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贊成鬆綁強制住院的條件，也反對擴大其適用範圍。我只希望對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醫條件、過程，能夠有更合現實和不違反醫療原則的規範。

近日，「搖搖哥」強制送醫的爭議 ，又浮現新聞版面。這個社會，似乎總是在爭議中渡過。對問題的澄清，似不太在意。對解決或改善問題的具體辦法，也興趣缺缺。僅在空洞、繁複的法律文字中針峰相對，各説各話、互不相讓。

我想把台灣精神病人送醫的歷史，依個人經歷過的實際狀況加以敘述，讓大家有一個簡單的瞭解。也許，對目前的爭議和未來的精神醫療走向，提供另一個可以思考的空間。

在八0年代中期以前， 對精神病病人的送醫，主要有二個方式：1. 任由家屬自行負責；2.政府強制安置。政府的強制安置，以台北市為主。我想，當初應是出自政治、社會考量。因為，台北市不容許出現「路倒」，以免妨害觀瞻、治安。

「路倒」，是指倒臥路旁或衣衫襤褸在街頭遊蕩的人。只要警察看到，就會填具路倒三聯單 ，然後，強制安置。安置，有二個地方：1.社會局特約醫院；2.遊民收容所。依警察的初步判斷，若懷疑有身體問題，送特約綜合醫院（以公立為主）；若懷疑有精神問題，送特約精神科醫院（以私立為主）；若無懷疑身體及精神問題，送遊民收容所（公立，由社會局負責）。路倒安置之費用，在未找到可付錢的家屬前，一律由社會局負擔。五、六十歲以上曾住過台北的人，大概都知道當時的台北，很少看到「路倒」的人，也很少看到「遊民」。

對特約醫院新收治的「路倒」疑似精神病人，在一個星期內，必須由負責的公立精神科療養院醫師診斷確認後，才能繼續住院，社會局才會繼續付錢。我在1983-1987年曽任市立療養院保健科主任兼負責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每星期對台北縣、市近29家特約醫院通報的新病人，到院去做診斷確認。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未看到非病人被「強制」收治的情形。換句話說，在一般情況下，警察對精神病病人的初步判斷，錯誤率似乎遠比預想的狀況為低。讓人比較奇怪的是，由外縣市來的「路倒」，似乎明顯偏高。我知道，台北市外的縣、市，財政相當困難，家屬也因貧困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將病人「丟」在路上。因此，我和社工總是不太積極追問他家住那裏，而照原始申報的「無名氏」，盡可能拖到他們改善到某一個程度才停止。

對精神病人突發精神病行為而造成的問題，在戒嚴時期，處理相當簡單。尤其，在蔣介石總統時期，任何波及到領導階層的所謂「安全」問題時，病人的消息和境遇，通常皆音訊全無。我首次碰到的個案是一位女病人。她在1974年蔣介石逝世後不久，突然強闖總統府，要坐總統的位子。消息並未見報，在一段時間後，醫院才接到警總要求收容病人的公文。這位病人才幸運的住進醫院。在治療穩定後，要讓病人出院，但，警總卻要醫院保証病人不再犯才能獲准。經過近半年的反覆說明、溝通，病人才獲准出院改門診治療。

另一個例子，則是1976年雙十節的謝東閔副總統爆炸案。案發後，警總等單位立即展開全面的搜查。有一天，外來安全單位會同人二直闖病房，要求比對所有病人筆跡時，被病房護理人員阻在門外而爆發爭執。主治醫師胡維恆就帶我們幾位住院醫師，在病房門口與他們爭論。最後，他們才悻悻而去。

這二件事件，都是發生在葉英堃教授創立和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期間。在戒嚴時期，對葉院長能夠擋住壓力而維護病人權益的勇氣和堅持，我們都滿懹尊敬。也可看到當時精神科醫師應有的職業道德和尊嚴。

真正改變的開始，是在李登輝總統時代。干擾總統府危安的精神病人，已改由警察要求家屬帶病人就醫。精神衛生法，在1990年正式公佈實施。雖然，經濟的富裕加上人權、法治觀念的改善是立法成功的因素，不過，1984年螢橋國小悲劇造成的強大民意壓力，應是促成及早通過的重要推力。精神病人的就醫問題，才逐漸受到正視。雖然仍發生1998年的北一女潑酼酸事件，不過，精神病人的受/就醫權益，已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

「搖搖哥」的爭議，我看到的是對精神衛生「法」的二個極端衝突想法，卻忘掉了「法」的目的和精神。公權力和支持的一方，希望擴大適用範圍；非公權力和反對的一方，則希望限縮適用範圍。也許，大家都需要冷靜、理性的思考，以獲取合理的共識。就此個案，我想提出個人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依現行的精神衛生法，強制就醫需符合二個條件：1.嚴重病人；2.需有自傷、傷人或之虞者。以「搖搖哥」個案來講，北市社會局希望未達自傷、傷人的標準，即可強制送醫；政大師、生，有多達千人則「作証」搖搖哥沒有危險性，也從來不曾傷害自己或他人，支持他可以拒絕強制送醫。搖搖哥是否真有「病」？，或者，他需要不需要接受「治療」？反而未被嚴肅討論。

