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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四)

 
2017/7/24     新公民議會
 

在國民黨當時的理論中,凡是華人所在的地區,都是它的統治範圍,它的動員範圍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動員的方式,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法律理念來說,實際上是屬於敲詐勒索。

(四)還施彼身

我們前面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三種不同秩序(蘇聯的全世界共產主義大聯盟、美國威爾遜主義的自由民主國家集體安全體系、日本泛亞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三種秩序相互作用於遠東這個地區的時間有一定的差值,這個時間差影響到後來許多問題,也給後來許多想妝點歷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方便。因為他們往往用擬人化的手段,以為國家或者各種勢力之間是有一個一貫的性格,忽略了它們在不同時間起的角色變換作用。就拿日本、中國和俄國這三個角色來說的話,在一戰以後的這段時間都有它自己的角色演化期。大體上來講,二十年代的日本,它追隨的是英日同盟以後的那種國際協調主義路線;三十年代以後的日本,則轉向挑戰國際秩序的路線。這個轉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明治以來,泛亞洲主義者和親歐洲主義者長期衝突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勢力撤退以後,日本在遠東繼續充當英國代理人漸漸變得得不償失了,而加入條約破壞者的行列,對它來說反而是件更加有利的事情。

1935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會合影。 圖片來源:牆外樓

1935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理事會合影。 圖片來源:牆外樓

中國這方面呢,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採取的立場是基本上矛盾的,以至於它們之間的國家構建的基本理想也都發生了角色倒錯。本來革命黨在辛亥時期提出的那種炎黃子孫的概念,恰好就是梁啟超和君主立憲派提出的那種中華民族的反面。所謂的炎黃子孫的意思,就是否認中華民族的存在,要把南方的十八省的漢人單獨拉出來發明成為一個新的民族;而中華民族的存在,就是要抹煞炎黃子孫作為一個單獨建構民族的可能性,要把大清的所有居民重新捏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用中華帝國取代大清帝國。而蔣介石和孫中山之間呢,在這個點上恰好發生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斷裂。後來這個斷裂被汪精衛抓住了,因為他通過對孫文本人著作的總結,就得出結論說,孫本人始終是一個泛亞主義者,他那些理論應該是這樣那樣的,跟蔣提出的中華民族理論是不一樣的,從他這個泛亞主義的邏輯,必然要得出中日滿提攜的結論,諸如此類。然後蔣介石又根據他的新發明的中華民族的理論,跟三民主義結合起來,把孫中山重新塑造成為文武周公堯舜以來的道統的繼承人,把國民黨由帝國解構者和革命力量變成帝國繼承者和國際主義的力量。這個角色的轉換過程非常倉促,以至於可以說給國民黨自身的性質上面留下了很多草蛇灰線的痕跡。可以說吧,早期的國民黨與其說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不如說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我剛才提到過,在開始的時候提到過,日本泛亞主義者的理想是遍及整個東亞文化圈的,而不是僅僅限於日本和大清的版圖的,但是我講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只限於中日兩國。我現在提一下就是,對於泛亞主義者來說,他們玄洋社、黑龍會並不僅僅是扶持了中國同盟會和孫中山的朋友,它在朝鮮和其他地方也是有所作為的。像玄洋社,他們最早期在朝鮮就參加過重大的政變活動。像電視劇《明成皇後》這一類的通俗作品中也提到過這些,只不過是把雙方的角色搞顛倒了。因為閔妃(1851-1895,朝鮮王朝高宗李熙的王妃,驪興閔氏外戚集團的核心人物。最初鼓勵高宗採取開化政策並引入日本勢力,以排斥守舊的高宗生父大院君的勢力;在與大院君爭權過程中又轉而親清;甲午戰爭後,遭親日開化派奪權而失勢,又試圖倒向俄國以對抗日本,最終在1895年10月8日的“乙未事變”中被殺),就是明成皇後,她的家族在李氏王朝時期,曾經幾次改變立場,在日本勢力上升而大清基本上垮台以後,他們的立場轉化為聯俄制日,依靠俄國人的保護阻止日本獨占在朝鮮的勢力。而開化黨人則傾向於依靠日本的支持,去推翻宮廷和保守派原有的政治結構。朝鮮的開化黨人和同盟會員也有一個同樣的毛病,就是他們的行動能力很差,以至於他們的打手,像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的時候一樣,也主要需要依靠日本的遊俠團體。在這個過程中間,玄洋社起了核心作用。在開化黨人發動的反對閔妃的政變當中,名義上是朝鮮的革新派在搞政治行動,實際上他們主要的沖鋒趕死之士是玄洋社給他們提供的志士和浪人。可以說在朝鮮和中國的近代化改革中,日本浪人發揮的是一個無名英雄的角色,事後編纂的朝鮮歷史和中國歷史都很巧妙地把他們的名字略去了,但是如果真的把他們從歷史上略去的話,那麽這些革命恐怕就不能發生或者至少是面目全非了。

