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的就職講稿強調人民的參與，並承諾要改造出一個更公平、更能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顯然試圖去回應這個「價值共同體」的期待。

蔡英文的就職演說稿，用大量的篇幅來解釋新政府之後要推動的政策，充滿了她自己事務官的風格，被批評缺乏歷史縱深，與對未來台灣整體的想像。而在中華民國體制內進行的種種社會改革工程，是否會弱化獨立建國的能量，也讓許多人擔憂。

但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

種種社會改革的工程，其實都會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的邊界在哪裡？以分配正義當作例子，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誰可以被分配？」換言之，接受分配的「身分」本身，就是第一個要被分配的標的物。更進一步想，推動社會重分配、保障個人自由、提倡多元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我們憑甚麼要聽話？推動這些政策的權力基礎從何而來？一個選項，就像土地改革時代，國民黨的軍隊用槍抵著地主，叫他們把土地交出來。但顯然我們不想要這樣。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蔡英文在演說稿裡面反覆強調的，民主。

『……打造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團結的民主」，打造一個可以回應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有效率的民主」，打造一個能夠實質照料人民的「務實的民主」，這就是新時代的意義。』（蔡英文就職演說稿）

民主， democracy，的字源跟希臘文的 demo-kratia有關。demo代表common people，也就是「同一群人」。kratos 代表「治理、政府」。合起來就是「一群自我統治的人」，就是「ruled by the people」。所以，要實行民主，第一個關就必須先界定誰是「the people」。民主從來就必須在一個穩固的，有邊界的，成員身分明確的政治實體當中，才有可能進行。反過來講，當一個有歷史共同經驗的社群，被賦予／爭取到民主體制之後，不論這個形式是審議、投票、協商……他們就將會因為這種「共同決定彼此命運」的實踐，而加速共同體的形成。而這也是中國不想要讓香港實施普選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認為新政府的施政，雖然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進行，或許不會讓台灣民族主義更鮮明。但共同體的邊界會在民主實踐的練習中被鞏固，共同體的內涵會在政治協商的過程中被充滿。這些共同的經驗，都會讓這個共同體更凝鍊厚實。

寫到這裡，大概也可以回應一開始的另外兩個問題：為什麼講稿對歷史與未來這麼少著墨。這部份可以把它視為，與台灣民族認同的姍姍來遲有關。如果說民主對台灣認同如此重要，那麼這個認同必然跟我們的民主一樣年輕。雖然早在日本時代，就有蔡培火寫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但這樣的認同卻在時代的大浪下浮浮沉沉。經過了戰後中華民國動員，1950年代的中共地下黨認同、雷震的中國民主黨等不同樣貌的「中國認同」，台灣認同持續在高壓的黨國體制下被掩蓋。

直到廖文毅投降後的十多年，「台灣認同」才重新在黨外運動中慢慢浮現，並以陳水扁的當選達到階段性的高峰。2008年民進黨挫敗之後，以學運為基調的公民運動一波波湧現，並在這個爭取民主、自由與社會正義的過程中，形塑了另一種取徑的台灣認同。這種認同形成的結果就是島嶼天光歌詞最後所唱的「勇敢的台灣人」－－而不是「無懼的無產階級」或「英明的監督條例」，僅管他們都是太陽花運動的一部分。

這種複雜的，不斷沉積新元素的民族認同，就像葉石濤筆下的潘銀花一樣。台灣不斷接受新的移民，每一波移民都有自己的故事與記憶，有些記憶甚至是彼此衝突的，漢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對應到的就是原住民族的被侵略與被剝削。戰後跟著國民黨政權一起過來的晚近漢人移民所回憶的「安家落腳」，對原本的居民來說，反而是長期被歧視跟壓迫的開始。要如何在彼此衝突的歷史感受與詮釋當中，剪裁出一段能為這個年輕的民族主義服務的歷史論述，想必也是困難的。而在其中，盡可能減少對不同族群與位置的人的壓迫，則又是更困難，但也更重要的。

不過，儘管民族建構的工程走得如此曲折，現在看起來，我們至少階段性的找到了一面能夠讓大家共同認同的旗幟：民主。蔡英文的就職講稿強調人民的參與，並承諾要改造出一個更公平、更能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顯然試圖去回應這個「價值共同體」的期待。這場就職典禮，儘管不甚完美，風波不斷，卻仍立下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里程碑。從太陽花到五二零，我們證明了台灣民主自我修復的可能。也證明了，個人的命運並不是完全由政治經濟的結構去決定，集體的行動仍有開創不同局面的可能。而這樣的民主能動性一方面被蔡英文所推崇，另一方面也是她的制約。如果蔡英文的方向背離了選民的期待，這個已經對民主越來越熟練的社群，是不會輕易接受的。

我們正在蓄力。沉身閉眼，等待國際地緣政治許可的瞬間。準備用不一樣的名字躍上國際舞台，與其他的世界公民併肩。因為我們是民主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