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2026年國慶日致詞，核心訊息是把台灣放在一個「外部風險升高、內部轉型加速」的座標中。他一方面強調台灣經濟在AI、半導體與全球供應鏈中取得亮眼成果，另一方面也提醒國人，經濟成長不能只停留在企業獲利與股市表現，而必須轉化為全民可感受的生活改善。這使今年國慶演說不只是外交與國防宣示，也帶有明顯的民生政策說明。 演說最重要的第一條主線，是「經濟成果共享」。台灣近年受惠於AI需求與高階製造優勢，出口、投資與稅收均有支撐，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薪資、物價、租屋、育兒與照護壓力。賴清德若把加薪、減稅、補助與公共投資放在演說核心，等於承認政府必須處理經濟亮眼與人民感受落差的問題。這是正確方向，但後續仍要看政策能否精準照顧受薪階級、青年家庭與中小企業。 第二條主線是國防韌性。面對中國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賴清德強調強化防衛不是挑釁，而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條件。這個說法意在對內凝聚社會共識，對外則向國際傳達台灣不是升高衝突的一方，而是希望用實力避免戰爭。國防預算、軍事現代化、後備改革與民防韌性，未來都會是政府持續推動的重點。 第三條主線是台灣的國際定位。賴清德延續「民主夥伴」敘事，強調台灣不只是地緣政治熱點，更是全球民主供應鏈、科技安全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成員。這種說法回應美中競爭，也試圖讓台灣在國際交流中取得更主動的位置。不過，國際支持往往與台灣自身治理能力相連動，國內團結、法治穩定與產業韌性，都是外交說服力的一部分。 整體來看，這場國慶演說的政治功能，是把「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綁在一起。賴清德試圖說明，台灣要守住民主自由，不能只靠軍事，也要靠經濟分配、社會韌性與國際信任。這樣的論述有其完整性，但挑戰也很清楚：若經濟成果共享無法落實，國防支出就可能被民眾視為負擔；若國防韌性缺乏透明溝通，也可能加深社會疑慮。 2026年的國慶演說，反映台灣已進入「高成長與高風險並存」的新階段。賴清德提出的方向，是以經濟支撐民生、以國防維持和平、以民主連結世界。真正的考驗不在演說本身，而在政府能否把這三條主線化為可被人民檢驗的成果。若能讓一般家庭感受到收入改善、社會更安全、國際支持更穩固，這場國慶致詞才不只是政治宣示，而會成為執政路線的具體承諾。 作者：寧為渣

前幾日，台北市萬華分局持法院搜索票搜索西門町BDSM同志酒吧Commander D。這起事件原本是涉及妨害風化的司法偵查，卻因執法過程中傳出員警對身心障礙者說出「殘障也可以做愛喔？」等不當言詞，引發性別平等、身心障礙與人權團體批評。警方事後確認有員警出現不當言詞並予以懲處。 我認為，這起事件還有另外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警察是否執法過當，也不只是員警「講錯了一句話」。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身心障礙會讓一個人是否具有性慾望、是否能夠做愛，變成一件值得驚訝的事情？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並不是抽象的哲學討論。我本身不是主流異性戀者，同時還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過去曾經擔任手天使、障礙者個人助理，也曾擔任自立生活協會理事。這些經驗讓我不只是從書本理解「身心障礙者的自主」，而是在不同位置上實際接觸過障礙者的日常生活、身體自主、親密關係與性自主。 尤其是手天使的經驗，讓我很難把「殘障也可以做愛嗎？」理解成單純的失言。因為當我們真正把身心障礙者視為完整的人，就會知道，障礙並不會自動消滅一個人的慾望、親密需求、情感關係與性自主。身體有障礙，與一個人是否具有成為「性主體」的資格，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在自立生活運動中接觸到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如此：障礙者不是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而是能夠決定自己如何生活的「主體」。個人助理存在的意義，也不是代替障礙者做決定，而是在必要的支持下，讓障礙者能夠自己決定生活。這個原則放到性自主上，其實沒有理由突然失效。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具有性行為能力」與「具有性自主」。前者可以是醫學或生理問題；後者則涉及一個人能否表達慾望、建立親密關係、作出性選擇，以及決定自己的身體如何被對待。