擴大適用範圍，是行政機關希望便宜行事，甚至帶有極權心態，可能造成侵犯人權之慮的倒退行為。鬆綁條件，是否會因為被誤用，而造成無關人等的人權被侵權傷害及壓縮真正需要治療病人的預算、經費，亦是必須嚴肅考慮的問題。反對者見諸媒體的理由，則亦有待商榷。若，搖搖哥真的有病，他需要的是適當、合理的醫療，而不是他「需」、「不需要」治療。對不幸生病而難以正常、適當保護自己權益，或因病而非自願傷害他人的病人，捨棄其應有的治療權而任其自生自滅，真的能算是保障「人權」嗎？作証不會自傷、傷人，真的能保証嗎？一旦出事，病人不是又被不公平的對待和污衊、仇視？

對精神病或疑似精神病病人精神病行為的處理，其實，遠比其他精神疾病、物質濫用/成癮或人格障礙等單純，成效亦相對較好且較能預期。對願意接受治療的病人或疑似病人，由自己或由家屬陪同就醫，不應受到任何干擾或限制。對無病識感，拒絕就醫的病人或疑似病人，若出現異常行為且影響到他人時，某種強制性的保護（限制），促其就醫，可能具有其需要/必要性。例如，家屬或善意的第三者，發現有人（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家裏或公共場所出現較持續性的、令人擔憂的、難以控制的精神異常行為時，可以通知警察幫忙處理。若警察發現個案為疑似病人，且有自傷、傷入的行為或有此疑慮時，可以採強制送醫途徑，由醫院依法進行評估及決定是否強制住院的流程。若無上述憂慮，警察則通知家屬帶回。必要時，恊助家屬帶當事人就醫。

這是在八0年代中期後，我在參與衛生署精神醫療䆺議小組時，成員在多番討論後的規範建議。較引起爭議的是，家屬或善意第三者的通報，因未有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診斷，可不可能發生誤報？應不應送醫？如何送醫？在考慮病人就醫權利和公共利益間的平衡後，提出設有緊急強制就醫的機制，讓醫院可以有短暫、必要的醫療鑑定、評估（必要時，可開始治療）的觀察期，過濾和降低錯誤。至多在七天內，必須由二位專科醫師做出判斷，來決定被鑑定者需進入強制住院的流程繼續治療或讓其出院。這是以醫療為目的、主體，當時所獲得的共識。也成為1990年精神衛生法的基本藍本。

真正造成改變的是馬政府時代。在高調提倡所謂保障人權的口號下，衛生署對精神衛生法做了修正。嚴重或疑似嚴重病人，必需有專科醫師的診斷，且需有發生（或可能發生）自傷或傷人的狀況，才能強制送醫。換句話，家屬或善意第三者的通報，若無法具有前述條件，皆被排除。診斷及強制觀察、鑑定的暫時性安置措施，也被縮短且需經過層層關卡的院外通報和審核。緊急安置二天內必須由二位專科醫師鑑定是否要強制住院，若逾五日未能得到結果，即必須讓當事人出院。強制住院的申報，還必須經過法官審理、判決。時間的縮短和繁複相關法律程序、申報表表格的大量增加，會不會造成強制住院個案錯誤率雖減少，卻排除或限縮了更多病人可能該有的就醫權利（新制後，強制住院明顯減少）？我不敢斷言，不過，過多的非醫療因素，明顯的干擾了醫療的正常運作，卻是事實。

精神病人的強制就醫，本來就不應該是醫療問題。因為，以醫師的立場，任何病人都應該受到應有的醫療。精神病，和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一樣，是一種病。同樣應該/必需接受長期規則治療。預後，也不比上述等疾病差。問題只在於，有、無強制就醫的措施而已。缺乏病識感、不依醫囑服藥，哪種疾病病人沒有出現這些狀況？唯一的差別，只在於精神病行為（症狀），影響自己和他人的層面，可能較廣、較複雜及較嚴重而已。在長期負向的偏見社會環境下，精神病人的治療，並沒有得到類似其他疾病應有的就醫權利。強制就醫，必需以醫療為主軸，在病人就醫權利和公共利益間取得合理的平衡。社會也必須在獲益-代價（benefit-cost)的衡量中，尋求和取得該如何採行的共識。

我不贊成鬆綁強制住院的條件，也反對擴大其適用範圍。我只希望對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醫條件、過程，能夠有更合現實和不違反醫療原則的規範。雖然家屬或善意的第三者，對精神病的診斷可能不太清楚，對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評估，亦不像立法者那麼「專業」。不過，對異常精神病行為的認定，除非是惡意或別有用心，其錯誤率其實並不高。因此，讓家屬和所有善意的第三者，適度的參與個案送醫的過程（如，善意的通報，讓疑似的個案得以送醫接受該有的評估、治療），對病人和社會，應皆有正面的功能，值得大家思考。

生「病」，並不是犯「法」。「強制」就醫，雖然在短期內限縮了病人的某些權利，卻保障了他/她應有的就醫權利，也降低對自己和他人的可能傷害。

作者 / 楊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