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取得壓倒性勝利，這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象徵日本政治風向的轉折。她長期主張強化國防、自主科技、經濟安全保障，以及對中國採取更審慎甚至強硬的立場。若這樣的政治路線獲得日本選民高度支持，意味著東亞地緣政治已進入一個更明確的價值對抗與安全競逐階段。 首先，可見的是「價值同盟」的深化可能。高市早苗屬於自民黨內保守派核心人物，強調民主國家間的戰略合作。在美日同盟穩固的架構下，若日本更積極投入印太安全布局，台日之間在安全對話、經濟安全合作及科技供應鏈整合上，勢必會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積電赴日設廠已不僅是投資案，而是區域戰略分工的一環。這對台灣既是機會，也是壓力——如何在合作中維持技術主體性與戰略自主，將是關鍵課題。 其次，高市早苗強調「經濟安全保障」，這反映出全球化已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過去講求最低成本與最大市場，如今更重視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可控性。日本若進一步強化關鍵產業本土化與技術保護政策，台灣同樣需要思考：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我們是被動配合，還是主動布局？這將考驗台灣產業政策的前瞻性與政府的戰略整合能力。 再者，高市早苗若以保守而鮮明的立場勝出，也說明當前選民對於「清晰路線」的需求高於模糊妥協。這對台灣政治文化亦是一種提醒。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環境下，國家定位與安全戰略無法長期維持曖昧。清楚的國家戰略敘事，比短期選舉算計更為重要。 然而，也必須保持理性。日本對台友好並不等於無條件支持。日本的所有政策最終仍以國家利益為核心。若區域緊張升高，日本強化軍備與戰略布局，台灣既可能獲得更多合作空間，也可能承受更高的地緣壓力。因此，與其單純期待外部力量的支持，不如強化自身國防能力、產業實力與社會韌性。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大勝，象徵東亞政治正在進入「價值政治明確化」與「經濟安全優先化」的新階段。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啟示不在於誰勝選，而在於我們是否已準備好面對一個更競爭、更戰略化的區域秩序。機會永遠存在，但只有具備清晰定位與實力基礎的國家，才能在變局中站穩腳步。 作者：立雪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f Japan’s 8 February 2026 general election converges on a single headlin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converted a short “honeymoon” period into an unusually strong governing mandate by […]

近日，在結束史上接待層級最差的「國共論壇」之後，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廣播節目中，針對美國對台灣在野黨刪減國防預算所施加的政治壓力，發表了一連串強烈言論。他質疑美國是否真正尊重民主制度，並強調台灣國會對預算的審查權不容外國干預。這番話迅速引發輿論爭議，也讓一個長期被模糊處理的問題浮上檯面：在高度依賴盟友安全承諾的現實下，台灣的民主程序究竟應如何被理解與實踐？ 從制度層面來看，蕭旭岑的論點並非全無根據。預算審查本來就是民主國會的核心職權之一，任何政府包括美國，也都必須接受國會對國防支出的質詢與刪減。若僅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求外國政府尊重台灣國會的程序正義，並非不合理。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權利刪減預算」，而在於「刪減的是什麼、是否能提出充分的政策責任說明」。 基於上述，爭議開始擴散。美國對台國防預算的關切，並非單純出於價值宣示，而是與軍售、訓練、戰略協作等高度實務層面緊密連動。當台灣在野黨大幅刪減相關預算，卻未能清楚說明替代方案或整體防衛構想時，外界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嚴格監督，還是政治操作？若僅以「民主程序」作為防護罩，卻無法交代國防安全的整體邏輯，反而容易削弱民主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蕭旭岑以官階高低來比較美國在台代表的說法，也暴露出台灣長期存在的外交認知落差。現實中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從來不完全取決於名義上的官職，而是來自制度授權與實質功能。