身心障礙並不會自動取消後者。 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認為，個人對自身生活與身體的決定，是個人自由的重要核心。當然，性行為涉及同意、傷害、剝削等問題時，國家當然可以依法介入；但「身心障礙」本身不能成為推定一個人沒有性自主的理由。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的能力取徑則提醒我們，真正的平等不只是法律上人人一樣的形式平等，而是人是否實際具有生活、建立關係、表達情感並作出人生選擇的能力。如果我們只把身心障礙者視為需要照顧、保護與管理的人，卻不承認他們也可能有慾望、愛情與性需求，那麼看似善意的保護，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剝奪。 「殘障也可以做愛喔？」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暴露了一種深層的預設：身心障礙者似乎不應該是「有性的人」。 社會學家Goffman的污名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件事。當一個人的某種身分被放大到足以遮蔽其他人格特質時，他就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首先被看成「一個障礙者」。他的感情、慾望、關係與選擇，都可能因此被忽略。 而這對我這樣同時具有非主流性傾向與精神疾病身分的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社會有時把非異性戀者視為只是想法扭曲，也可能把精神疾病患者視為沒有判斷能力。當這些身分交疊時，更容易出現一種危險的推論：只要你的性傾向、心理狀態或身體狀況偏離主流，你的慾望與選擇似乎就不值得被認真對待。但這正是我們必須拒絕的邏輯。 精神疾病不等於喪失人格；身心障礙不等於喪失性自主；非異性戀也不等於失去正常生活的資格。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與主流不同，不代表他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體。 而當這種話是由警察說出口時，問題更加嚴重。警察不是普通旁觀者，而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搜索票可以授權國家進入特定場所、尋找特定證據，卻不因此授權國家羞辱人民。因此，「有搜索票」與「執法過程是否侵害人格尊嚴」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法律授權，後者是國家如何行使權力。搜索票可以授權搜索，但不能授權羞辱。 我也不認為BDSM空間應該免於法律監督，更不認為同志或身心障礙身分可以成為違法行為的免責理由。但真正的平等恰恰是：每一個人都受到同一套法律規範，也同時受到同一套人格尊嚴的保障。 Foucault曾提醒我們，權力不只透過禁止運作，也透過分類、規訓與「正常／不正常」的界線運作。當國家進入一個不同於主流的性文化空間時，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究竟是在依法調查特定行為，還是在不知不覺中把某種身體、性傾向或生活方式本身視為「異常」？ 因此，Commander D事件不只是同志議題，也不只是身心障礙議題。它讓我們看見，當一個人同時處在多個非主流身分的位置時，國家是否仍然能夠把他視為一個完整的公民。一座真正多元的城市，不只是有彩虹旗，也不只是舉辦同志遊行。真正的考驗，是當國家面對那些不符合主流想像的人時，是否仍然記得他們首先是人。 國家可以調查一個人的行為，但不能因此取消他作為人的身分。所以，問題不只是說「殘障也可以做愛嗎？」涉及歧視，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一個人的身體、心理狀態或性傾向不符合主流時，我們是否仍能承認，他是自己人生的主體？這也是Commander D事件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朱智德

近期台北市長選舉中的毒品政策攻防，引發社會對「反毒」與「減害」的爭論。作為目前在臺大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所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重新論述一番。 過去從事田野研究時，我曾進入監獄，看過毒癮發作與戒斷所帶來的痛苦；也曾在八大行業與夜店進行田野調查，看見物質使用背後複雜的心理、社會與環境因素。因此我逐漸理解，毒品問題從來不只是「反不反毒」的二分法。 首先必須釐清：反毒不等於反減害。清潔針具並非鼓勵吸毒，美沙冬替代治療也不是「政府發毒品」。