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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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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蘇聯的幫助,國民黨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不可能擁有強有力的組織,也不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而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革命中心。

(五)作繭自縛

蔣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組建國民黨的警察部隊的時候是有深意的。因為他跟蘇聯不一樣,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臉。在名義上,他容許西方的一部分勢力,至少在沿海的這些勢力還繼續存在。但是,他希望通過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組織去做到他用地上組織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黨部,建立軍統和中統的情報機構,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支部還要深入到東北和其他地方去,這些地方都是國民黨的軍隊打不進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進去的地方。但是間諜機構滲進去卻是很容易的事情。滲進去以後搞一點暗殺活動或者敲詐活動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這個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個所謂特務世界。

辛亥革命後,日本友人來香港接孫文回上海。 圖片來源:牆外樓
辛亥革命後,日本友人來香港接孫文回上海。 圖片來源:牆外樓

用共產國際的標準來看,國民黨搞出來的這些特務機關其實是很拙劣的。但是從國民黨自身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們的做法跟戰國俠客差不多,就是宮崎滔天(1871-1922 ,孫文《<三十三年之夢>序》:“宮崎寅藏者,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裏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那些肆無忌憚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抓起來以後,他絕對不肯把刀交給英國警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的規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殺了我。英國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後問他,你在這兒幹什麽,以什麽謀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是不幹經商、不幹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務是行俠仗義,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幹,我們是不幹的。英國人問他,你們吃什麽?答覆說,武士四海為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會供養我們。英國警察不得要領,頭疼了半天,最後還是只好把他放了。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風。跟著徐錫麟和孫中山搞革命、跟他們在台灣運軍火、在越南運軍火、在上海和南京來回奔走當情報員的日本浪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是一幫無紀律無組織的角色,跟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有組織有紀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很羨慕那些有組織有紀律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處有刪節,以下有刪節的部分,以“略”代替)情報員,所以國民黨最初期的情報機構是模仿中國共產黨,模仿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建立起來的。

這樣就造成另一個荒謬的結果: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剛剛建立的時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且這一點好像不見得是受欺騙的產物。你看徐恩曾(1896-1985,1927年“四一二”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1928年任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長,1931年兼任調查科長,1936年任軍統局一處處長,1938年任中統局副局長(掌握實權),1945年被蔣介石撤職)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後發表的回憶錄,他們肯定要說是共產黨打入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產生了錢壯飛(1895-1935,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底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1931年4月25日將顧順章叛變的絕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使Zhou等得以逃走。錢在身份暴露後逃往蘇區)這樣的共產黨的匪諜。但這一點其實是很可疑的。像錢壯飛他們那種做法,你就真的很難相信徐恩曾他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這是一種默契。因為蔣介石認為他很聰明,他會像凱末爾玩弄土耳其共產黨(凱末爾政府建立之初,由於沒有得到協約國承認,一度與蘇俄政府關係密切,這使得土耳其共產黨人滿懷期望地開始在土耳其開展活動。但隨著凱末爾政權站穩了腳跟,不久就發生了土共創始人穆斯塔法·蘇卜希和 14 名土共領導人被殺事件)那樣玩弄中共和蘇聯,利用蘇聯的勢力來反對西方,同時又把蘇聯的勢力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最後打一記翻天印(《封神演義》中的法寶)把他們全部消滅。蔣很可能是這麽樣搞的。

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國民黨原來在軍隊中間有一定勢力,在幫會中有一定勢力,但是搞黨務工作和情報工作,確確實實國民黨是遠不如蘇聯的。肯不辭勞苦地去搞基層組織或者搞情報組織這種人,一般都是國民黨左派。而國民黨左派中,潛伏的共產黨是非常多的。這一點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黨的當時,最重點被清的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各黨部。所以蔣肯定是知道的。知道還這麽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這發面的人才就是共產黨最多,他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共產黨潛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產黨,只要這些人打擊的對象,比如說主要是張作霖、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對這一點可以假裝看不見。像錢壯飛這個人,國民黨在上海和東北的情報組織首先是他建立起來的,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張家的勢力和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然後等到他最後坑到國民黨頭上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說明是蔣肯定是早已經註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處了,但是只要你這些可疑之處沒有直接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損害帝國主義利益,我就暫時先放長線釣大魚,等你反過來咬到我頭上的時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這其實就是凱末爾在土耳其對付蘇聯的做法,而且這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蔣很可能就是這麽做的。

