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 (一)

（編按：讓我們來一段時空之旅，回顧日據時代的建築風格，有些建物目前都還在，也可以對照一下古今的樣子有何不同。）

1. 日本勸業銀行舊廈建於1933年，戰後勸銀重回台灣，設分行於博愛路35號，後來該行經數度合併，先改為「第一勸業銀行」，現在則為「瑞穗金融集團」，舊廈位於襄陽路，原為台灣土地銀行總行，為國家第三級古蹟。

日本勸業銀行，在今台北市襄陽路。

 

2. 台南郵便局（忠義路．民生路口．1909~1973於張麗堂市長任內拆毀)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2

 

3. 台中火車站 (建於1917年是少數僅存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車站之一)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3

 

4. 台中神社 (建於西元1912年位於台中公園東北角，近現今的台中圖書館)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4

 

5. 台北北門，又稱承恩門，落成於1884年，為台北府城唯一保持原貌而留存至今的城門。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5

 

6. 三線路與小南門即現在的愛國西路，於1909年以台北城牆路線與基石為準，興建寬度四十公尺的道路，因為道路上設置兩大綠地，將路區分為三塊，故稱三線路。1930年代因為道路寬闊，車輛稀少，成為情侶約會的好處所，台語歌曲「月夜愁」
的歌詞「月色照在三線路」，指的就是這裡。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6

 

7. 京町通, 日文「通」是「街」或「路」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京町最主要的道路, 亦即今日的博愛路，道路通過台灣總督府的後方。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7

 

8. 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始建於1929年，現在改為司法大廈，該處在清朝原是供奉關公的武廟，和奉祀孔子的文廟（在北一女中校園內）相對，二者同是當時臺北城居民的精神寄託處。

日據時代台灣建築08

 

 

70 thoughts on “[轉] 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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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末世敘事」到「嚇阻理性」：解讀伊朗決策時，宗教應占多大比例？

把伊朗的安全決策理解為「末世神學驅動」，近年在英文媒體、政界修辭與社群內容中反覆出現。這套敘事的吸引力在於：它把伊朗某些高風險行為解釋為「不按成本效益算計」，因此推導出「傳統嚇阻可能失效」。但要寫成中性評論，必須先把主張拆成三層：可核查事實、可討論推論、以及反方可檢核的替代解釋；否則很容易把宗教語彙直接等同於政策動機，產生過度簡化。 1) 可核查的事實：宗教框架確實被政治人物拿來描述伊朗，但不等於伊朗真的只靠神學決策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伊朗威脅的公開談話中，確實使用了「伊朗由激進教士領導」「不是做地緣政治決策而是依神學」「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至少證明：美方高層有人公開以「末世神學」作為理解框架，且用於政策正當化語境。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類比伊朗最高領袖，援引「歐洲綏靖教訓」呼籲不要讓威脅擴散；這同樣屬於威脅動員的政治語言，能反映感知，但不能直接推出伊朗內部動機。伊朗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說開場祈禱「加速伊瑪目馬赫迪到來」的文本也可被核查；CNN逐字稿與媒體整理都收錄了幾乎一致的句子。 到這一步為止，能下的結論是：末世/回歸意象確實存在於什葉派政治語言與外部對伊朗的描述中；但「存在」不等於「主導」。 2) 知識層：什葉派隱遁與政教體制提供宗教—政治連結，但仍不足以推導「核末日策略」 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小隱遁/大隱遁」與「四位代理人」等歷史敘事可在宗教史材料中找到；其中小隱遁常被概括為874–941年。伊朗的「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則是把政治權威的正當性與「伊瑪目缺席」的宗教命題連結，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語法；Tony Blair Institute與Britannica都明確描述其在1979後入憲、並以「在伊瑪目缺席時由法學家治理」作為核心論證。 但這些材料最多支持一件事：宗教提供合法性資源與動員語言。若要再往下推到「核武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還需要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內部文件、命令鏈、可交叉驗證的行為模式），否則只能停留在推論。 3) 反方觀點：伊朗的公開立場與外部研究，提供至少三條可檢核的替代解釋 第一，伊朗官方長期宣稱「不發展核武」，且會把理由包裝為宗教與法理（例如核武在教法上被禁止）。路透報導也記錄伊朗外交體系多次重申「核武不在其核政策中」，並提到最高領袖的「宗教禁核」說法在官方論述中被反覆援引。第二，即便接受「宗教禁核」的說法，學界與智庫對「fatwa是否以正式、可稽核的書面教令形式存在」仍有爭議。Atlantic Council的分析主張，相關論述多見於演講與政治表述，並非清楚、不可撤銷的法學教令文本，因此不能把它當作鐵律。第三，許多安全研究機構依然能用「非對稱戰爭＋升級管理」來解釋伊朗行為：透過代理人、有限報復、可否認性行動控制衝突門檻，避免全面常規戰，同時維持嚇阻與談判籌碼。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就以「升級管理的編舞」描述伊朗在長期衝突中的套路。 補一個關鍵背景：歐洲E3對IAEA理事會的官方聲明指出，伊朗是「唯一未擁核卻生產過60%高濃縮鈾的國家」，且缺乏可信的民用正當性；這讓外界在「伊朗是否以政權生存為前提、視核能力為嚇阻工具」的現實主義解釋上，得到更多政策討論素材。 4) 較中性的結論：宗教該占多少比例？ 較可操作的中性答案是「分層加權」：宗教在伊朗的比例不應是0，也不宜被放大到100。它更像三種功能的集合：其一，提供政權正當性與動員敘事（高權重）；其二，形塑菁英語言與風險想像，影響威脅感知與對外訊號（中權重）；其三，直接決定具體軍事政策（低權重，除非能提出更接近決策鏈的證據）。換句話說，把宗教視為「背景約束與敘事資源」，再用嚇阻理性、政權安全、升級管理去解釋具體行為，通常比單一路徑更能同時容納支持與反方證據。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轉] 從美伊戰爭看台海危機

