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蘇聯的幫助，國民黨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不可能擁有強有力的組織，也不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而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革命中心。

（五）作繭自縛

蔣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組建國民黨的警察部隊的時候是有深意的。因為他跟蘇聯不一樣，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臉。在名義上，他容許西方的一部分勢力，至少在沿海的這些勢力還繼續存在。但是，他希望通過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組織去做到他用地上組織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黨部，建立軍統和中統的情報機構，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支部還要深入到東北和其他地方去，這些地方都是國民黨的軍隊打不進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進去的地方。但是間諜機構滲進去卻是很容易的事情。滲進去以後搞一點暗殺活動或者敲詐活動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這個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個所謂特務世界。

用共產國際的標準來看，國民黨搞出來的這些特務機關其實是很拙劣的。但是從國民黨自身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們的做法跟戰國俠客差不多，就是宮崎滔天（1871-1922 ，孫文《<三十三年之夢>序》:“宮崎寅藏者，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裏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那些肆無忌憚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抓起來以後，他絕對不肯把刀交給英國警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的規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殺了我。英國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後問他，你在這兒幹什麽，以什麽謀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是不幹經商、不幹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務是行俠仗義，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幹，我們是不幹的。英國人問他，你們吃什麽？答覆說，武士四海為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會供養我們。英國警察不得要領，頭疼了半天，最後還是只好把他放了。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風。跟著徐錫麟和孫中山搞革命、跟他們在台灣運軍火、在越南運軍火、在上海和南京來回奔走當情報員的日本浪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是一幫無紀律無組織的角色，跟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有組織有紀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很羨慕那些有組織有紀律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處有刪節，以下有刪節的部分，以“略”代替）情報員，所以國民黨最初期的情報機構是模仿中國共產黨，模仿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建立起來的。

這樣就造成另一個荒謬的結果：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剛剛建立的時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且這一點好像不見得是受欺騙的產物。你看徐恩曾（1896-1985，1927年“四一二”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1928年任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長，1931年兼任調查科長，1936年任軍統局一處處長，1938年任中統局副局長（掌握實權），1945年被蔣介石撤職）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後發表的回憶錄，他們肯定要說是共產黨打入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產生了錢壯飛（1895-1935，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底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1931年4月25日將顧順章叛變的絕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使Zhou等得以逃走。錢在身份暴露後逃往蘇區）這樣的共產黨的匪諜。但這一點其實是很可疑的。像錢壯飛他們那種做法，你就真的很難相信徐恩曾他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這是一種默契。因為蔣介石認為他很聰明，他會像凱末爾玩弄土耳其共產黨（凱末爾政府建立之初，由於沒有得到協約國承認，一度與蘇俄政府關係密切，這使得土耳其共產黨人滿懷期望地開始在土耳其開展活動。但隨著凱末爾政權站穩了腳跟，不久就發生了土共創始人穆斯塔法·蘇卜希和 14 名土共領導人被殺事件）那樣玩弄中共和蘇聯，利用蘇聯的勢力來反對西方，同時又把蘇聯的勢力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最後打一記翻天印（《封神演義》中的法寶）把他們全部消滅。蔣很可能是這麽樣搞的。

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國民黨原來在軍隊中間有一定勢力，在幫會中有一定勢力，但是搞黨務工作和情報工作，確確實實國民黨是遠不如蘇聯的。肯不辭勞苦地去搞基層組織或者搞情報組織這種人，一般都是國民黨左派。而國民黨左派中，潛伏的共產黨是非常多的。這一點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黨的當時，最重點被清的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各黨部。所以蔣肯定是知道的。知道還這麽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這發面的人才就是共產黨最多，他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共產黨潛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產黨，只要這些人打擊的對象，比如說主要是張作霖、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對這一點可以假裝看不見。像錢壯飛這個人，國民黨在上海和東北的情報組織首先是他建立起來的，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張家的勢力和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然後等到他最後坑到國民黨頭上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說明是蔣肯定是早已經註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處了，但是只要你這些可疑之處沒有直接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損害帝國主義利益，我就暫時先放長線釣大魚，等你反過來咬到我頭上的時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這其實就是凱末爾在土耳其對付蘇聯的做法，而且這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蔣很可能就是這麽做的。

