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中國在台灣海峽開啟戰爭，國際是否支援台灣？先講結論，會。但會在什麼情境下支援升級到什麼程度，需視衝突規模而定。國際政治從來不是民主遊戲，而是賽局博弈，不能簡單用道德價值觀判斷。 依據目前的情況，若台海發生戰爭，中國可能有幾種方式攻占台灣： （一）灰色封鎖戰術：以不明說開戰的方式，直接封鎖台灣的重要物資，希望製造外資與供應鏈的撤離，製造台灣社會恐慌，期望讓受不了壓力的台灣政府簽下類似和平協議，或達成讓親中政權上台的構想。 （二）攻佔外島：短時間攻佔金門、馬祖等離島，營造戰爭情勢大好的氛圍，而台灣當局可能因為爭論是否保衛離島而分裂，同樣期望台灣社會恐慌，期望台灣政府因害怕戰爭，而簽下和平協議。但若操作失敗，可能導致戰爭因此擴大。 （三）直接登陸台灣：若中國想要直接統治台灣，會選擇直接登陸，也就是「武統」，而中國武統有兩種途徑：從北部登陸，期望透過快速攻佔首都的方式，實施政權輪替。或者從中南東部登陸，期望透過蠶食鯨吞的方法，佔領全台灣。 由於台灣海峽在世界經濟占據重要地位，若台灣發生戰爭，國際會依實際情況有不同的支援方式： （一）灰色封鎖戰術：對於世界各國而言，灰色封鎖戰術形同挑戰國際航行自由，各國可能會派遣航空兵力巡邏，並討論對封鎖方的制裁方案，緊急支援台灣的能源與醫療資源。由於這時間點並不算是真正構成戰爭，因此各國可能從外交同盟與經濟制裁並進的手段慢慢升級，考驗社會耐心。 （二）攻佔外島：若對岸短時間攻佔金門、馬祖等離島，各國容易視中國為「明確開戰」，但還沒上升到全面熱戰的地步，更接近俄羅斯攻佔克里米亞的情況，國際最有可能的支援是「軍援台灣」，希望提高嚇阻力，阻擋中國政權更進一步。但避免為了幾個小島升級戰況，各國的作為可能更謹慎，將考驗台灣政府的敘事能力，若情勢不對，台灣反倒可能遭國際施壓。 （三）直接登陸台灣：假如中國決定攻占台灣，各國的回應將會強烈，包括大規模軍援、全面制裁、供應鏈切割等方式，但每個國家情況不同，太平洋的國家更傾向干涉，歐亞的國家更傾向與低度的支援，但是否直接參戰的關鍵在於，各國判斷「保衛台灣的利益是否足以付出將士的性命」以及「戰爭後續是否會升級為核風險」。若各國若介入戰爭，首先的作為可能是巡邏台灣海峽，測試中國的反應；再者提供衛星情報協助國軍防禦；以及轟炸中國的軍事基地，實施有限度的介入；最後才可能走向直接參戰。若不幸發生「核戰爭」，則戰況將升級為世界大戰，國際將會走向殲滅政權的總體戰，到時不是支援與否的問題了。 雖然台海有難，會獲得國際相助，但是在賽局博弈的場合，「錦上添花」才是常態，台灣必須展現足夠的社會韌性、堅強備戰的決心，這樣世界人民才有信心押寶台灣。如果是極端脆弱、政府人民立場搖擺的台灣，想必各國看了也不願押寶，即使降下神兵天將也難救了 作者/Oscar

十九日，北捷台北車站與中山站商圈發生震驚社會的隨機殺人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受傷。熟悉的通勤動線瞬間成為暴力現場，不僅奪走無辜生命，也動搖了民眾對公共場所安全的信心。 這起事件雖發生在台灣，但類似的隨機攻擊在世界各地也時有所聞。美國、歐洲乃至治安穩定的國家，都曾出現在地鐵、街頭、公園、校園等公共場所的無差別攻擊。受害者互不相識，加害者動機不明，暴力往往毫無預警。 國際經驗顯示，許多隨機攻擊者長期心理失衡、社會孤立或生活失序，卻未被及時介入。心理健康資源不足、社區關懷網絡薄弱，使風險累積，最終以極端方式爆發。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其暴力往往不再針對特定對象，而是直接威脅社會。 結構性壓力也不容忽視。經濟壓力大、工作不穩定、改善生活的機會有限，加上疫情後的社會與心理衝擊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社會情緒持續緊張。大多數人能自行調適這些壓力，但對處於社會邊緣的人而言，任何挫敗都可能成為壓垮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媒體與數位環境也複雜。一方面，資訊即時傳播，使事件更容易被看見；另一方面，過度聚焦極端行為，可能放大模仿效應，提醒社會必須更審慎地處理媒體對暴力事件的報導方式，避免暴力被誤解為獲得存在感的途徑。 面對北捷悲劇，社會不能只停留在憤怒與恐懼，也不應簡化為個人品格或刑罰的爭論。重要的是檢視，我們是否建立了可預警、介入與修復的社會安全網，讓逐漸走向失控邊緣的人，不至於在悲劇發生後，才會受到社會重視。 政府是否已做好相關防範準備至關重要。僅靠事後究責或加重刑罰，難以防止隨機暴力重演。