這個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出現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說,無論國民黨在東北基地、在上海基地還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現了一個被篡奪的現象。就是說,也許在三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是有意地用共產黨員,但把他們控制在不出大事的範圍內,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現明顯的危險,就把他們做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自身的勢力出現衰竭,就漸漸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結果,馬來國民黨和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國民黨影響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後期,漸漸地被內部的共產黨顛覆。隨著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情況完全失控了。結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南洋群島的組織幾乎全被共產黨所替代了。而國民黨在那兒的代理人還必須反過來跟英國人和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當局合作,為了保全他們在華僑社區的殘余勢力,跟他們合作剿共。

國民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國民黨跟張發奎(1896-1980,先後參加驅陳(炯明)、北伐,戰功顯赫。寧漢分裂時擁護汪兆銘,“南昌起義”的軍隊為其叛變的部下。抗戰時期指揮過淞滬抗戰,後任第四戰區司令。1949年後居於香港)的粵系、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其說是法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講,一直跟蔣介石貌合神離那些南方系勢力走得很緊。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依靠滇越鐵路作為主要供給線。在這個期間,越南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得最快。蔣介石和張發奎對他們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將來在日本失敗以後,能夠借助越南革命黨改變越南的政治版圖。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討論戰後安排的時候,曾經專門問過蔣介石和宋子文,問國民政府是不是對越南抱有野心,還暗示說,如果蔣願意要越南的話,實際上可以把越南劃給他。蔣介石一口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從當時和後來的發展來看,他實際上是口不應心的。他可能沒有要吞並越南的企圖,但他肯定像對朝鮮一樣,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鮮都建立親國民黨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金九(1876-1949,早年參加東學運動,1919年後流亡中國,1932年策劃櫻田門事件,受其指揮的李奉昌刺殺昭和天皇未遂,又與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指揮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死正在慶祝天長節的日軍大將白川義則等人,1935年組織韓國國民黨,1944年成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後反對南部單獨建國,1949年被刺殺)和他的臨時政府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他們本來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派到朝鮮去,在朝鮮建立親國民黨的政府的。

而越南國民黨做的比這些更過分一點,他們在日本占領的後期,已經有了自己的遊擊隊和地方武裝。從組織角度來看,越南國民黨建立的武裝組織和地方組織,比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地方組織還要稍微強一點,論錢論槍都要更多一些。隨著1945年國軍進入越南北部,越南國民黨的勢力一度到達了最高峰。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及順化邊境一帶,已經有了每支人數超過五、六千的隊伍。但是他們的軍事組織還沒有完全連接起來。出於外交上的形勢,國軍不得不撤出越南。他們撤出越南以後,越南立刻就發生了一場小內戰,形式上講很像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的內戰,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國民黨在1945年和1946年之間也經歷了一場非常殘酷的內戰。內戰基本是按照殺全家的方式進行的。像後來南越的總統吳庭艷,他的全家就是在這場內戰中間被越共方面給活埋了的。

這場內戰在進行的過程中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都同時進入了越南北部。共產黨後來派出的人,像陳賡這些,早在法國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經在越南的西北邊境,就是連接中國雲南、廣西這一帶的邊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東北部港口的過程中間,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越南國民黨和從廣西越境進入越南為越南國民黨作戰的桂系官兵。可以說,從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來看,也就是說是,在六、七十年代蘇聯大批用先進武器武裝越南以前,可以說是,越南和中南半島的軍隊,無論哪一方面的軍隊,戰鬥力好像都不如中國軍隊。因為桂軍派出去的那些為數不過幾百人的軍隊在越南內戰中發揮的作用好像跟他們的人數很不相稱。這些人如果是在中國內戰中間,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都算不上什麽;但在對付越共的戰爭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憚他們,他們經常能夠以一當五、以一當十地作戰。

最後在日內瓦談判(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以後,北約完全撤出以後,法國軍隊撤離了越南,越南國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崩潰了。多達一百萬的天主教民兵在倉促的逃亡過程中間乘坐美國軍艦逃走,而戰鬥人員只有幾千人,加上家屬也不過幾萬人的這些桂軍的殘留部隊,卻好像是非常有戰鬥力,憑借他們的武力,一路從北越殺開一條血路,殺到南越。後來他們在南越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龍族人,其實這個族的含義跟緬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為了避開中國或者中華這個名詞而已,其實他們就是從北方,中國這方面過去的華人。越南方面和緬甸方面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只能說他們是當地一個少數民族,自己給自己起一個名字。

