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柯文哲與激進保守教會的公眾存在，他們接二連三豪不避諱的仇恨言論，顯現出女性與性少數在台灣社會的脆弱處境。應該盡速立定《仇恨言論防治法》，由政府帶頭教育社會大眾—仇恨言論不屬於言論自由。
23日新公民議會刊登了《柯文哲的失言本質》一文（連結），整篇文章的立論筆者大都認同，但是我不認為柯文哲的言行可以稱作是「失言」，並非筆者認同「他有失言？他講的根本就是實話,只是有人不敢面對而已?」的說法，而是因為「失言」的定義是「無意中說出不該說的話」，比如說「酒後失言」的概念，然而從柯文哲多次性別歧視的發言來看，不難看出來柯文哲根本就是故意的，故不該以「失言」來輕描淡寫。
即使有些人想用亞斯伯格為柯文哲開脫，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王浩威也在蘋果上撰文《誠實市長？白目流氓？》（連結），使用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在《共產黨宣言》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理論，即使有亞斯伯格傾向也不是無止盡侵犯他人的理由，並表示柯文哲的智商足以讓他有意識地使用民粹語言，並且刻意迴避他所不想說的事情。
試著想想，媒體在描述美國總統川普與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以及最近參選巴西總統的極右派眾議員愛德華多，這些人涉及性別歧視的發言時，何曾使用過「失言」來進行描述呢？似乎更多是用「狂言」來描述他們的不當言行，而在字典上含有「狂妄」、「自大」、「放肆」等，更有「缺乏根據」的意思，相對上來說更接近柯文哲的狀態才是。
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更提出年度報告，將川普與杜特蒂等政治人物的錯誤言行，定性為更精確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維基百科上的定義是「基於根據屬性(Attributes)而攻擊個人或團體的言論，其屬性例如性別，人種，宗教，族群，殘疾或性取向等。 即是指一些有意去貶抑、威嚇，或煽動一些針對個別族群作出暴力及偏見的言論。」並指出會增加社會分裂、族群對立與國際趨勢的不安定。
許多國家已經立法限制仇恨言論，固然有些自由派學者反對這樣的立法，認為仇恨言論只是「再現」（representation）了原有的偏見與歧視，因此透過立法限制仇恨言論，並不能直接讓偏見與歧視消失，反而會強化國家治理下的刑罰體系，變相成為侵犯人民言論自由的政治工具，不如繼續維持言論的自由市場，透過支持平權言論來淘汰仇恨言論，也能增加對話的機會，從下到上的方式根本改變社會文化。
然而，站在左翼立場的女性主義學者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女性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她的著作《言語不只是言語》（Only Words）中指出，「說」（say）一件事情就是在「做」（do）一件事情，男人透過對女性不利的言論，比如說誹謗、恐嚇、言語性騷擾等方式，用以建構女性在社會中的屈從處境，這些言論本身就是性別歧視機制的一環；師大台文所的林芳玫教授也指出，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當女人說的話普遍被忽視與曲解，好比女人說「不要」被男人當成是「要」的話，那女人的言論自由就已經被侵犯了，因此任何宣揚性別歧視或強暴迷思的言論及文本，包含報章雜誌、言情小說、電影與色情片，都在促成對女性的噤聲（silence）。
若是抱持女性主義主張，就會認為必須有政府力量介入仇恨言論，讓仇恨言論從言論自由市場中徹底消失，否則完全是一場不平等的競爭，任何主張平等的言論只會一再被污名化與邊緣化，在女性主義聲量不被聽見的情況之下，言論自由市場只是弱肉強食的叢林，而女性更成了柯文哲口中「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只能活生生地任男人們肢解宰割。
正因為柯文哲與激進保守教會的公眾存在，他們接二連三豪不避諱的仇恨言論，顯現出女性與性少數在台灣社會的脆弱處境，做為堅持民主價值政府的職責，除了尊重主流民意之外，還要保障弱勢族群不會受到權利侵害，因此應該盡速立定《仇恨言論防治法》，由政府帶頭教育社會大眾—仇恨言論不屬於言論自由。
作者 / 吳馨恩
![[轉]【國防安全專欄｜美日防長舉行會談之戰略意涵 】](https://newcongress.tw/wp-content/uploads/2026/02/思想坦克-Voicettank.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