當公共討論淪為「誰比較大、誰比較小」的位階競逐，不僅模糊了真正該被討論的政策責任，也讓外交議題被簡化為情緒性對立。依筆者對中國大陸的國情認知，具有國師地位的王滬寧，恐怕也瞧不起諂媚談話的蕭旭岑，而且給臺灣選民留下非常負面的觀感。 對國民黨而言，這場爭議同樣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它確實回應了部分選民對「外部壓力過度介入」的不安，也強化了在野監督的姿態；但另一方面，若無法清楚區分「捍衛國會權限」與「否定安全合作」的界線，長期下來，恐怕會加深外界對其國防立場的不信任。尤其在區域安全情勢高度緊張的背景下，任何模糊訊號，都可能被過度解讀。事實上，固然蕭旭岑的發言能鼓舞國內的統派，但最大在野黨副主席說出這種「詭辯」，恐怕更不利國民黨的選情，往後黨主席鄭麗文用何面目去見谷立言？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社會反思的，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發言，而是台灣民主在現實壓力下的成熟度考驗。民主不只是拒絕外部干預的口號，也包含對內部決策後果的承擔。若國會選擇刪減國防預算，就必須同步提出更具說服力的防衛策略；若政府主張強化國防，也應誠實面對軍人待遇與制度改革的不足。唯有如此，民主程序才能不只是形式正確，而是真正負責。 在國防與外交議題上，台灣不可能完全脫離國際結構，但也不應放棄自身的制度尊嚴。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的不是誰的聲音比較大，而是台灣的內共共識是否願意把民主，當成一套需要被認真運作的制度，而不只是政治攻防的工具。蕭旭岑的無知發言，不僅污辱國民黨，也不會讓王滬寧高看一眼，蕭旭岑的「昧王貶谷」發言，不僅讓國人啼笑皆非，更對國民黨年底選民具有「雙刃劍」效果。 作者：林士清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果震驚東亞。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中橫掃316席，不僅單獨跨越了「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更創下二戰後單一政黨最高的得票紀錄。這場被視為「高市路線」的公民投票，最終以壓倒性的勝利收場，這不只是日本內政的轉向，更標誌著安倍晉三生前所預言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已正式從戰略口號轉化為日本國家的核心生存意志。       在競選期間，北京試圖以經濟脅迫；例如，限制水產進口與管制稀土來干預日本選情，試圖重演過往對台的施壓模式。然而，高市早苗以其「鋼鐵理娘子」的姿態，硬碰硬地回應中國的擴張，最終獲得日本年輕世代與保守派的全面支持。此亦證明在當前的印太局勢下，日本民意已不再滿足於戰略模糊，而是渴望一個能明確界定敵友、並與民主盟友併肩作戰的「正常國家」。隨著自民黨掌握國會絕對主導權，過去因派閥政治而裹足不前的「防衛正常化」法案，如今已具備了實質落地的法律空間。      從中日台三方關係的動態來看，高市早苗的勝選徹底改寫了北京的對日劇本。過去中國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於日本商界的依賴，但高市所主導的「經濟安保」戰略，正在加速台日半導體與高端產業的深度嵌入，形成一道足以抗衡經濟脅迫的韌性防線。對北京而言，高市早苗掌握修憲主導權意味著日本在台海衝突中介入的可能性已顯著升高，日本不再只是後勤支援的角色，而是具備「源頭打擊能力」的實質參戰方。日本從守勢逐漸轉向攻勢，意味著威懾力的質變，讓台灣在面對侵略威脅時，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正式併入了一個具備實質打擊與封鎖能力的日美同盟北翼。       然而，台灣在欣喜之餘，更應深刻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句話背後的責任。高市早苗的勝選，是建立在日本國民願意為了守護自由秩序而承擔更高國防支出、甚至潛在衝突風險的基礎之上。這對台灣本土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啟示；若台灣本身缺乏足夠的自主防衛決心與社會防衛韌性，外援的承諾將難以持久。因此，在「高市時代」開啟的同時，台灣必須同步加速國防改革與軍工產業鏈的整合，確保台日之間的連結不只是建立在感性的民主共鳴，而是建立在彼此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之上。       總之，2026年的日本大選，是東亞民主勢力的一次關鍵勝利。高市早苗的強勢領導，將促使日本從「防衛台灣」的旁觀者，轉變為「守護印太」的領頭羊。對於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窗口，亦即當鄰國感覺威脅而有所進展時台灣局勢陷入動盪、內外交困的格局將使難得的盟友陷入猶豫，尤其立法院降於新議期再進入新的內耗無疑使美日同盟懷疑台灣立場，進而影響我國國際供應鏈或戰略意義，故當戒之、慎之。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