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國家與社會之間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及學制衝撞，政府宣稱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需要培養高科技的勞動人力，社會上文憑觀念及高教價值早已深植人心，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專院校數量不斷增加，教育預算佔GDP總值也不斷攀高。

作者 / 林士清

近期十二年國教爭議及高教院校合併沸沸揚揚，加速教育改革議程似乎又破在眉梢。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其實息息相關，推動改革的過程必須相互參照，否則會面臨第三類型錯誤，即正確的方法卻解決錯誤的問題，造成青年學子在高等教育的學歷下降，但肇因都為一切以考試為導向的國民教育與升學制度。

菁英、大眾、普及，近代高等教育的變遷與擴張

環顧歐美高等教育發展的軌跡，最初高等教育僅提供社會的中上階層，歐洲乃近代大學機構的鼻祖，早期是為神學服務，爾後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大學機構和國家政府維持高度互動，歐洲高等教育呈現為準福利性公共事業。相對而言，唯獨美國建國背景較晚，許多大學的成立時間追朔更早，且已經獨立自主，爾後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為高等教育商業化邏輯打下基礎，成為全世界最大高等教育產業的輸出國。

二次戰後許多先進國家邁入高等教育的擴張時期，主要原因如下：從政府挹注更多政策資源，使美、英、德、日等學術發展對國家的貢獻甚多，使政府願意投入大筆經費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規模；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及管理科技為驅動力下，強調知識經濟對勞動品質的重要性，因此農工業、製造業及服務業等皆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導致已開發國家將高等教育型態從「菁英型」（elite type）轉向「大眾型」(mass type)甚且為「普及型」（universal）。

破在眉梢：認真思索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

日治時期啟動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為求日本自身的產業發展，僅允許台灣島內維持少數大學及專科學校，呈現高等教育菁英型發展。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初期，為維持政權穩定，針對高等教育採取高度的控管。1960年代中期開始變化，因台灣大舉邁入工業化發展，開始增設許多職業專科學校。1970年代政府以控管高等教育品質為由，高等教育擴張歷經一段逆流。1980年代台灣歷經一個解除管制的風潮，高等教育規模及數量不斷增加，開放公、私立大學在各縣、市開設大專校院，此股浪潮搭上九零年代全球高等教育擴張的趨勢。

筆者在童年時期，曾見師長積極參與「410教改大遊行」，1994年乃台灣高等教育變革之議程設定啟動的關鍵年，尤其以「410教改大遊行」及大學法的陸續修訂，無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國家與社會之間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及學制衝撞，政府宣稱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需要培養高科技的勞動人力，社會上文憑觀念及高教價值早已深植人心，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專院校數量不斷增加，教育預算佔GDP總值也不斷攀高。但是，最值得憂慮的是，未面臨社會少子化現象之前，教改議程一直呈現「溫水煮青蛙」，似乎沒有認真思索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