在1945年和1946年的內戰中,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的戰役,每次戰鬥中間,規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兩、三萬人參戰。戰爭的結果是越南國民黨的勢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經過這次鬥爭以後,越共才逐步地接管了大城市。從中央情報局在1954年發表的那個越共情況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接管大城市的那個基本程序,跟共產黨接管華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也同樣是建立軍管會,然後依次進行社會清理,整個模式是跟劉少奇在蘇北時的領導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們進駐這些城市以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邊境,打通越南和老撾邊境,在這裏建立秘密的交通線。等到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武裝的越南國軍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只能占領紅河三角洲這個核心地區,靠北部邊境,靠中國邊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撾邊境的地方,已經無法占領了。法國人回到越南,一開始就陷入一個三面被包圍的狀態,只占住紅河三角洲。紅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經變成越共的天下。法國人不得不修建一條所謂的德拉特防線,就是繞著紅河三角洲,修建一個堡壘群。在這個堡壘群之內,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夠勉強維持;這個堡壘群之外,已經是越共和中國援助隊伍的天下。中國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陳賡,邊界戰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

國民黨在南洋的分支中間,一個比較小的分支就是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實際上跟台灣的革命同盟會是同一系列的組織。它是在以當地華人社區為主建立的一個中左派組織。北加裏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實不是華人,它有很少的英國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離森林部落相差不遠的土族人。但是比較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也只有華人居民。可以說,華人居民盡管在當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他們實際上是英國殖民地主要的勞動力和主要的稅收來源。叢林中間那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實是無法征稅的。他們也沒有什麽生產。但這不是說他們的生活一定很糟,因為熱帶叢林環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產。當地人實際上是,如果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吃飽肚皮的話,你簡直就是不用勞動,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經足以吃得大半飽了。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傳統、娛樂儀式和其他各種活動中間,他們基本上不能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產業,不得不依靠華人移民充當勞工,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主要是在這些華人移民中間展開。名義上叫做加裏曼丹革命聯盟,但是革命聯盟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組成的。

而這個革命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地落入了共產黨的手裏面。這時候國民黨已經敗退到台灣,無能為力了。當地華人已經開始有些人覺得北京才是新興的希望了。接下來就是中蘇決裂,中蘇決裂導致了雙方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競爭升級。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召開會議,召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會議。而葉劍英寫了他那首著名的詩,所謂的“赤道雕弓能射虎”(葉劍英作於1956年秋的《七律·遠望》:“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縹緲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意思就是說,中國將要在南洋推行大規模的輸出革命的工程。北加裏曼丹的革命聯盟在這個時期就最後脫下了它的面紗,正式改組為共產黨,而且效仿越南共產黨的先例,展開了叢林遊擊戰。這樣的叢林遊擊戰,隨著馬來叢林遊擊戰的失敗,也就跟著失敗,最後他的殘余的人員走出叢林投降。有一部分後來移居到海南島,永遠離開了馬來西亞聯邦。

國民黨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組織,這個不好說。我剛才談到的這些,包括朝鮮、台灣、西藏、越南、馬來西亞和加裏曼丹,這些組織是已經存在,而且從事過武裝活動的。國民黨在海外,檀香山、哥斯達黎加,其他地區的那些比較老派的華僑社區裏面,其實也是有類似的組織的,也是收到過一些錢的。但是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那種政治秩序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沒有發生過武裝鬥爭,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的組織是在五十年代以後才緩慢衰落的。檀香山那個老營,等於說是國民黨的大本營了,恐怕比南京和廣州的組織維持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因為那些地方是美國的領土,所以它不可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但是當地的黨組織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還是在積極活動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它認為是這樣的,它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交涉,對它既是福又是禍。是福,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幫助,它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蘇聯對它提供了一種相當於是公司重組方案的組織模因,依靠這一套組織方式,它才能夠搞出比原來更強有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它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動員,抗日戰爭是無法爆發的,它也沒有辦法把它的勢力延伸到傳統的大清邊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的話,那麽國民黨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因為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維爾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奧斯曼帝國末期的強力人物,鼓吹泛突厥主義,主張建立以奧斯曼皇室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國。他把土耳其拖入一戰,戰敗後先後流亡德國、蘇俄,後投入中亞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在帕米爾高原被蘇俄紅軍擊斃)提出的那個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對新的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非常危險的負擔。如果國民黨停留在同盟會時期那個意識形態的話,它不但不會提出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而且還會激烈反對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太多的異質性成分引入了它預設的政治空間中間。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政府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的革命中心。

