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

我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宜蘭子弟，對這片土地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長久以來，宜蘭以「文化立縣」自許，這並不只是寫在政策文件中的一句口號，而是一種累積於生活之中的治理態度──在推動開發之前，願意多想一步；在做出決定時，試著多聽一些不同的聲音。也因此，當重大工程與文化保存產生衝突時，許多人難免會想知道，宜蘭是否仍記得自己一路走來所珍惜的選擇？ 近期引發討論的舊蘭陽橋去留問題，正好觸及這個關鍵的核心。主張拆除的一方，強調橋樑老舊，擔憂防洪與結構安全風險；關心保存的一方，則不斷提醒，這些橋不只是鋼筋混凝土構成的設施，而是許多世代共同走過、看過、記住的所在。這場爭論表面上是在談工程，實際上卻是在追問：當安全與文化同時擺在眼前，我們是否真的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安全的重要性。涉及防洪與結構穩定，政府本就有責任謹慎以對。問題在於，安全是否只能透過「拆除」來達成？對橋梁進行局部改造、降低使用強度，或重新檢視整體工程配置，是否都曾被完整評估與公開說明？如果每當「安全」被提出，討論便很快被引導至既定結論，難免讓人質疑，文化是否真正被納入決策的核心。 文化保存也不只是情感層面的堅持。保存的目的，並非讓城市停留在過去，而是讓歷史仍有機會存在於當代生活之中。許多地方的經驗早已顯示，只要願意多花一些心力，工程建設與文化保存，並非只能二擇其一。關鍵差別在於，文化究竟是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必要條件，還是往往等到工程啟動後，才被當作附帶條件？ 宜蘭過去最令人稱道的，正是那種願意慢一點、想多一點的治理態度。多問一句「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多花一些時間溝通，看似繞了遠路，卻讓公共決策更經得起檢驗。這樣的過程，本身正是「文化立縣」真正的內涵，而不只是對外宣傳的標語。 這件事，其實也不只關乎宜蘭。今天是舊蘭陽橋，明天或許輪到其他城市的老街、老校舍或老市場。如果每一次爭議的結論都迅速指向拆除，留下的歷史記憶終將逐步消失。 文化一旦消失，便難以回復。因此，握有決定權的一方，本就有責任說得更清楚、做得更周全，讓人們知道，各種可能的選項都曾被認真思考過，而不是讓文化在決策過程中被排除在外。 推動建設，與重視文化，從來不是彼此對立的選擇。真正的考驗在於，我們是否仍願意為那些短期內看不見效益、卻形塑地方靈魂的價值，多保留一些空間。這或許不是最快的道路，卻正是讓宜蘭之所以成為宜蘭的重要原因。 作者：魏世昌

  2026年1月24日的中共軍方高層清洗，不只是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場直接影響台海與區域安全的結構性事件。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參部參謀長劉震利的同時落馬，並未讓解放軍更「集中統一」，反而嚴重削弱了指揮體系的穩定性，在台海高度緊張的背景下，這種不穩定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來源。國際社會若仍將此事視為中共例行「反腐」，將會低估它對核武管控與危機處理能力的破壞性。 現代戰爭的關鍵，不在於是否「下令開戰」，而在於命令是否能被準確理解、理性執行、並在危機中被節制。然而，此次清洗顯示，習近平已繞過既有的軍事紀律與指揮體系，改由國安、特務與文官系統直接介入軍權。這意味著，中共的文人—軍人關係已出現嚴重斷裂。   在台海情境中，這會帶來三種高度危險的可能：前線指揮官為表忠而過度執行模糊命令；中層軍官因恐懼被清算而延遲回報或隱匿情資；各戰區行動出現非同步、非協調的冒進行為。這些都不需要中央刻意發動戰爭，就足以引發連鎖升級。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高度集權且面臨內部危機的政權，最容易將壓力向外釋放。 對中共而言，台灣正是最具動員力、也是最具風險的對象。軍方被清洗、制度信任崩解，並不必然導致全面戰爭，但極可能引發：高頻率的對台軍事騷擾；模糊界線的飛彈、海空演訓；用於內部「證明忠誠」的灰色地帶行動。 張又俠的角色，並不只是某個派系代表。他象徵的是一種「仍能對最高領導人說不」的非正式制衡力量。他的倒台，代表中共體制內最後殘存的剎車片，已被徹底拆除。當軍隊只剩下服從，卻失去討論、修正與延遲的能力，威懾將變成表演，理性將讓位於恐懼。 2026年初的這場清洗，並未讓中國變得更強大，而是更不穩定。在台海與核武議題交織的現實下，世界面對的不是一個自信、可預測的對手，而是一個在高度恐懼中運作的體制。這樣的體制，最容易犯錯。而錯誤，往往發生在台灣海峽。 作者：林政武

