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義之前，1908年6月10日出版的《民報》第21號(當時是革命黨人的機關報)，刊登章太炎的〈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文中發表他創造的36個「紐文」，22個「韻文」，是注音符號前身。當時漢字「反切」學習，相當不便。章太炎模仿日文片假名，以「簡化偏旁」的辦法，創造了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的產生跟中華民國的創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提出「印刷資本主義」，從歐洲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出發，說明印刷術為當時「想像共同體」的凝聚提供了必要技術手段。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語言轉換成書面文字、並且透過印刷術大量流傳，這種共同意識甚至於革命經驗方得以凝聚成形、並隨著印刷術散布出去。
在清末民初的東亞大陸，當時的民眾尚未形成國家觀念，梁啟超曾說：「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就是在指這一點。朝廷以現在的觀念來看可以認為是政府。但國家則是包含人民、領土、政府，並在人民與政府立下社會契約後，對外產生主權對內產生治權才能完整存在。
既然民眾的識字率是很重要的，但清末民初識字率很低，也就是說幾乎整個大清境內的人大多是文盲，在當時能夠運用文字的人就算是知識分子。一般百姓連字都看不懂了，要怎麼有國家的觀念？
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黃興、孫文等人開始在清國內部推廣大中華民族主義思想，這個主義是用傳統儒教思想加以包裝而成的。在張之洞找了科學補習所(事實上是革命組織)的老師去給湖北新軍上課的過程中，以宋教仁為首的革命黨人除了給新軍識字之外，也灌輸了驅逐韃虜的儒教正統思想給眾兵士，這間接的引發了1911年的武昌起義成功。
在武昌起義之前，1908年6月10日出版的《民報》第21號(當時是革命黨人的機關報)，刊登章太炎的〈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文中發表他創造的36個「紐文」，22個「韻文」，是注音符號前身。當時漢字「反切」學習，相當不便。章太炎模仿日文片假名，以「簡化偏旁」的辦法，創造了注音符號。
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從章太炎的基礎選取15個字母：再改造部分漢字得出23個字母，另外造一字母「ㄦ」，共計39個。
1930年1月，吳稚暉到北平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年會並擔任主席以「僅適合注音，不適合造字」為由，將「注音字母」的名稱改為「注音符號」。
在國民政府撤至台灣後，1986年又公布了「注音第二式」，它屬於國語羅馬字拼寫方案，中華民國教育部出面邀集學者進行修訂。
誠如《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所指出的，相同的語言和文字是建構民族的手段，東亞大陸上有七大語言，分布在不同區域。實際上，粵語和吳語和閩語是不能互通的，漢字系統可以有許多不同發音，它們的共通性在於，都是用漢字寫的。其實越南也寫漢字，朝鮮也寫漢字，日本也寫漢字。也只是語言不同而已，如果當時中華民國成立時的統治勢力範圍包括這些地區，那中華民族內部要多了和族，越族，朝鮮族了(後面兩族是真的有)。統一了東亞大陸內部的語言。在重新詮釋歷史教育的時候，把以往在東亞大陸的古代國家，全都編進了中國這個政治實體的統治範圍之下。這就是統一語言的目的。
在1910年代開啟的白話文運動，看似好像是單純用口語取代文言文，但課本沒說的是，白話文運動所用的詞彙與語法有大量從日本引進的「和制漢語」。如果真的要那麼「中華正統」恐怕現今的白話文系統都不能用了。撇開民族主義成分不談，既然已經有了注音符號第二式，為什麼不直接將之推廣就好了？再進一步說學習漢字系統所需的時間，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如果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學到內容最新最豐富的語言與文字，為何不要降低國語課，把國語課的時間拿去上一些對學生未來更有幫助的東西呢？
作者 / 常山七次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