僅僅是這一點,就註定了抗戰前和抗戰後的國民政府很難變成西方盟國的一員。因為西方盟國對於東亞的態度始終是曖昧兩可的,可以說,盡管一戰前的條約體系已經瓦解,但是他們並不希望任何人的勢力發展到過於強大的地步。日本人占領東亞大陸是他們厭惡的,進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們厭惡的,而國民黨如果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勢力,來接替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也是他們同樣厭惡的。這一方面,英美兩國是有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相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滿洲以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第一代西蒙子爵,曾任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和財政大臣,時任麥克唐納內閣的外交大臣)最初的想法就是,幹脆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認為日本在滿洲有一定的合法權利,而這些合法權利已經是被國民政府侵奪了。

然後李頓調查團(1932年,國聯組織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英國的維克多·布爾沃·李頓伯爵(1876-1947)為調查團團長。調查團在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城市進行了四十五天調查,於10月2日同時在南京、東京、日內瓦公布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衛,同時承認日本在滿洲有合法權利,建議滿洲在中國名義主權下由國際維和部隊保護實行自治)來的時候,它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這樣的:建立一個滿洲自治邦,這個滿洲自治邦要由國際聯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國際聯盟派出去的專家顧問所肩負,中日兩國同時靠邊站,把滿洲變成一個緩沖國。這種方案其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是歐洲國際社會在解決類似的爭議的時候所採取的慣常方法。至少有兩個國家是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巴爾幹的羅馬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年的比利時王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方法建立的。

比利時王國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爭霸,英國人不能容許比利時的親法勢力脫離荷蘭以後,把比利時並入法國;而法國人也不容許在英荷兩國存在實質聯盟的情況下,把法國邊境控制巴黎心臟這個要害之地放在英國人手裏面。雙方妥協的結果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其實不是比利時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鬥爭迫使他們非要建立不可的。羅馬尼亞和挪威也是如此,挪威是英德競爭的產物,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是英俄德三角競爭的產物。這些地方的地位跟滿洲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地位是一樣的。

國際社會斡旋的最後結果就是,讓當地先空出來,然後迎立一個沒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親王去當這個小邦的國王,然後設置一段緩沖期,緩沖期結束以後進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結果公民投票的結果一般是讓這些爭議地區變成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樣做,企圖爭奪這些地方的所有大國都可以差強人意地滿意的。歐洲之所以有這麽多小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遊戲規則的適用。如果中日兩國在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緩沖方案的話,那麽,國際聯盟設計出來的這個東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國際聯盟負責管理的軍隊和政府,實際上早晚會把關東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挪威或者是羅馬尼亞式的獨立王國的。而這個王國一旦產生,實際上後來由東北而起的抗日戰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衝突都不會存在了。