這個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出現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說，無論國民黨在東北基地、在上海基地還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現了一個被篡奪的現象。就是說，也許在三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是有意地用共產黨員，但把他們控制在不出大事的範圍內，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現明顯的危險，就把他們做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自身的勢力出現衰竭，就漸漸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結果，馬來國民黨和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國民黨影響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後期，漸漸地被內部的共產黨顛覆。隨著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情況完全失控了。結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南洋群島的組織幾乎全被共產黨所替代了。而國民黨在那兒的代理人還必須反過來跟英國人和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當局合作，為了保全他們在華僑社區的殘余勢力，跟他們合作剿共。

國民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國民黨跟張發奎（1896-1980，先後參加驅陳（炯明）、北伐，戰功顯赫。寧漢分裂時擁護汪兆銘，“南昌起義”的軍隊為其叛變的部下。抗戰時期指揮過淞滬抗戰，後任第四戰區司令。1949年後居於香港）的粵系、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其說是法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講，一直跟蔣介石貌合神離那些南方系勢力走得很緊。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依靠滇越鐵路作為主要供給線。在這個期間，越南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得最快。蔣介石和張發奎對他們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將來在日本失敗以後，能夠借助越南革命黨改變越南的政治版圖。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討論戰後安排的時候，曾經專門問過蔣介石和宋子文，問國民政府是不是對越南抱有野心，還暗示說，如果蔣願意要越南的話，實際上可以把越南劃給他。蔣介石一口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從當時和後來的發展來看，他實際上是口不應心的。他可能沒有要吞並越南的企圖，但他肯定像對朝鮮一樣，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鮮都建立親國民黨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金九（1876-1949，早年參加東學運動，1919年後流亡中國，1932年策劃櫻田門事件，受其指揮的李奉昌刺殺昭和天皇未遂，又與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指揮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死正在慶祝天長節的日軍大將白川義則等人，1935年組織韓國國民黨，1944年成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後反對南部單獨建國，1949年被刺殺）和他的臨時政府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他們本來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派到朝鮮去，在朝鮮建立親國民黨的政府的。

而越南國民黨做的比這些更過分一點，他們在日本占領的後期，已經有了自己的遊擊隊和地方武裝。從組織角度來看，越南國民黨建立的武裝組織和地方組織，比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地方組織還要稍微強一點，論錢論槍都要更多一些。隨著1945年國軍進入越南北部，越南國民黨的勢力一度到達了最高峰。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及順化邊境一帶，已經有了每支人數超過五、六千的隊伍。但是他們的軍事組織還沒有完全連接起來。出於外交上的形勢，國軍不得不撤出越南。他們撤出越南以後，越南立刻就發生了一場小內戰，形式上講很像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的內戰，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國民黨在1945年和1946年之間也經歷了一場非常殘酷的內戰。內戰基本是按照殺全家的方式進行的。像後來南越的總統吳庭艷，他的全家就是在這場內戰中間被越共方面給活埋了的。

這場內戰在進行的過程中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都同時進入了越南北部。共產黨後來派出的人，像陳賡這些，早在法國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經在越南的西北邊境，就是連接中國雲南、廣西這一帶的邊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東北部港口的過程中間，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越南國民黨和從廣西越境進入越南為越南國民黨作戰的桂系官兵。可以說，從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來看，也就是說是，在六、七十年代蘇聯大批用先進武器武裝越南以前，可以說是，越南和中南半島的軍隊，無論哪一方面的軍隊，戰鬥力好像都不如中國軍隊。因為桂軍派出去的那些為數不過幾百人的軍隊在越南內戰中發揮的作用好像跟他們的人數很不相稱。這些人如果是在中國內戰中間，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都算不上什麽；但在對付越共的戰爭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憚他們，他們經常能夠以一當五、以一當十地作戰。

最後在日內瓦談判（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以後，北約完全撤出以後，法國軍隊撤離了越南，越南國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崩潰了。多達一百萬的天主教民兵在倉促的逃亡過程中間乘坐美國軍艦逃走，而戰鬥人員只有幾千人，加上家屬也不過幾萬人的這些桂軍的殘留部隊，卻好像是非常有戰鬥力，憑借他們的武力，一路從北越殺開一條血路，殺到南越。後來他們在南越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龍族人，其實這個族的含義跟緬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為了避開中國或者中華這個名詞而已，其實他們就是從北方，中國這方面過去的華人。越南方面和緬甸方面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只能說他們是當地一個少數民族，自己給自己起一個名字。

