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常以大國心態指導開發中國家，卻忘卻自己的經濟發展階段仍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員，中國的獨特性或許只有一個，然而，世界卻是很大。

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在台灣朝野成為大家追逐的政治議題，筆者暫時先拋下九二共識的爭議，關注國際社會逐漸遺忘的「華盛頓共識」及「北京共識」之爭，順便談談北京共識為何對開發中國家失去吸引力，或許與川普的強勢作為與美中貿易戰結果有關，讓北京當局的綜合國力下滑，很難對開發中國家提供可遵循的發展經驗輸出，甚且還面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

中國現今面臨到非常大的經濟成長下滑的壓力，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美國總統川普率先發難的美中貿易戰，迫使北京簽下城下之盟，讓中國倚靠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賺取高額利潤的空間下降，國際社會漸有抑制中國崛起的意圖；其次，一帶一路倡議面臨到政策執行的困惑，沿線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和外債壓力，讓中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引起強烈政治反彈，一帶一路的風險遽增；第三，中國財經學者向松祚批判官方經濟政策，並直指中國今年經濟有負成長之虞，通貨膨脹、攀升的失業率及消費意願下降等綜合因素，讓中國的實體經濟成長未如預期。

當中國經濟陷入緩增長的同時，提供給其他開發中國家參考的北京共識，已從洛陽紙貴的地位跌宕到視如敝屣。「北京共識」由北京清華大學兼任教授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時所提出，其基本概念來自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長經驗，強調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

北京共識提出的時空背景，主要是反對冷戰過後新自由主義所倡議的「華盛頓共識」，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B）等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國際金融組織，於華盛頓研討解決方案時所研擬之對策。其主要內容為美式新古典自由主義，透過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加速資本主義化，輸出美式資本主義，以維持經濟體系之穩定，而加入WTP之後的中國，歷經高速經濟增長構成對主流經濟學及其衍生政策、特別是華盛頓共識的挑戰。

無論華盛頓共識也好，北京共識也罷，這兩種共識成為美國與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行經貿與政治交流的準則，也可說是兩種意識形態的競逐。由於華盛頓共識高度介入受援助國的經濟制度，甚至附加政治改革的要件，因此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是一種具有壓力的善意。然而，北京共識也逐漸步入華盛頓共識而式微，主要是太強調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弔詭的是，北京時常以大國心態指導開發中國家，卻忘卻自己的經濟發展階段仍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員，中國的獨特性或許只有一個，然而，世界卻是很大。事實上，北京模式意義類同於中國模式的輸出，面臨政經模式最大壓力者乃香港與台灣，可謂一對難兄難弟。無論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或對台灣的九二共識，都是在北京所設定好的議程範圍，基於政治主權的主張，迫使香港與台灣融入中國的發展模式，台灣在野黨致力於2020年總統大位的潛在參選人，卻投起所好而未見真正的趨勢發展，不免讓人擔憂。

作者 / 林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