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資源開始偏向富裕或優勢的階級，弱勢階級翻身的可能性被更加限縮，這導致的是社會階級流動的障礙，帶來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並且更可能隨著時間而加深。
當所有目光都聚集在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時，一個關於台灣高等學術危機的議題卻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教育部在去年宣告公費留學考試除了某些科目外，基本上不再補助出國攻讀碩士學位，將公費保留給攻讀博士學位者，其理由為公費資源應集中補助高等的學術人才培育，補助碩士學位無法達成其目的，對此，教育部長吳思華說：「台灣很多研究所都經營的很好」，但台灣的高等教育水平真的有好到與國外齊名嗎？對於沒有公費就與更好的學術訓練無緣的台灣學生，公費補助刪減後，該怎麼辦？這些問題很重要，但似乎沒有獲得足夠的目光。
對於第一個問題，台灣的高等教育水平能與國外並駕齊驅嗎？臺灣的大學一直以來，為了尋求政府的資源補助與提高校系招生吸引力，而汲汲營營於評鑑與大學排名高低等議題，為了達成這些形式化的數據與排名，國內大學所作的努力大多不是為了追求真理的學術發展，而是投向形式化的數字。在大學排名上，台灣的大學成了論文製造工廠，不斷地向外生產、投遞出大量良莠不齊的論文，許多老師們並不致力於教學，而是利用研究生、博士生生產論文的現象層出不窮，都是為了提高大學排名評鑑所需的論文發表數；而大學評鑑的形式化與僵化，也導致了大學將學術發展放到次位的狀況，例如，大學評鑑的指標中，大學的國際化也屬於其中之一，其中增加國際化程度的一個指標是外籍學生的數量，因此，發生了有些大學為了增加對外籍生的補助，以增加招生吸引力，而取消對國內生或校內社團的補助，這種種只為了增加外籍生名額的手段，得來的是形式上的「國際化程度增加」；再者，校系的評鑑說穿了逢場作戲的成分還是不少，這是許多在校的大學生在評鑑開始的前幾周便會收到學校方面的來信，要求記誦校系的核心指標、宗旨或核心目標，以在面對評薦委員的詢問時可以應答如流，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評鑑分數漂亮可以爭取更多國家資源的挹注。
為什麼要洋洋灑灑的談論這些評鑑排名的議題？其實爭取國家資源挹注的努力並沒有錯，在少子化時代，各大學為了穩定經營必然要致力於獲得國家經費上的補助，但當這場為了追求資源補助的競賽變質成了數據的計較或形式化的比較時，整個大學評鑑還是可信的嗎？大學評鑑與排名的遊戲最終扭曲了大學的本質，我們竟然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發展大學高等學術，而是為了錢、為了提升排名，試問當西方許多著名的大學，根本不在乎排名，而專注於學術發展時，台灣還在計較論文數、博士學位的教師數、國際化程度等等，誰才能發展出真正好的學術單位？
台灣的學術單位人才濟濟，但卻將自己獻身給了形式化、刻板的排名比賽，讓國際認可的學術能力與讓在校學生驕傲的學校價值卻未曾真正的展現出來，這時，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真正的疑問，請問教育部是依據什麼來提出：「台灣的研究所經營的足夠好，而不需要更多到外國研習學術的人才？」，他們的依據想必就是國內外機構所作出的大學排名與自身做成的大學評鑑，既然我們已經說明了這些排名與評鑑在台灣早已變質成了扭曲學術本質的畸形競賽，那麼依據這些資料所得出的結論還是可信的嗎？更何況，台灣的高等教育中，許多學科仍不斷的以外國的學術資源為靠山，這些學科在台灣幾乎沒有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學術道路，在這種情況下，貿然的限縮公費留學補助的挹注，無疑是自求死路，不切實際。
至於第二個問題，觀察當前國內大專院校的教授們，許多都曾獲得公費留學補助，這些人有很多並非出身富裕家庭，是公費的補助讓他們能夠站上高等教育的舞台，成為令人尊敬的教授，這是國家以資源補助所帶來的階級流動的成果，許多欠缺資源的學生，縱有再高的資質，若無法獲得經費，那就失去了追求外國高等教育熏陶的機會，再者，若是公費留學不再補助碩士學位還會延伸更多問題。首先，外國大學不一定承認台灣的碩士學位，有許多甚至要求學生在攻讀博士前必須先取得該校的碩士，這時，對於沒有能力出國取得碩士資格的學生來說，即使取得國內的碩士學位，取得公費留學補助也是枉然，因為他根本無力撐起念該校碩士所需的金錢負擔，即使有公費也無法一圓其追求博士學位的夢想。這帶來的一個可能後果是，有錢到外國取得碩士學位者，更可能在當前這種只補助博士學位的公費補助中獲益，從此，資源將開始偏向富裕或優勢的階級，弱勢階級翻身的可能性被更加限縮，這導致的是社會階級流動的障礙，帶來資源分配上的不正義，並且更可能隨著時間而加深。
目前來說，教育部這個只補助博士學位的政策尚未真正發佈為公費留考的簡章，但教育部的宣示令人擔憂，不僅是擔憂這些高官們不知民間疾苦、自我感覺良好的誤解國內高教水平，更擔憂社會階級流動從此受到阻礙，資源分配向優勢階級傾斜，加深階級分化與僵化的現象，這種種絕非台灣社會之福，也絕非是台灣高等教育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