你從滿蒙邊區和東南亞邊區這些曖昧的地帶,就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們實際上是採取一個不讓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明確地反對日本人進入亞洲大陸,但是反對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進入滿洲的情況下,他們也採取所謂的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任陸軍部長、國務卿,九一八後宣布美國不承認由武力造成的中國獨立與行政完整的變化)主義和不承認主義的狀態,但是不承認的同時,他們也要強調,國民政府也侵犯了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這些條約權利產生的時間比中華民國更早,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廢棄這些條約權利的。他們調停的結果,是讓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時,也要讓國民黨撤退,是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日本人越過長城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他們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戰爭責任是屬於日本一方的。盡管蔣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但是你從當時的外交報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外交報告是非常堅定地說,責任不在日本一方。證據非常清楚,因為,第一是駐在京津走廊的日本軍隊是根據辛醜條約布置的,性質上就相當於是國際維和部隊,軍事演習是長期以來的慣例,並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侵略活動,這種軍事演習從義和團時代一直到後來北洋時代一直是例行舉行的。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帶的是空包彈,沒有實彈,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變發生當時,負責指揮日本軍隊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劃事端的話,怎麽可能這些高級將領全都不在崗,軍隊處在沒人指揮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對於戰爭理由的說辭,而且他們並不想要認真追究到底誰是誰非,一味地提出要以恢覆戰前狀態為條件,促使雙方共同撤兵。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條件,實際上吃虧的是蔣介石政府。恢覆戰前狀態,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核心地帶已經被打爛了,然後重新恢覆戰前狀態,等於是重新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或者是塘沽停戰協定,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是它的一切抗戰工作就完全作廢了。所以它害怕和約達成的程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日本的態度實際上反倒是接近於以戰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證滿洲方面的安全,在華北建立一個緩沖區,已經顧及了皇軍的面子,對於內地來說反而沒有強烈欲望。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話,它這場戰爭就算是白打了。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延伸閱讀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二)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四)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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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5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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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些人評論一個人或一件事,所採取的審查標準,如因人因行而異其標準,網路上往往形容成「雙標仔」,該詞是略帶貶意。縱容這種浮動的評價標準,容易使既定的社會價值混亂,無論我們怎麼做都會引來無由的批評。最近,藍白為反大罷免幾乎走向一體化關係,將執政黨相關人事物無不放大檢驗,他們反擊的口實缺常被自己跨時空打臉。    當瘋狂的柯粉揚言刺殺檢察官時,似乎忘記當年國親連線如何霸凌一樣是朝小野大的扁政府。阿扁執政中後期是藍綠惡鬥最混亂之際,後來被柯文哲用來行銷,成為打倒藍綠高牆的藉口。當年國民黨主席連戰對阿扁的政治攻擊絕對超過如今。例如,阿扁槍擊事件後,除了抹黑造假外,甚至煽動群眾暴動,更有人揚言將對總統不利,竟曰總統「人人得而誅之」。其次,更鼓勵軍警政變來推翻扁政府,試問這種言論是否觸法想必人民心中自有答案。至2007年,因扁家弊案曾出不窮,使國親等在野黨更有底氣,一方面在國會無理由杯葛議事;一方面與紅衫軍分進合擊,在首都從遊行轉成擾亂社會秩序的群眾暴力,昔日的紅衫軍作為國民黨馬前卒關係,是否與今日鼓吹柯暴動有歷史重現的感覺?     以上到了馬政府時代,國會、地方掌握優勢,當然事事任我行,尤其在施政不力及兩岸問題上,終於爆發太陽花學運。學運期間,政府在追殺民團及學生上,無論司法上大起訴或出動鎮暴警察皆不顧手段比例,釀成隔年選舉大敗,間接造成柯文哲崛起。眼前,無論是藍白人士皆有官司纏身,大多是歸於自己不守法緣故,除了柯文哲案外,幽靈連署明顯自掘墳墓,卻怪執政黨追殺,莫非當時執政時期也是一樣邏輯追殺在野黨,否則怎有宛如膝跳反應的聯想?莫忘,當年小草之神正是收割太陽花果實而來,眼下與當年迫害者結盟,令人不勝唏噓。    藍白的政治雙標體現在方方面面,自己永遠潔白如聖人,如果被抓到瑕疵,第一招說對方跟自己一樣,第二招說自己被司法迫害,第三招即是最惡劣的,用國會法案教訓執政黨特定人物,只要在手段上達到抹黑,反正在信徒眼中會解釋成「正義式的報復」,所以朝野對立無止無休。      隨著726進入倒數,任何光怪陸離的事情接踵而至,尤其塑造在野黨遭執政黨不遺餘力;更甚者,某「網紅化」的政客透過直播,企圖鼓吹更多年輕人投票,各黨走到現在顯然進入緊張動員,不顧立院烏龍提案,一味給賴政府難堪作為原則。當然,一切都是衝流量,演戲給選民欣賞,只有有反綠反賴群眾在,就有他們狂舞的舞台。故,與其期待政客收斂,不如思考如何影響民眾,不能互相仇視立場不同者,國家陷入內亂得利者永遠是外敵或利用仇恨上位者,如同那位被稱作「呂布」的梟雄,不知是貶意還是褒獎,想必民眾心中自有衡量的尺度。然其所以成為政壇不死鳥,正因觀眾懷有對不同立場群眾有恨意,他才有頻繁跳槽的本錢,對他而言換黨只是換顏色,終究煽動人民對政府仇恨自己方有上位機會。  作者 / 劍藏鋒