美國跟以色列面對大量低成本無人機，正在使用如「鐵束雷射系統」用以燒穿、擊毀敵方的無人機群。反無人機雷射的單發成本低廉，最低可降到10美金而且效果卓越。 ​ 美國在第一天就發射LUCAS低成本無人機500台（總價1750萬美金），成功摧毀伊朗外購先進防空飛彈系統（價值約12億美金）；交換比達到驚人的1:70，可謂大開槓桿就滅你主力。 ​尤其中國和俄羅斯的防空系統都存在一個相同的致命問題，就是「系統整合能力太差」。 一個好的防空系統應該是能做到互相整合資訊，發揮系統共同迎擊的效果。比喻來說：當金門防空雷達看到目標方向與航跡，它能靠傳輸網絡給台灣的整體防空系統，透過分析後採取最有效的反擊方式，導引防空系統做出最有效反制。 ​但伊朗的問題在於其擁有多套（中國、俄羅斯與伊朗）防空系統，彼此之間系統不相容。可能A看見了、卻無法傳達給B，那C就無法分享AB的資訊。可以說是各管各的，誰都沒有幫到誰。 ​台灣之盾方向正確但仍不夠 ​發展台灣之盾是正確的方向，重點就是為了要整合不同層級的防空飛彈系統與雷達系統。 ​但目前的缺漏是，這套系統應儘快納入反無人機系統。 ​從美伊戰爭來看，當人命越來越貴，先進的AI自主無人機將會是主要角色之一，並且多會採取低成本飽和攻擊，將造成空防上極大壓力。 ​ 被擊沈的護衛艦 ​伊朗海軍德納號在印度洋上被美軍潛艦以「MK48重型魚雷」一發擊沉，讓國際震驚。 ​反艦飛彈打個幾發未必能擊沉一艘軍艦，但MK48魚雷的威力巨大，此次美伊戰爭也讓見識到它真實的威力，據說連航母都擋不了它的攻擊。 ​潛艦是台灣在對抗中共海軍不對稱戰力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水下戰力中的支柱與核心。 ​不必多言，台灣四面環海，在海上必須要有實力才能說話。 ​而美軍已經同意出售「MK48重型魚雷」，未來將有望配備在台灣海鯤艦與現役的海龍號跟海虎號。 ​在目睹伊朗軍艦被擊沉後，其實我們更迫切需要通過國防預算購入有效武器，以確保海上安全。 ​但目前因預算案未審，仍全面面臨卡關。 文章來源：黑熊學院