台灣早已將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納入藥癮防治體系，其政策目的在降低HIV等感染風險、減少傷害，並使成癮者進入醫療與戒治體系。換言之，政府可以同時強力查緝販毒、製造與走私，也可以提供治療與減害服務，兩者並不矛盾。 這也是此次政治論辯最需要被釐清的地方。沈伯洋本身具有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任教於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其專長包括刑事政策與法律社會學。討論他的毒品政策主張，當然可以嚴格檢驗，但應該放在犯罪學、公共衛生與成癮研究的脈絡中，而不是直接把「減害」等同於「鼓勵吸毒」。值得注意的是，蔣萬安在2021年擔任立法委員時，也曾參與涉及強化美沙冬替代治療與藥癮戒治資源的提案。既然如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就不是誰比較會喊「反毒」，而是哪一套政策真的能降低毒品造成的傷害。 從犯罪學與社會學來看，Howard Becker的標籤理論提醒我們，「吸毒者」不只是對一種行為的描述，也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身分；社會學家Goffman對污名的分析則指出，當一個人被持續排除為「不正常的人」，重新回到社會的道路反而可能更加困難。因此，成熟的毒品政策不能只有查緝，也必須包括預防、治療、減害與復歸。 神經科學也讓「只是缺乏意志力」的說法顯得過度簡化。神經科學家Nora Volkow的研究顯示，成癮涉及獎賞、動機與自我控制相關的神經迴路變化。這不代表成癮者沒有責任，而是提醒我們：成癮同時涉及生物、心理與社會因素，不能單純用道德譴責解釋。 更進一步而言，Foucault對現代治理的分析也值得放進毒品政策中思考。國家治理從來不只是「禁止」，也包括醫療、分類、統計、矯正與風險管理。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要不要反毒」，而是我們如何在阻止毒品擴散的同時，降低已經發生的健康與社會傷害。 我反對毒品進入校園，也支持打擊販毒與走私；但同樣認為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成癮治療、感染預防、減害與社會復歸不可或缺。因為我在田野中看到的，從來不只是抽象的「毒品」，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有人犯過錯，也有人正在戒斷、正在痛苦，甚至正在努力重新生活。 因此，真正成熟的反毒政策，應該一方面讓毒品更難接近孩子，另一方面也讓已經陷入成癮的人有機會活下來、接受治療並重新回到社會。 反毒可以很堅定，但毒品政策不能停止思考。 作者：朱智德

名古屋亞運正在進行，台灣代表隊接連傳來捷報。從游泳、田徑到羽球、桌球、滑板與克拉術，不同項目的選手陸續站上頒獎台。王冠閎拿下男子二○○公尺蝶式金牌，傅兆玄在男子跳高奪金，十二歲滑板選手辜泳諺也摘下銀牌。這些成績讓人看見，台灣的體育版圖，正在出現新的面貌。   過去談到台灣體育，許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棒球、羽球、桌球、舉重或射箭，但這次亞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愈來愈多不同項目都有台灣選手冒出頭來。有些是傳統強項持續突破，有些則是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的運動開始累積成績。獎牌數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台灣正在出現更多不同領域的運動人才。 一面獎牌背後，也從來不是選手一個人的努力。從教練訓練、運動場地，到營養、醫療、體能與國際賽經驗，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長期累積。這次亞運代表隊的培訓，也早在賽事前數年就已經展開。選手站上頒獎台的幾分鐘，其實是多年訓練的結果。 因此，亞運帶給台灣的，不只是為選手喝采，更是思考如何讓這樣的成績持續下去。當比賽結束、媒體焦點轉移，我們是否仍能給予年輕選手足夠的訓練環境？學校是否有更多空間讓孩子接觸不同運動？教練培育、場地建設與冷門項目的資源，又是否能跟上人才成長的速度？ 如果只有選手奪牌時才想起體育，台灣很難建立長久的運動實力。真正值得投入的，不只是少數已經站上國際舞台的明星選手，也包括那些還在學校操場、地方體育館努力訓練，甚至還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的孩子。 亞運比賽終究會結束，而這些突破，也讓我們看見台灣體育正在出現新的面貌。今天我們為王冠閎、傅兆玄與所有站上頒獎台的選手喝采，也應該把掌聲化為更長久的支持，讓下一個台灣孩子有機會站上更大的國際舞台。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