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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刑」,人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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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與慈悲如果用錯地方,無非就是一場災難。

近日,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希望針對酒駕累犯、性侵犯施加鞭刑,以期達到遏阻再犯效用。提案一出,不到一周,就有超過萬人附議成案。

民眾提議對酒駕、性侵者採用新加坡的鞭刑。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民眾提議對酒駕、性侵者採用新加坡的鞭刑。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關於此議題,官員紛紛表態。內政部長葉俊榮認為鞭刑不符合國際潮流。法務部次長蔡碧仲以台灣是將國際兩公約內化為國內法律的國家,主張鞭刑屬於酷刑的一種,違反兩公約的精神。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同樣以為鞭刑殘忍、不人道,那些仍有鞭刑的國家多屬專制或獨裁國家,但台灣是民主國家,不樂見台灣未來出現以暴制暴的社會風氣。行政院長賴清德雖然未正面回應,但從他的一席話「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重視人權的國家,這個議題社會可以廣泛討論,相信一定會有好的方法」,可知他不贊成鞭刑。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則持中立態度,肯定目前刑法還無法有效嚇阻酒駕者,主張先召開協作會議,彙整意見再回到各部會研究。

目前實施鞭刑的國家及地區,有三十個,全球約九成國家並未採用。使用鞭行的國家,有些是繼承英國鞭刑制度的英國前殖民地,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其他則多是伊斯蘭教國家,這些國家貫徹教義以牙還牙的報復精神,其鞭刑除了具懲罰作用,亦有警惕和羞辱意義。

筆者主張重刑犯理當以鞭刑懲治。對重刑犯談人權,歸納之,有三點迷思:

一、堅信人性本善。

由於深受傳統社會道德觀與宗教觀的影響,多數人相信性本善,即使是作奸犯科者,只要經過教化,定可改邪歸正,重建人生。然而,不幸的,性本善僅是ㄧ種理想,就像「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之大同理想般,並不符合現實社會與人性百態,否則不會有那麼多蓄意傷人、只求自己痛快、累犯不悔者。因此,必須重新思考性善說。

二、認為鞭刑不人道。

事實上,新加坡對適用鞭刑的罪行、不被判鞭刑者、刑鞭的尺寸、行刑官及行刑過程,皆有完善的法令。行刑過程中,更有醫護人員注意受刑者的身體狀況。人道主義重視人類的價值,尤其是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狀況。其核心是關注人的幸福,強調人類之間的互助與關愛,扶助弱者的慈善精神。所謂人,即生物分類學上的智人,學名Homo sapiens,意指有智慧的人。孟子指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性有仁義。仁即惻隱之心,義即羞惡之心。荀子揭櫫人之所以最為天下貴,主要是有知、有義。

酒駕者、性侵者毫無惻隱之心,明知會戕害他人之身心,卻還是做了不當做的事,這樣的人,有資格擁有人權嗎?難道只因為他有氣息、有生命,就可稱為人?再者,維護重刑犯具有人權的人,不僅罔顧被害者的身心權益,而且徹底摧毀人道主義所欲貫徹的慈善精神。十一位台灣毒犯在印尼遭判死刑,難道還無法給台灣司法某些衝擊與啟示。外交部不該僅是呼籲國人勿誤觸法網,而是法務部當雷厲風行掃蕩罪惡。

三、面對罪無可逭者,仍須以德報怨。

筆者從來不懂為何要以德報怨。台灣民間宗教信仰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談的是因果報應。有人曾對孔子說:「以德報怨,如何?」孔子義正辭嚴地答道:「那又如何回報對你有恩德的人?應該以公正回報怨恨,以恩德回報恩德。」酒駕者貪杯,明知易釀禍,卻執意而行,這是惡意踐踏他人之生命。被撞死者何辜!性侵者為了一時的獸欲,不惜對被害者施暴,使其身心受創。被性侵者何辜!

今日不過施以鞭刑,卻引來一些偽善的人權主義者的撻伐。新加坡在執行鞭刑時,從不事先通知犯人何時受刑。由於不知何時受刑,犯人往往飽受心理折磨,天天提心吊膽。此種行刑之不確定性,實具同理心。死於酒鬼車輪下的人,正是在這種未知、恐怖、突如其來的情境下被輾死。被性侵者亦是在上述情況下被施暴,陰霾相伴一生。

因此,『鞭刑』為何不可行?『鞭刑』不是以暴制暴,而是讓犯人心生警惕,尊重他人之性命,正視他人之痛苦。現在值得討論的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鞭刑制度。說句直白的話:「屁股痛痛,哪抵得上別人傷痕累累,身心受創。」善良與慈悲如果用錯地方,無非就是一場災難。慎之,慎之。

作者 / 雲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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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 社會 酒駕 鞭刑
2017-11-23 雲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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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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