給「投誠小草」的建議

我從未稱呼柯文哲的支持者「小草」,也不喜歡臉友用「小草」稱呼他們,但今天我要破例,對象是想「投誠」解放軍的柯文哲支持者。 幾天前,民眾黨號召支持者到北院聲援被提訊的柯文哲。面對記者的詢問,有個小草回答:「如果真的要上戰場,我會義無反顧的,去投誠解放軍!」 我寧可相信這是未經思考、脫口而出的回答。基於這樣的信念,我要幫這位小草澄清幾個概念: 一、千萬不要為了支持柯文哲而背叛台灣,因為解放軍的飛彈不長眼睛,柯文哲的支持者也無法倖免於難。 二、如果柯文哲是無辜的,最後司法會還他清白,犯不著對解放軍投誠。 三、如果覺得柯文哲受到司法打壓,你的抗議對象應該是檢調與法院,不需遷怒其他台灣人。 四、如果覺得柯文哲受到民進黨追殺,你的抗議對象應該是民進黨,不需遷怒其他台灣人。 如果投誠解放軍不是脫口而出的回答,我也要向這位小草解釋幾個事實: 一、投誠解放軍並不容易,最可能的情境是兩軍對峙的戰場前線。當你朝著解放軍的方向狂奔時,你可能會被我軍射殺。就算逃過我軍的砲火,你也可能遭受敵軍射殺。 二、如果你命大,成功投誠解放軍,你會被當成戰俘關進牢籠。你甚至會被懷疑是間諜,會遭受刑求逼供。許多戰爭電影都有類似情節。 三、戰爭結束後,你未必可以獲得自由。只要台灣屹立不搖(我有信心),你會被遣送回國,面對敵前叛逃的軍事審判。 如果投誠解放軍是這位小草的心願,我願意給他一個良心的建議:兩岸和平時就可投共,不必等到戰時再投誠解放軍。我的「和平投共」建議有諸多好處: 一、和平投共沒有被射殺的風險,只要買張機票就可投共。除非墜機,保證可以平安到達,而墜機風險遠低於在戰場前線被射殺的風險。 二、和平投共不會讓你失去人身自由,被關進解放軍的戰俘營,更不會被刑求逼供。你可以選擇居住地點、謀生方式、甚至可以結婚生子,雖然你上網要翻牆。 三、投共之後,你可以繼續在對岸聲援柯文哲,揭發台灣的司法不公、控訴民進黨的司法追殺。不過我要提醒你小心,不能踩到對岸的紅線。 四、如果你後悔投共的決定,只要再買一張機票,你隨時可回台灣,不必面對敵前叛逃的軍事審判。如果你願意分享後悔投共的理由,說不定還可以成為網紅。 #結論 我的建議沒有大學問,只是一般常識。我很難相信這位小草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或許他曾經有常識,但因為支持柯文哲變笨了。這正是我要用「小草」稱呼他的原因! 作者: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從今天的八國關稅說起

