未主張要廢除該法案。情勢如何,得看明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輪選舉當中,右派候選人究竟是費雍或者是極右派候選人雷朋(Marine Le Pen)代表進入第二輪選舉而定。若是費雍代表(機率極大),則其靠近主流民意的傾向不太可能令其主張廢止該法案。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近年民意對同婚合法化的支持度已經呈現微幅上揚。請看下面民調。

(2)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支持高於反對的比例微幅上升,贊成方高於反對方皆10%以上。

法文維基百科根據法國重要民調機構的統計做出如圖4,以下簡要分析。

若以單一機構的變化趨勢來看較為一致,以BVA的調查而言,2013年通過前為正反方分別為58%和41%,2014年2月為61%和38%,2014年4月為55%和42%(不知何故突然大幅變動,但差距仍有10%以上,隔年又回復以往趨勢),2015年為67%和31%。

這樣的變化幅度,除了2014年4月那次變動幅度較大之外,可以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同婚合法化的議題,從立法以來,支持度是呈現微幅上升的。

合理的推論是:反對者經歷了三年的時間,逐漸發現,該法案通過後的負面效應,並不如反對方原先宣稱的那樣,甚至可能覺得反而看到不少正向效果。於是由反對的意見轉成支持的意見。

法國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態度變化(資料來源:法文版維基百科「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詞條,https://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3. 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針對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基督徒進行的回應。希望能做出自我提醒: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進行公共討論的時候,不應該公然協助散播未經查證、甚至高度扭曲的謠言。面對謠言,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還可以理解,若知道後仍轉傳,豈是有信仰良心者所當為?

必需承認,儘管目前全世界已有20個國家完成同志婚姻合法化,仍屬少數。許多西方國家仍在熱烈討論這個議題,並在此類法案通過之前,同樣走了很漫長一段時間。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雖不是這幾年才開始討論,但卻是在民主體制鞏固後的這幾年,才逐漸成為廣泛被討論的議題的。

筆者完全尊重不同觀點作為公民而提出見解的權利,也完全承認他們提出的許多論點,確實是台灣社會面對此議題時,可以充分討論的。然而,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確實有許多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士,不僅提不出數據資料來說理,甚至將數據移花接木,以及不去建立因果關係就直接跳到結果。如此作為,不僅無法形成合理的公共討論風氣,更是會造成徒勞無益的彼此叫囂謾罵。更不能認同的是,在討論過程中,當無法以理性說服人的時候,許多反對人士就試圖以宗教和道德的制高點來譴責不同立場的人。這實在是假宗教之名,行壓制之實。

這個問題的背後,絕對有許多面向是值得討論的。例如:關於法案的修正內容、定義;法案可能造成的效應;法案背後牽涉到的倫理議題等。然而,關於事實性的問題,難道不該「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嗎?不然,難道不是出於惡者所為嗎?此外,若不能將宗教信仰的語言轉換成公民社會的語言,同時在宣揚理念時,時常以不實的指控和恐懼的情緒來進行動員,則不僅無助於民主文化的塑造,更無助於宗教福音的廣傳。作為同時具備雙重身份的「基督徒公民」,不可不慎!

對於基督徒該如何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方向,筆者有一點建議,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需兼顧四個要素:「謹慎」詮釋後的聖經真理(重點是要謹慎)、衡量時代變遷的意義、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神的主權(意思就是,不要妄稱神的名來說別人不對或有病,替神代言)。

能這樣,台灣民主的進程則又邁進了一大步,原本在體制面向上就在社會邊緣的同性戀者,也才能活得更有尊嚴。這難道不是更加彰顯耶穌基督與弱者同在的大愛嗎?

 