前端預防與介入，包括完善心理健康資源、跨部會資訊整合，使醫療、社政與治安單位能協同合作，形成必要安全防線。 公共場所的安全管理也需要持續改善。人潮密集場域的通報機制、第一線人員的風險辨識訓練，以及突發事件的即時應變能力，都應成為日常管理的一環，而非僅在悲劇發生後臨時補強。這不是推向高度監控，而是讓安全成為可預期、可信任的公共服務。 北捷事件不僅是治安事故，也是對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醒。政府除了強化第一線應變與安全設計，更應正視心理健康支持、社會安全網與跨部門預警機制的不足。唯有及時辨識風險、接住脆弱，公共安全才不會停留在事後補救。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靠恐懼維繫，而是來自制度穩定與民眾信任。若能將這起事件的警訊轉化為更周延的公共政策與管理措施，或許才能避免下一次悲劇，再度毫無預警地降臨。 作者：魏世昌

  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近日發生於台北車站及捷運中山站周邊的暴力攻擊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該事件造成多名民眾傷亡，不僅衝擊公共安全，也在短時間內引發治安及輿論震盪。對於此類事件，若僅停留於情緒反應或單一責任歸因，恐難以回應社會真正的需求；相對地，從公共政策與社會科學角度出發，冷靜檢視事件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面向，更有助於未來的預防與治理。             所謂「無差別暴力事件」通常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相關研究指出，此類行為往往與個人心理狀態、長期社會支持不足、以及對現實環境的挫折感累積有關。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社會中，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速、社會連結薄弱，使得部分邊緣個體更容易陷入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無差別攻擊並不等同於隨機或毫無脈絡的行為。許多案例顯示，行為人往往在事前已出現壓力訊號，例如長期失業、家庭關係斷裂、心理健康失衡，卻未被及時辨識或介入；故反映的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安全網在早期預警與支持層面的不足。             捷運系統與大型商業區是現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其功能在於促進流動、交流與便利。然而，當暴力事件發生於此類場域，對社會心理的衝擊遠大於事件本身的發生頻率。民眾對日常通勤與公共活動的安全感，會因此產生動搖。從治理角度來看，公共安全不應僅依賴事後的警力反應，而需納入預防性思維。例如，透過更完善的現場觀察機制、異常行為通報流程、以及跨單位即時協調，提升早期介入能力。              事件發生後，網路平台迅速湧現大量討論，其中既有對受害者的關懷，也伴隨情緒化指責與標籤化言論。部分言論嘗試以政治立場、特定群體代稱或既有社會對立框架來解釋事件，例如互相指稱兇嫌為「青鳥」或「小草」，蓋缺乏事實基礎，反而模糊問題本質，突現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極端政治化與網路對立走向現實生活的傾向。社會心理學指出，在高度不確定與恐懼的情境下，人們傾向尋找簡化的解釋與替罪羊，以降低內在焦慮。然而，這類「獵巫式」反應容易導致社會撕裂，使公共討論從如何預防悲劇，轉變為彼此指責。長期而言，這不利於民主社會中理性對話與政策形成。是故，媒體的角色格外關鍵。專業新聞報導應以查證、脈絡與公共利益為核心，避免過度聚焦於嫌疑人個人細節或未經證實的動機推測。過度渲染或即時追逐點擊，可能在無意間放大恐慌，甚至造成模仿效應。同時，數位平台亦需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強化對仇恨言論、威脅訊息與不實資訊的管理機制，並與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維護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