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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疫情嚴峻時刻外出應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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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個月,台灣成功因應武漢肺炎,其中一大原因即是許多民眾戴口罩及勤洗手,比任何方式更能降低病毒的人際接觸傳播力、節省不必要龐大醫療成本及無辜人命耗損。而現在既然西方人都開始要戴口罩,西方中的亞裔如華人日人韓人更早已戴口罩,不怕異樣眼光,世衛組織日昨亦在「大勢所趨」下改口支持公共場所戴口罩,防疫成效卓著且位居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日產一千多萬片的台灣,還能不好好運用這個防疫利器,要求民眾外出人際接觸時戴口罩,以繼續維持防疫優勢嗎?

於成功因應武漢肺炎,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及份量空前高升,各國不僅讚美,還合作及分享台灣抗疫經驗,接受台灣「行有餘力」之後的防疫物資捐助。其中提前部署、嚴密防堵,先後提醒民眾養成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習慣,形成台灣低度社區感染,尤其受到舉世欽佩矚目。

清明連假人潮眾多,但不是每個人都戴上口罩。 圖片來源:NOWNews
清明連假人潮眾多,但不是每個人都戴上口罩。 圖片來源:NOWNews

但美中不足的是,自歐美疫情急遽升溫,國人紛紛「逃難」返台後,確診病例已由每日零星個位數變二位數(或高個位數),總病例並在短短兩週由數十人暴增至三百多人,境外移入感染者還突然成為台灣防疫最大破口。這些人由於採檢率低(與從中國大陸入境者的嚴格採檢、集中檢疫不同),許多又因無症狀而不必採檢,於是成為家屬感染及不明社區感染的新源頭。缺乏防疫觀念或不遵守防疫指示的中老年人,處境特別危險。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四月起擴大監測對象,加強「臨床五症狀」通報採檢,算是提高採檢率的亡羊補牢之舉。但對於無症狀感染者,除了入境時擴大採檢,或被懷疑是其他確診者的不明感染源而強制棌檢外,目前幾乎「無計可施」,只能要求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即「不戴口罩時,室內一點五公尺、室外一公尺,若雙方皆正確配戴口罩,則可豁免社交距離」「但若無法維持距離,或處於擁擠、密閉場所,仍應配戴口罩」。

(事實上,疫情指揮中心推動社交距離指引,正意味社區傳播風險大增,主要傳播者就是境外移入的無症狀感染者,他們在歐美全無檢疫,在中國大陸則不被列入確診者。)

問題在於,鑒於歐美疫情嚴重,台灣一下子由歐美移入這麼多國人,特別是無症狀(即「沈默帶原者」)比率最高的年輕人,年輕人又大多喜好走動,社交距離未必是最好防禦。何況不理社交距離的人不知凡幾,如公車捷運上經常摩肩接踵、人滿為患,如公園及河堤步道,行人經常口沫橫飛、擦身而過。這些場所若不戴口罩,無症狀感染者即可能「趁虛而入」,增加不明感染風險。

因此,一些公衞專家建議,為安全起見,民眾不管社交距離如何,外出(有人際接觸機會)就必須戴口罩。這確是較「有計可施」的防禦作法!

關於戴口罩,我個人對國人日常防疫的公衛道德感慨良多。雖然瘟疫當頭,全國大多齊心抗疫,但缺乏防疫觀念及不守防疫指示者還是所在皆有。就以我三月中下旬至四月初這兩週所謂「防疫關鍵期」的經驗為例:

我儘量避免搭公車,不得已要搭時一定找離峯時段,在早上十點到十一點,下午二點到三點半。但兩週多前,我搭車行經木柵路考試院前後幾站,竟然每站上來一二十名年輕乘客(而且大都在景美捷運站而非世新大學下車),全車爆滿,站立者很多沒戴口罩,我身旁就有四五位;雖然我有戴口罩,但仍感覺空氣汚濁、快要窒息、染病風險極高。

幾天後,我又經過同樣路段,車到考試院時,正逢考試散場,路上人潮洶湧,不下千人,每班靠站公車全部塞滿,等了好幾班,輪到我搭的公車靠站,居然還有幾十人爭相上車,而且大多不戴口罩;我馬上下車,後退避開人潮,轉入銓敘部僻巷,繞道而走。同時從這兩次經驗後,我就不再搭公車,情願多走三四公里路,也不在防疫期間和一大群「上課上班時間出遊」「該戴口罩而不戴口罩」的年輕人同車。

另外,我常約朋友在住家附近河堤散步,最近看到女性及中年人大多戴口罩,老年男人則多半不戴,亦不保持社交距離。例如兩週前我行經一堆坐在靠椅上閒聊的老人面前,一個人突然狂咳,唾沫飛到我手臂,我叫了一聲,對方居然木無表情看我,毫無歉意。一週後,一位遛狗老人不戴口罩,牽著狗繩隨狗亂逛,竟朝我身上撞來,我以毫厘之差躲過,他也毫無歉意。更糟的是,一位多次散步遇到,從不戴口罩的老人,前幾天緊跟我們身後,突然朝前大打噴嚏,我生氣的叫朋友停下,讓這位不懂禮貌的老人先走,他走過時,還別有深意的看我,似有責怪之意。

在疫情嚴峻時刻,台鐵、高鐵、國道客運都要求戴口罩,公車、捷運可以不戴口罩、不限制撘乘人數、任由「人滿為患」嗎?老人可以在人來人往頻繁的河堤或公園散步聊天,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視失禮如無物嗎?這些乘客及老人不怕缺乏防疫觀念及不遵守防疫指示,會使自己成為無症狀感染者(沈默帶原者)的受害者及其他認真防疫者的加害者嗎?

連西方這樣「只有病人才戴口罩,健康者不戴口罩」文化泛濫之地,最近都因瘟疫前所未見嚴重,而開始鼓勵戴口罩。如中歐東歐不少國家,最近規定民眾出門要戴口罩。如美國總統川普及白宮冠狀病毒工作小組一改過去反對態度,支持民眾在公開場合戴口罩。如洛杉磯市長不等聯邦政府做出決定,已率先宣布啓用口罩防疫。更不必說,台灣官方近日捐贈一千萬片口罩支援疫情嚴重國家,受贈國紛紛表示感謝。

以上等等,無不顯示一場被聯合國祕書長稱為「二戰以來挑戰人類最鉅危機」的瘟疫,正在改變西方防疫文化、改變西方健康者不戴口罩的歷史!

過去兩個月,台灣成功因應武漢肺炎,其中一大原因即是許多民眾戴口罩及勤洗手,比任何方式更能降低病毒的人際接觸傳播力、節省不必要龐大醫療成本及無辜人命耗損。而現在既然西方人都開始要戴口罩,西方中的亞裔如華人日人韓人更早已戴口罩,不怕異樣眼光,世衛組織日昨亦在「大勢所趨」下改口支持公共場所戴口罩,防疫成效卓著且位居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日產一千多萬片的台灣,還能不好好運用這個防疫利器,要求民眾外出人際接觸時戴口罩,以繼續維持防疫優勢嗎?

作者 / 孫慶餘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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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新冠病毒 武漢肺炎 疫情 社區感染 社會
2020-04-07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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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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