[轉] 美伊戰損1:70驚人交換比！黑熊學院：台灣應速整合「防空之盾」

中東戰事凸顯現代戰爭型態變革，黑熊學院今（11）日發文指出，美軍與以色列憑藉「鐵束雷射系統」反制低成本無人機飽和攻擊，展現出驚人的戰場宰制力。反觀伊朗因採用中、俄防空系統導致整合能力低落，其主力軍艦更遭MK48重型魚雷一發擊沉。黑熊學院指出，這對台灣建構「台灣之盾」的正確方向具有重大啟示。 低成本飽和攻擊　創下1：70驚人交換比 黑熊學院分析，美國與以色列面對伊朗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威脅，已開始投入「鐵束雷射系統」（Iron Beam），利用高能雷射燒穿並擊毀敵方機群，單發成本最低僅需10美元，效果卓越。 在攻擊層面，黑熊學院指出，美軍第一天便出動500架「LUCAS低成本無人機」（總價約1750萬美元），卻成功摧毀伊朗價值高達12億美元的外購先進防空飛彈系統。這種資產交換比達到驚人的1:70，可謂「大開槓桿」就滅你主力。 中俄系統致命傷：整合能力差導致「各管各的」 黑熊學院指出，伊朗防空體系的潰敗，揭露了中國與俄羅斯防空系統的致命缺陷，即「系統整合能力太差」。黑熊學院比喻，優良的防空系統應如台灣的整合網絡，當金門雷達發現目標，能即時共享資訊給整體系統進行分析與反制。 然而，伊朗同時擁有多套中國、俄羅斯與自製系統，彼此互不相容。當系統A偵測到目標，資訊卻無法傳遞給B或C，「各管各的」結果導致無法發揮集體迎擊效果。黑熊學院強調，這也台灣發展「台灣之盾」以整合各層級防空飛彈與雷達的方向正確但仍不足，也應盡快納入反無人機系統，以應對AI自主無人機的飽和攻擊壓力。 MK48重型魚雷震懾國際 潛艦成台灣「不對稱戰力」關鍵 在海上戰場方面，黑熊學院續指，伊朗海軍「德納號」（Dena）在印度洋遭美軍潛艦以一顆「MK48重型魚雷」直接擊沉，震撼國際。相較於反艦飛彈，MK48魚雷威力巨大，連航空母艦都難以抵擋。 黑熊學院認為，對於四面環海的台灣而言，潛艦是國軍對抗中共海軍不對稱戰力的支柱。目前美軍已同意出售MK48魚雷，未來有望配備於我國「海鯤艦」及現役「海龍」、「海虎」潛艦。 國防預算卡關恐成國安隱憂 黑熊學院最後示警，目睹伊朗軍艦被擊沉的現狀，台灣更迫切需要通過國防預算以購入有效武器，確保海上安全。然而，目前相關預算案仍全面面臨卡關困境，恐影響台灣應對未來可能衝突的準備。 文章轉載自：自由時報

上篇：為何「末世敘事」會進入伊朗決策討論？先把可核查與可推論分層

把伊朗描述為「不按地緣政治理性行事」的論述之所以容易擴散，往往是因為它提供一個看似能解釋「高風險行為」的簡單模型：如果對手不是在做成本效益計算，而是在讀神學徵兆、追求末世使命，那麼傳統嚇阻與外交可能失靈。這類模型常以什葉派「馬赫迪回歸」敘事為核心，並進一步推測核能力可能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這一整段屬於解釋框架，能提供直覺，但本身不等於可驗證的政策動機。 「宗教化解釋」至少在外部政治語言中確實存在。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曾在公開場合使用「伊朗領導層做的是神學而非地緣政治決策」「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類說法能被核查，並能證明：美方有人公開用末世框架描述伊朗，且多出現在闡述威脅判斷與政策正當性的語境裡。 在方法論上，這類引文最多支持「某些政策人物相信這套描述」或「這套描述有其政治訊息功能」，但不足以直接推出「伊朗內部決策一定以末世論驅動」。也就是說，它是外部觀點的可核查文本，不是伊朗動機的直接證據。 區域盟友的修辭也常把伊朗放進「極權威脅」的歷史類比。例如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比擬伊朗最高領袖，並以歐洲綏靖作為警示。這同樣是可核查的政治語言。 但類比本身通常服務於「動員盟友、爭取支持」的政治目的，更多反映威脅感知與立場表態，而非可直接反推對方內部宗教動機。 伊朗政治人物在國際場合使用末世或回歸語彙亦可被核查。例如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講開場的祈禱文本，包含「加速馬赫迪到來」等句子。這可作為「宗教意象存在於政治語言」的證據之一。 但「語言使用」與「決策機制」之間仍隔著一段距離。演講祈禱能支持「末世敘事是政治資源」，卻不能直接推導「因此核武是加速終局的工具」，除非再補上更貼近政策層的文件、指令鏈或行為證據。 在知識層面，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隱遁（小隱遁／大隱遁）與回歸期待，確實是什葉派傳統的一部分；伊朗政體的法基赫監護制（velayat-e faqih）也確實把「伊瑪目缺席」與「由教法學家統攝治理」結合，作為政教合一正當性的論證資源。 因此較穩健的中性結論是：宗教在伊朗政治中「必然重要」，但重要的方式可能更像「合法性與動員語言」，而不是必然等同於「末世策略的政策指令」。若要把宗教比重推到「主導核政策」，需要額外、且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鏈條。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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