台灣正在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這次的選擇將決定將來台灣的命運,請大家務必慎重考慮。 美國從最早對越南、到昨天的14國、到今天的8國公布的關稅率,可以很明確地看出來,美國對於堅持不開放市場,特別是美國最關心的農產品、汽車以及所謂的媒體、智財等議題無法提出正面回應或者是保證的國家,以及沒有明確表達去中化,也就是堅守不做洗產地或者是協助中國進行轉口貿易的國家,都受到明確懲罰。今天公布的國家就又進一步的看出來,美國對於凡是與中國靠近並且支持中國,就貿易或者是貨幣、國際匯兌上面採取對美國對抗的國家,也會付出代價。最明確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是一個對美國出口比較少,反而是美國出口到巴西比較多的國家。也就是巴西不是貿易逆差國,而是貿易順差國。但是美國仍然對巴西採取50%的關稅伺候。巴西對美出口主要產品為原油、咖啡豆以及航空器,噴射噴射機、農、牧、礦產等等。自美國進口產品有噴射噴射發動機零件、非電氣發動機、以及飛機及其零件以及天然氣、原油及其產品等等。簡單講兩國在天然資源項目裡面是互通的,但是重點就是巴西的航空業,巴西主要的飛機製造公司是 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 它成立於1969 年,是世界第三大民航飛機製造商,也是靠美國的技術及零件生存的。這些飛機產品也會賣到美國,所以如果美國對巴西採取50%的關稅的話,一定會傷害到巴西的航空產業。這個就是巴西跳腳的原因。 從這些關稅的行動就可以很明確地看到,凡事跟中國過度親近,協助中國抗美,協助中國對美國洗產地的,都必須明確表態採取去中化的態度才能夠得到美國的低關稅待遇。凡是採取與美國對抗的國家都會得到高關稅的待遇。 其次,很明顯的看到就是,與美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必須採取開放本國市場的態度以及明確的做法,凡是不能對美國要求的開放市場給予正面的回應,以及表達明確的做法的,可能都會被提高關稅。從越南的例子裡面來看,由於越南並非民主國家,所以所有的開放市場的措施以及法令只要是執政黨決心施行都會通過,但是像日本以及韓國,因為是有民主選舉的壓力的國家,執政黨對於國內的反對黨以及農民都會有所顧慮,而不敢採取確定的開放措施,就算定下來要採取開放的措施,恐怕也都將會面對反對黨以及其國會的壓力,這個就是目前這些美國貿易夥伴國家的困境。 我個人認為台灣也是在這個困境裡面,也就是我一再講的美國關心的條件,可能包括對美國的投資以及採購,這部分倒是因為台灣的民間企業的實力可以以得到部分的舒緩,採購方面也因為可能可以加強美國也可以供應的天然資源,例如天然氣也可以獲得舒緩。但是在去除其他的關稅或者是非關稅貿易障礙的部分,就需要得到國會的通過,或者是能夠有足夠的補償措施,讓這些被影響的產業能夠降低損失才有可能獲得緩解。但是在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中,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在討論實質內容的空間,反正只要是對方黨派所提出的就一概否定氛圍之下,要美國相信談判代表所提出的條件能夠在台灣順利施行,恐怕要有很強的證據以及指標才能夠讓美國相信。這個就是台灣的困境,包括如何讓美國相信台灣的去中化以及不會洗產地的決心,都是美國會關心的重點。 其次在所謂的232條款的晶片可能會面臨的關稅方面。我想如果去詳讀232條款的規範就會知道,這個是由美國國安需求所衍生出來的條款,基本上是對產品來執行的行為,基本的精神就是要確保這些有關美國國安安全的項目能夠在美國生產,至少到美國的安全需求量,才可以避免被執行232條款。但是請注意如果是採取232條款的話是全球所有的競爭者都會有這個問題,再者台灣的晶片業並不是傳統的製造商的概念,而是代工廠的概念。也就是晶片最主要的智慧財產權包括光罩,也就是晶片內容的所有權,都是晶片設計公司的財產,台灣只是幫忙做工而已。而晶片大部分的價錢例如一片晶片可能會上萬塊美金,是由這些晶片設計公司得到的價格,台灣的代工廠可能只有幾十塊到一百多塊美金的代工費而已。這些晶片及其產品的報關義務人都不是台灣的代工廠,而是委托台積電等公司代工的晶片設計商。很多評論者不明就裡就把晶片當作是放到Walmart架上賣的產品來形容,實在令人遺憾。由台灣出口到美國的晶片產品中可能最會被影響的就是目前最夯的AI的伺服器的產品,但是目前這些伺服器產品的公司早就都已經警覺到這些變化,都紛紛採取在美國設廠的措施了,所以台灣的晶片,主要是晶片代工產業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另外在所謂匯率上面,台灣只是在實施美國所警告的,不可以操縱匯率的政策而已。目前台灣的匯率的變化最主要都是由於台灣最近的出口商,因為要搶在關稅率宣布之前的暫行關稅率的10%期間搶出口,所以增加了很多美金的收入,再加上台灣的廠商對於匯率有預期的心理,都會搶換台幣,所以才會有比較激烈的波動。但是從國貿理論以及實務來看,匯率的影響並不是如一些評論者所講的那樣。首先出口商的報價都是在接單的時候,先擬定一定的預測匯率來進行報價的,在匯率變動的期間當然報價也會隨著這個預測的利率來做調整,而這個調整就必須考慮到其他競爭的國家以及廠商的匯率以及關稅的比較,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出口廠商的產品品質以及信譽以及可被取代性。如果台灣的出口商的非高科技的產品,是採取價格競爭的話,我想很早就會被中國的廠商或者是去中國設廠的台商取代了,大概在台灣也不會存在。所以這些廠商對於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的報價就會變高,這個時候就是美國的進口商或者是零售商要不要買單的問題,如果美國的進口商或零售商買單,那就是美國的消費者就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這個就是一開始川普採取關稅站的時候所有的美國的經濟學者都在警告會有通貨膨脹的理由。因為美國還是需要別的貿易夥伴國提供這些產品,沒有辦法很容易就轉移到美國國內來生產。 所以這個時機正式台灣的廠商必須好好思考,是否是一個轉型升級的大好時機。如果在市場上競爭的貿易出口國或者廠商所面臨的關稅都是在同一個水準,那麼對台灣的廠商當然影響很小。貨幣的升值上面也必須看這些競爭國的貨幣的狀況,但是如果這些競爭國的貨幣是屬於操縱匯率的情況的話,恐怕美國也會採取懲罰關稅的措施。所以對台灣的廠商來講有影響,但是是要抓緊這個時機趕快改變體質加強競爭力。 所以台灣目前正在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也必須好好的考慮清楚台灣是不是一個依賴貿易來維持經濟的國家,是需要依賴貿易來增強台灣的經濟實力的。對於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人均GDP 8萬2000多美金,GDP裡面60%是消費組成的,也就是美國人從零歲到一百多歲,每個人每年可以花$50,000美金,就是台幣$1,500,000的市場,美國人口是340,000,000,是不是我們最主要的貿易對象,這個是我們大家都要審慎考慮的重點。再強調一次,現在正在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希望大家能發揮智慧,做出最好的選擇。 作者:趙老師

當國台辦主任當場駁斥馬英九的談話,前國家元首何苦自取其辱?