在1945年和1946年的內戰中，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的戰役，每次戰鬥中間，規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兩、三萬人參戰。戰爭的結果是越南國民黨的勢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經過這次鬥爭以後，越共才逐步地接管了大城市。從中央情報局在1954年發表的那個越共情況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接管大城市的那個基本程序，跟共產黨接管華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也同樣是建立軍管會，然後依次進行社會清理，整個模式是跟劉少奇在蘇北時的領導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們進駐這些城市以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邊境，打通越南和老撾邊境，在這裏建立秘密的交通線。等到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武裝的越南國軍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只能占領紅河三角洲這個核心地區，靠北部邊境，靠中國邊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撾邊境的地方，已經無法占領了。法國人回到越南，一開始就陷入一個三面被包圍的狀態，只占住紅河三角洲。紅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經變成越共的天下。法國人不得不修建一條所謂的德拉特防線，就是繞著紅河三角洲，修建一個堡壘群。在這個堡壘群之內，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夠勉強維持；這個堡壘群之外，已經是越共和中國援助隊伍的天下。中國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陳賡，邊界戰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

國民黨在南洋的分支中間，一個比較小的分支就是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實際上跟台灣的革命同盟會是同一系列的組織。它是在以當地華人社區為主建立的一個中左派組織。北加裏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實不是華人，它有很少的英國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離森林部落相差不遠的土族人。但是比較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也只有華人居民。可以說，華人居民盡管在當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他們實際上是英國殖民地主要的勞動力和主要的稅收來源。叢林中間那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實是無法征稅的。他們也沒有什麽生產。但這不是說他們的生活一定很糟，因為熱帶叢林環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產。當地人實際上是，如果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吃飽肚皮的話，你簡直就是不用勞動，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經足以吃得大半飽了。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傳統、娛樂儀式和其他各種活動中間，他們基本上不能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產業，不得不依靠華人移民充當勞工，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主要是在這些華人移民中間展開。名義上叫做加裏曼丹革命聯盟，但是革命聯盟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組成的。

而這個革命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地落入了共產黨的手裏面。這時候國民黨已經敗退到台灣，無能為力了。當地華人已經開始有些人覺得北京才是新興的希望了。接下來就是中蘇決裂，中蘇決裂導致了雙方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競爭升級。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召開會議，召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會議。而葉劍英寫了他那首著名的詩，所謂的“赤道雕弓能射虎”（葉劍英作於1956年秋的《七律·遠望》：“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縹緲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意思就是說，中國將要在南洋推行大規模的輸出革命的工程。北加裏曼丹的革命聯盟在這個時期就最後脫下了它的面紗，正式改組為共產黨，而且效仿越南共產黨的先例，展開了叢林遊擊戰。這樣的叢林遊擊戰，隨著馬來叢林遊擊戰的失敗，也就跟著失敗，最後他的殘余的人員走出叢林投降。有一部分後來移居到海南島，永遠離開了馬來西亞聯邦。

國民黨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組織，這個不好說。我剛才談到的這些，包括朝鮮、台灣、西藏、越南、馬來西亞和加裏曼丹，這些組織是已經存在，而且從事過武裝活動的。國民黨在海外，檀香山、哥斯達黎加，其他地區的那些比較老派的華僑社區裏面，其實也是有類似的組織的，也是收到過一些錢的。但是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那種政治秩序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沒有發生過武裝鬥爭，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的組織是在五十年代以後才緩慢衰落的。檀香山那個老營，等於說是國民黨的大本營了，恐怕比南京和廣州的組織維持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因為那些地方是美國的領土，所以它不可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但是當地的黨組織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還是在積極活動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它認為是這樣的，它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交涉，對它既是福又是禍。是福，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幫助，它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蘇聯對它提供了一種相當於是公司重組方案的組織模因，依靠這一套組織方式，它才能夠搞出比原來更強有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它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動員，抗日戰爭是無法爆發的，它也沒有辦法把它的勢力延伸到傳統的大清邊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的話，那麽國民黨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因為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維爾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奧斯曼帝國末期的強力人物，鼓吹泛突厥主義，主張建立以奧斯曼皇室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國。他把土耳其拖入一戰，戰敗後先後流亡德國、蘇俄，後投入中亞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在帕米爾高原被蘇俄紅軍擊斃）提出的那個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對新的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非常危險的負擔。如果國民黨停留在同盟會時期那個意識形態的話，它不但不會提出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而且還會激烈反對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太多的異質性成分引入了它預設的政治空間中間。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政府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的革命中心。