轉載自: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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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 宗教
2016-12-06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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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對伊朗祭出的「五日暫緩」即將到期,這不只是白宮外交節奏的一次倒數,更像是全球能源與金融市場共同屏息等待的高風險時刻。表面上,美方仍試圖將這五天包裝成談判窗口,川普陣營也持續釋出「伊朗正在尋找下台階」的訊號,但問題在於,市場現在看到的不是和平訊號,而是一套典型的危機錯配結構:政治上說仍有外交空間,軍事上卻沒有真正降溫,能源市場因此只能開始為最壞情境預先定價。 路透與多家國際媒體報導,美方特使 Steve Witkoff 近日表示,伊朗似乎在尋找「off-ramp」,也就是避免進一步衝突升級的出口,但同時伊朗高層又明確批評美方提出的方案「片面且不公平」,並強調目前並無具體談判計畫。這意味著雙方雖然存在間接接觸與第三方斡旋,但距離真正可落地的降溫安排,仍有明顯距離。這種表面有談、實際未談成的狀態,恰恰是最危險的時刻,因為它會讓市場誤以為局勢還可控,卻忽略軍事與能源風險其實仍在累積。 真正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五天並沒有換來地面現實的同步降溫。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並未停止,路透在 3 月 23 日就報導,以軍持續對德黑蘭展開攻擊,這代表目前局勢不是「戰爭與談判二選一」,而是談判訊號與軍事施壓同步並行。對華府而言,這可能是一種刻意設計的雙軌施壓:一邊保留外交空間,一邊維持對伊朗的實質軍事壓力;但對德黑蘭而言,這種安排更可能被理解為「談判只是戰術包裝,打擊才是真實路線」。一旦伊朗內部決策層形成這種判斷,原本被設計為談判槓桿的五日暫緩,就會迅速轉化為開戰前的節奏管理。 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全球市場最在意的,不是川普下一則貼文會多強硬,而是荷姆茲海峽是否真的恢復正常通行。國際能源總署(IEA)在 3 月油市報告中已明確指出,中東戰事造成的供應衝擊規模,已經接近全球油市歷史級別事件。原本每日約 2,000 萬桶的原油與油品流量,如今大幅受阻,Gulf 產油國被迫減產,油輪保險與實際運輸意願都受到壓制。IEA 甚至形容這場供應中斷已迫使會員國動用史上最大規模之一的緊急石油儲備釋放,這本身就說明市場已不再把這場危機視為短期噪音,而是當成可能影響全球通膨與成長的系統性風險。 從這個角度看,布蘭特原油重新站穩百元,並不是情緒性反應,而是風險溢價重新回到市場價格。路透市場專欄與高盛最新預測都顯示,目前市場真正擔心的不是單日供應短缺,而是若海峽持續失能、油輪流動持續受阻,價格將從短期波動轉為持續高檔。高盛已把 3 至 4 月布蘭特平均預估上修到約 110 美元,並在風險情境中提出 135 美元的可能上限。這還只是金融機構基於供應與保險風險的保守估算;若明日之後美方真的對伊朗能源或發電設施發動更大規模打擊,市場會重新評估的不只是石油供應,而是整個中東能源基礎設施的安全折價。 更嚴重的是,這場危機不會只停留在能源市場。油價一旦高位維持,接下來將傳導到航運、航空、保險、化工、肥料、製造與食品價格,進一步壓縮全球央行的政策空間。原本市場還在期待部分主要經濟體能在 2026 年下半年逐步放鬆金融條件,但若能源價格持續高檔,通膨黏著性就會重新上升,全球經濟將再次進入「成長放緩但價格不降」的困局。這也是為什麼這次川普的五日通牒,雖然表面上是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實際上卻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共同承擔的不確定性來源。 因此,接下來最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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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將2026年資本支出提高至520億至560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超出一般景氣循環的合理範圍,代表決策核心不再只是因應訂單,而是對未來產業結構的主動塑形。當市場仍在討論AI是否存在泡沫時,台積電的行動等同於用資本密度去壓制不確定性,將原本應該由需求驗證的風險,提前轉化為供給主導的產業格局。 魏哲家所釋出的訊號非常明確,先進製程需求並未出現降溫跡象,反而呈現長期供不應求。這意味著目前的AI需求,至少在晶片層級,不是短期投機,而是結構性擴張。從大型語言模型、高效能運算、資料中心到邊緣AI應用,算力需求正快速堆疊,並且直接反映在先進製程的產能壓力上。在這種情況下,若台積電選擇保守擴產,反而會讓市場主導權落入競爭對手或下游客戶手中。 然而,這種大規模投資並非沒有風險。AI需求的成長雖然快速,但其終端變現模式仍存在不確定性。企業對AI的投入,目前多集中於基礎建設與模型訓練,真正穩定且可持續的商業回報尚未完全驗證。一旦資本市場對AI的預期修正,相關投資節奏可能出現急劇變化,進而影響晶片需求的成長曲線。在這種情境下,過度擴張的產能可能轉化為未來的閒置風險。 台積電選擇在此時加速投資,反映的不是對短期需求的判斷,而是對產業門檻的重新定義。先進製程已進入極高資本密集階段,從3奈米進入2奈米甚至更先進節點,每一步的技術突破都伴隨著指數級上升的設備成本與製造難度。這使得競爭者即使具備技術能力,也難以在資本規模上追趕。換言之,台積電正在用資本支出建立一道更難跨越的護城河,使競爭從技術競賽轉變為資本與體系能力的競賽。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能源成本。半導體製造本質上是高耗能產業,當全球能源價格因地緣政治因素上升,製造成本將全面提高。在這種環境下,只有具備最高良率與最大規模的企業,才能透過效率優勢分攤成本壓力。台積電透過大規模擴產,不只是為了滿足需求,也是為了在能源成本上升的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當電力與材料價格成為決定性變數時,小規模或低效率的競爭者將更難生存。 從全球供應鏈角度觀察,這筆資本支出同時具有戰略意義。AI產業正在形成高度集中化的結構,上游晶片製造能力將決定整體產業發展節奏。台積電若能持續掌握先進製程的絕對優勢,將不只是供應商,而是整個AI生態系的節點控制者。這使得其投資決策,不僅影響自身財務,也影響全球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 但這種集中化同樣帶來風險。一旦產能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與地區,任何供應中斷或成本波動,都可能放大成系統性衝擊。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半導體優勢與國家風險將更加綁定。當資本支出越高,對基礎設施、能源供應與政策穩定性的要求也越高,整體系統的脆弱性反而可能同步增加。 因此,這560億美元不只是一次擴產決策,而是一場對未來產業結構的提前下注。台積電選擇相信AI需求將持續擴張,並透過規模與技術雙重優勢鎖定市場主導權。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公司承擔了更大的景氣與需求波動風險。若AI需求如預期持續成長,這筆投資將進一步鞏固其不可取代地位;若需求出現修正,則可能轉化為產能與資本效率的壓力。 最關鍵的問題不在於AI是否存在泡沫,而在於即使存在泡沫,基礎算力需求是否仍會持續擴張。台積電的判斷顯然偏向後者。也就是說,即使短期投資過熱,長期對先進製程的依賴仍將增加。在這個前提下,提前擴產並非單純冒險,而是一種以時間換取優勢的策略。 最終,這筆資本支出反映的是一個更根本的轉變:半導體產業已從技術競賽,轉向資本、能源與地緣政治交織的複合競爭。台積電的決策,不只是企業行為,而是整個產業邏輯的延伸。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風險與機會,往往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時間切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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