當前總統馬英九率大九學堂學員結束極具統戰意義的「海峽論壇」後,隨即前往甘肅參訪酒泉軍事基地、敦煌進行文化交流論壇,但又出現矮化國格之情事,令台灣人無言以對。起因乃前總統馬英九敦煌文化交流論壇時,自曝拖稿演出,提出「兩岸和平民主統一,且應該尊重台人民自己的決定」的主張,試圖強調兩岸關係應該基於和平與對話的原則進行。然而,隨後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卻以「台灣前途要由兩岸全體中國兒女共同決定」的強硬回應,直指馬英九的提法不合中國的立場。 馬英九的「兩岸和平民主統一」言論乍聽之下,似乎符合國民黨長期的兩岸政策主張,即以和平對話、協商來解決兩岸問題。然而,宋濤的回應透露出一個更加尖銳的事實:中共已不再容忍任何「中華民國」的存在,甚至對國民黨的和解主張都已經不感興趣,這段看似平淡的對話,回到臺灣新聞輿論卻瞬間炸鍋,宋濤的強力回應其實是在中共強硬立場下的微妙政治角力,也是兩岸關係複雜現狀的縮影。事實上,根據歷史資料和公開報導,國台辦主任當面駁斥正在參訪中國的泛藍陣營黨政要員的情況相對少見。 國台辦其實僅是作為中國政府負責兩岸事務的官方機構,通常在兩岸官員交流過程中,會採取較為官方和禮貌的措辭,而較少在公開場合直接駁斥訪問的兩岸人士。連戰、宋楚瑜、朱立倫、洪秀柱等泛藍政治人物的參訪中國,進行兩岸交流通常保持行禮如儀。通常在這些場合中,國台辦或中共中央對他們的發言或立場會給予支持或適度的指導,但較少公開強烈駁斥。例如,連戰作為國民黨前主席,曾多次訪中,並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發表過不少言論,但中國方面的表態大多是表達對「兩岸統一」的支持或建議,並未對其言論進行過於激烈的駁斥。 又例如,朱立倫曾經參訪中國時,中國方面給予的回應通常是對兩岸交流與合作的積極態度,並未表現出強烈的反駁,儘管他也發表過支持兩岸和平的言論,但強調和平發展而非一邊倒的統一。此事件不僅是徹底羞辱前國家元首,證明馬英九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僅無法得到中共的認同,反而成為了北京對台政策的反向警告。尤甚,透過新聞影片看到宋濤強硬的表態,特別是在強調「兩岸全體中國兒女共同決定」台灣前途的言論中,意味著中共不會再容忍台灣政治表達中任何形式的妥協,尤其是拒絕統一的聲音。 嚴格來說,馬英九與宋濤的言論交鋒,實質上揭示兩岸關係在當前形勢下的重大挑戰。馬英九的「和平民主統一」理想與中共的「強制統一」政策,顯示了兩岸政治、社會的深刻裂痕。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未來的兩岸政策將無可避免地面臨更加困難的選擇,如何在中共的強壓政策與台灣民意的堅定立場之間尋找到平衡,將是國民黨在未來政治競爭中的重要議題。隨著台灣民眾對中共態度的強硬化與台灣主權意識的高漲,馬英九積極倡議「和平統一」呼聲逐漸遭遇更為強烈的反對。 兩岸關係的現實挑戰:國民黨是否還能堅守兩岸統一立場?馬英九的發言引發宋濤的反駁,實質上揭示了台灣政界與中共在兩岸政策上的深刻分歧。對於國民黨的立場來說,這不僅僅是與中共的外交對話問題,更是台灣內部的政治立場問題。馬英九在大陸的言論暴露了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過度依賴與中共的協商,但無論在兩岸政策還是與中共的關係維繫上,這樣的立場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正面臨極大的挑戰。倘若國民黨如果繼續依賴這樣的主張,將無法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未來的大罷免選舉中面臨嚴重的政治損失。 作者: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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