僅僅是這一點，就註定了抗戰前和抗戰後的國民政府很難變成西方盟國的一員。因為西方盟國對於東亞的態度始終是曖昧兩可的，可以說，盡管一戰前的條約體系已經瓦解，但是他們並不希望任何人的勢力發展到過於強大的地步。日本人占領東亞大陸是他們厭惡的，進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們厭惡的，而國民黨如果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勢力，來接替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也是他們同樣厭惡的。這一方面，英美兩國是有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相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滿洲以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第一代西蒙子爵，曾任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和財政大臣，時任麥克唐納內閣的外交大臣）最初的想法就是，幹脆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認為日本在滿洲有一定的合法權利，而這些合法權利已經是被國民政府侵奪了。

然後李頓調查團（1932年，國聯組織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英國的維克多·布爾沃·李頓伯爵（1876-1947）為調查團團長。調查團在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城市進行了四十五天調查，於10月2日同時在南京、東京、日內瓦公布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衛，同時承認日本在滿洲有合法權利，建議滿洲在中國名義主權下由國際維和部隊保護實行自治）來的時候，它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這樣的：建立一個滿洲自治邦，這個滿洲自治邦要由國際聯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國際聯盟派出去的專家顧問所肩負，中日兩國同時靠邊站，把滿洲變成一個緩沖國。這種方案其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是歐洲國際社會在解決類似的爭議的時候所採取的慣常方法。至少有兩個國家是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巴爾幹的羅馬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年的比利時王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方法建立的。

比利時王國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爭霸，英國人不能容許比利時的親法勢力脫離荷蘭以後，把比利時並入法國；而法國人也不容許在英荷兩國存在實質聯盟的情況下，把法國邊境控制巴黎心臟這個要害之地放在英國人手裏面。雙方妥協的結果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其實不是比利時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鬥爭迫使他們非要建立不可的。羅馬尼亞和挪威也是如此，挪威是英德競爭的產物，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是英俄德三角競爭的產物。這些地方的地位跟滿洲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地位是一樣的。

國際社會斡旋的最後結果就是，讓當地先空出來，然後迎立一個沒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親王去當這個小邦的國王，然後設置一段緩沖期，緩沖期結束以後進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結果公民投票的結果一般是讓這些爭議地區變成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樣做，企圖爭奪這些地方的所有大國都可以差強人意地滿意的。歐洲之所以有這麽多小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遊戲規則的適用。如果中日兩國在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緩沖方案的話，那麽，國際聯盟設計出來的這個東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國際聯盟負責管理的軍隊和政府，實際上早晚會把關東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挪威或者是羅馬尼亞式的獨立王國的。而這個王國一旦產生，實際上後來由東北而起的抗日戰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衝突都不會存在了。

你從滿蒙邊區和東南亞邊區這些曖昧的地帶，就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們實際上是採取一個不讓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明確地反對日本人進入亞洲大陸，但是反對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進入滿洲的情況下，他們也採取所謂的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任陸軍部長、國務卿，九一八後宣布美國不承認由武力造成的中國獨立與行政完整的變化）主義和不承認主義的狀態，但是不承認的同時，他們也要強調，國民政府也侵犯了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這些條約權利產生的時間比中華民國更早，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廢棄這些條約權利的。他們調停的結果，是讓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時，也要讓國民黨撤退，是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日本人越過長城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他們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戰爭責任是屬於日本一方的。盡管蔣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但是你從當時的外交報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外交報告是非常堅定地說，責任不在日本一方。證據非常清楚，因為，第一是駐在京津走廊的日本軍隊是根據辛醜條約布置的，性質上就相當於是國際維和部隊，軍事演習是長期以來的慣例，並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侵略活動，這種軍事演習從義和團時代一直到後來北洋時代一直是例行舉行的。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帶的是空包彈，沒有實彈，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變發生當時，負責指揮日本軍隊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劃事端的話，怎麽可能這些高級將領全都不在崗，軍隊處在沒人指揮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對於戰爭理由的說辭，而且他們並不想要認真追究到底誰是誰非，一味地提出要以恢覆戰前狀態為條件，促使雙方共同撤兵。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條件，實際上吃虧的是蔣介石政府。恢覆戰前狀態，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核心地帶已經被打爛了，然後重新恢覆戰前狀態，等於是重新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或者是塘沽停戰協定，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是它的一切抗戰工作就完全作廢了。所以它害怕和約達成的程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日本的態度實際上反倒是接近於以戰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證滿洲方面的安全，在華北建立一個緩沖區，已經顧及了皇軍的面子，對於內地來說反而沒有強烈欲望。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話，它這場戰爭就算是白打了。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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