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不僅服務於中央政府，亦可服務地方政府，在政策擬定過程上發揮效果。

依據美國賓州大學針對全球7,700位智庫人士和6,600家智庫的調查發佈「全球智庫報告2015」 ，全球智庫數量分佈在北美地區占1,931家、歐洲地區數占 1,770家、亞洲地區占 1,262（我國占52家）、中南美地區占 774家、北非和中東地區占 398家、沙哈拉和非洲地區占 615家、大洋洲占 96家。

在亞洲地區相較日本、印度、韓國、中亞和中東等地，我國智庫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前百大智庫排名為：台灣民主基金會 （第7名）、台灣經濟研究院 （第19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第23名）、政大國關中心（第26名）、社會與環境變遷研究機構ISET（第64名）、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第82名）、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第93名），上述排名顯示我國智庫在經濟產業、國際關係等研究領域表現出色，智庫在台灣的推動政策研究和政務人才儲備，也不遺餘力。

亞太地區主要智庫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其與政府部門的互動模式，值得台灣參考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為了因應的國際形勢中把握生存之道，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智庫的建設，依靠優秀的本地人才和外來引進人才，迅速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例如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RSIS）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政府政策規劃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智庫不僅服務於中央政府，亦可服務地方政府，在政策擬定過程上發揮效果，例如上海社會科學院參與「上海2040年城市規劃」及「上海發展戰略研究(2050)」，針對加強郊區新城建設，劃定永久農田保護區，城市規劃與產業、人口結構同步優化等為上海市政府積極獻策。不過，中國的頂尖智庫：包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幾乎都是官方資助，從事研究幾乎都是官方委託，官本位牽引而使智庫缺乏獨立性、透明性、中立性。

日本總合研究開發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成立於1974年，由中央政府出資50億日圓、地方公共團體出資17億日圓、民間出資14億日圓，共同募集81億日圓，NIRA除承接各式公、私部門之委託契約，也必須承擔服務地方政府及社會團體為其主要特色，奠定其智庫機構的獨立性、中立性、超然性，NIRA的運作模式頗值得我國參考。

我國智庫發展的最大限制，恐怕在於財務來源和財務結構，財務來源限制了智庫的發展走向，而財務結構若穩定與否，對人力資源及研究能量的累積造成很大的影響。事實上，美國智庫招募人才的理由：布魯金斯研究所以「機構卓越的學術」；傳統基金會則用「提供媒體曝光度，轉入政府部門或企業的工作機會」。智庫乃孤立於其他機構且匯集專業、優秀之島嶼，其於權力與知識間，扮演溝通、連接之橋樑角色。最後，筆者建議各界可多關注「智庫外交」模式，透過智庫運作機制強化世界著名智庫的合作，展開更多具有亞太地區影響力的研究，作為與國際交往、連結的重要橋樑。

作者 /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