總統賴清德去年提出未來8年投入1.25兆元的國防特別條例，要打造台灣之盾，而行政院所提出的「國防特別條例草案」一直遭到藍白立委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封殺。對此，媒體人劉寶傑在節目《范琪斐的美國時間》指出，台灣現在很流行的街頭訪問，而民眾不投綠、投藍白，討厭綠的原因就是「貪腐」，永遠懷疑政府在貪，這也是軍購案預算為何一直不通過的原因，民進黨不得不面對這件事情，就是貪腐居然已經變成既定印象。(新新聞2026-01-25 ) 說「綠營＝很貪腐」這個印象，確實存在於一部分選民中，但這個印象並不完全等於「事實上比它黨更貪」，而是「執政結構＋政治攻防＋期待落差」疊加出來的結果。 為什麼「貪腐印象」會出現？原因如下： 一、長期執政的「結構性風險」 民進黨： 中央長期執政，掌握大量預算、補助、標案、人事，任何長期執政黨都會累積弊案風險，這不是綠營特有，國民黨在威權時期與馬政府後期也一樣，甚至更貪腐，畢竟權力越集中，利益關係越複雜，出事機率越高。 二、 「道德標準設得太高，反而反噬」 民進黨長期主打：清廉、本土價值、反威權、反黑金，結果是：選民對綠營的容忍度比對藍營低，因為同樣的事發生在綠營，被批評是「背叛價值」，而若發生在藍營，則是「不意外」，這會放大「貪腐感受」，即使綠營實際貪污的金額或層級，未必更嚴重或更高層。 三、個案累積，形成人設崩壞感 像是（不點名也知道的）：地方政府標案爭議、補助款、光電、疫苗、前瞻、助理費、 親友、側翼、酬庸問題。單一事件未必致命，但「一直有新聞」會造成心理印象。 四、藍營反綠敘事非常成熟、非常勤勞 老實說：反綠媒體、社群、KOL 的敘事整合度很高，關鍵字重複如：「貪腐、雙標、權貴、側翼、綠色權貴」，在藍營媒體長期灌輸下，會成為很多人的「直覺印象」，然而，「實際上」，綠營真的會比較貪嗎？ 如果用比較冷靜的角度：制度性、結構性貪腐（黑金、派系、暴力、買票）看，歷史上 藍營更嚴重，至於現代型貪腐（標案、旋轉門、灰色地帶、利益輸送），藍綠其實都會發生，差別在於：綠營更常被放在「道德顯微鏡」下檢視，綠營支持者的失望感更強，為什麼「年輕人開始對綠營失望」？不是因為突然變貪，而是：高房價、低薪、政治語言越來越官僚，對批評的容忍度下降，「不像以前那個理想的民進黨了」。 社會大眾對綠營有「貪腐印象」是真的存在；但那是「長期執政＋高道德標準＋政治攻防」共同塑造的感受，不等於綠營天生比較貪腐，否則將「藍綠貪腐型態」對照整理成一張表，便可看個明白。不是比賽誰比較貪腐，而是貪腐程度不同而已，民進黨被刻意放大，國民黨的貪腐則是被縮小。(GitHub: https://shorturl.at/lM0Qq) 此外，近期國民黨立委提出多項修法，外界統稱為「貪污五法」，內容涉及廉政制度與選舉公平性，更是影響深遠： 1.立委陳玉珍提案修正《立法院組織法》，企圖護航涉貪同黨立委顏寬恒，將原本應專款專用的公費助理經費，變成立委可支配款項，甚至無須檢據核銷，嚴重侵害助理權益； 2.國民黨立委另案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條例》，同樣放寬地方民代助理費使用規範，讓助理費可被任意挪用，公帑透明與監督機制蕩然無存； 3.陳玉珍再提案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放寬社會已有高度共識的「排黑條款」，讓判刑確定、仍在緩刑期間的犯人也能參選公職，衝擊公平選舉的價值基礎； 4.立委林思銘提案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主張尚未正式登記為候選人前，連署階段的賄選行為不需處罰，形同替買賣連署書行為開後門； 5.立委游顥提案修正《不當黨產條例》，企圖替法院認定的國民黨附隨組織「救國團」與婦聯會黨產解套，讓不義黨產不必歸還國家，形同國庫通黨庫。 事實勝於雄辯，德國國際透明組織（Tr從2013到2022年調查結果，清廉印象指數上，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都在第35或第36名徘徊，到了蔡政府，成長到第25名，比起馬政府，人民更相信民進黨比國民黨廉能。 總之，藍營傾向「地方派系與黑金勾結、公帑挪用、工程圍標的集體型貪腐」；綠營則傾向「個別型貪腐」。綠營的貪污金額與人數，與國民黨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卻被刻意放大。 作者：鄧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