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台北城中長大的中國來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對他們來說是一項救贖，想認同中國有群眾壓力不能說，但因為成長背景要他們認同台灣又做不到，於是就變成了嘴上講著進步價值，但是實則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一種變型(左派儒教徒)，他們混亂的認同邊界，會傾向柯文哲這種人物。

很多人搞不懂柯文哲，做為一個亞斯柏格患者，他是欠缺同理心的(不是說欠缺同理心就是不好的喔)，道德同理心、民族主義激情都離他很遠，他的行為都是效益論的。

民族主義者基本上都是道德同理心很強的人，容易被情緒支配，難以分析賽局。但柯文哲不同，他講預算，講效益，其他的他學不來也沒知覺，就如同效益論(功利主義)大師邊沁一樣。

不談民族主義的右派(古典自由主義)政治人物，都有這種心理素質，內部系統化傾向高，外部同理心低。柯文哲的行為模式想法沒有變過，就是針對遭遇的環境積極處理。當初上任，柯文哲以為可以大鳴大放，但北市公務員以行政程序刁難給他下馬威，他察覺了以後，把他在台大帶人那套用進去對付官僚的手段，就達成默契妥協了。

他很多公開對話是講給市政府聽的，「重點就是我其實沒那麼獨(民族主義)，不會清算你們可以安心」。拼連任不跟公務員團隊達成妥協，光是行政刁難就無法推動政績。

他談兩岸一家親也是如此，這不是認同中國統治也不是俯首稱臣，而是效益的損益評估。面對中國這樣談的損益評估最小，柯文哲就這樣應付中國。

至於獨派說柯文哲沒理念騙選票，但是台灣民族主義在中國城怎麼換成選票？

效益論者在民族主義者眼裡就是扭來扭去的，所以台獨派當然會很生氣。不過台北城的市民倒不是因效益論挺柯，很多台北城中長大的中國來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對他們來說是一項救贖，想認同中國有群眾壓力不能說，但因為成長背景要他們認同台灣又做不到，於是就變成了嘴上講著進步價值，但是實則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一種變型(左派儒教徒)，他們混亂的認同邊界，會傾向柯文哲這種人物。他們實際上就是那群在台北的不談台灣民族主義，自認為進步圈的泛左派輿論圈，在台北城內支撐柯文哲，而且對台灣其他的地區一樣造成影響。

在台北，蔡英文，李登輝(國民黨時期)，柯文哲之類的效益論者，絕對比民族界限清晰的賴清德等人受歡迎，本土人物對於天龍國人是受統治階層，他們挺不下去。但是左派的進步價值(跟儒的仁義禮智信很像)的很合他們胃口，而柯喊進步價值喊得這麼自然，自然就吸收了大量死忠鐵桿柯粉。

柯文哲的行政效率很高，但柯文哲手下的公務員很累，但是公務員勤務變多了一定有怨氣，看得出來柯文哲的作法是避免用道德壓力去逼迫公務人員就範。以前陳水扁市長作行政改革也用過道德壓力，就是一直強調以前公務員過太爽，先踩住道德高度，效果很好，可是後來一失勢就被反撲。

馬基亞維利式的作法，是效益論者的表現型，這就是柯文哲的特質，他也確實是這樣作的。

在這個台北市長選舉的賽局，掌握了公務員+進步圈(他們自稱)就接近過半了，民進黨也不想躺這場混水的。最終無論是有多少人出來選，柯文哲都穩操勝算，所謂的獨派不怯戰，都只是把資源投進水裡，對於整體局勢影響是極為有限的。

註：打著左派進步大旗的那些意見領袖在我看來，論點跟長年接受儒教文化薰陶的歷代大儒沒啥兩樣，大多訴諸公平、正義、與儒教傳統道德是一樣的，筆者很難稱他們為進步價值。

作者 / 常山七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