國民黨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後,接著又跟蘇聯決裂以後,經歷了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因為第一期的國民黨,就是同盟會時代的國民黨,它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它跟朝鮮的開化黨人和越南的開化黨人,以及緬甸的德欽黨人(緬甸第一個民族主義組織,創建於1931-1932年間)這些,可以說是同樣的勢力。他們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衛星黨。它們跟日本黑龍會這些組織的政治上的關系,就相當於是中國共產黨、波蘭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它們是衛星,總部是在日本的。在發動北伐的那個期間,國民黨是蘇聯的一個附屬品,當時極力爭取加入共產國際。它力圖想通過跟蘇聯發展良好的關系,從而壓住內部的共產黨人,由國民黨而不是由共產黨作為蘇聯在遠東的主要代理人。在四一二政變和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國民黨同時擺脫了它創建時期的兩個教師和保護人,但是教師和保護人為它的結構形成提供了基本模式。它在發明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實際上是混合了日本的意識形態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把兩者結合起來了。它的設想就是,重新建立一個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南京和重慶建立的那個中心,將要發揮黑龍會在日本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地位,在它周圍也要培養出一系列衛星性質的小黨,然後新的這個國民黨通過新的意識形態,將要替代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解放亞洲,發揮相當於蘇聯共產國際在亞洲那個核心作用。

這種步驟就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國民黨的衛星黨。大致上現在能夠考證清楚的有以下幾個組織。第一個,就是現在看上去地位最重要的,韓國臨時政府。韓國的流亡者當中也是分為幾派的,像李承晚(1875-1965,早年參加獨立活動,奉高宗密令赴美求援,長期滯留美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19年成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流亡)總統,日本投降後主張南部單獨建國,1948年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為大韓民國首任總統)那一派長期流亡在美國,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而金九(1876-1949,早年參加東學運動,1919年後流亡中國,1932年策劃櫻田門事件,受其指揮的李奉昌刺殺昭和天皇未遂,又與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指揮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死正在慶祝天長節的日軍大將白川義則等人,1935年組織韓國國民黨,1944年成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後反對南部單獨建國,1949年被刺殺)這一派呢,則長期流亡上海,依靠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特務機關的支持,像吳鐵城(1888-1953,時任上海市長職務兼淞滬警備司令、外交委員會委員)、戴雨農(即戴笠)這些人,對他們進行長期保護、支持和訓練,希望有朝一日,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足夠強大以後,代替莫斯科和東京,變成革命和秩序的輸出地。那時候的朝鮮,就可以通過國民黨的援助,從日本的衛星國變成未來的這個中華民國的衛星國,實現它自己的解放,擺脫它自己的殖民主義地位。

第二個組織是Tibet革命黨。Tibet革命黨是國民黨在1935年以後,通過收買Tibet的少壯派僧侶建立的一個組織。它的第一批成員,是Tibet神權政府中的一批年輕的僧侶。他們在原來的老達賴在世和達賴死後的攝政統治之下,基本上是沒有發展前途,於是被國民黨招募了以後,名義上成立一個Tibet革命黨這樣的組織,實際上是國民黨在Tibet的一個支部。他們在國民政府實力還不足以直接深入Tibet的時候,暫時潛伏起來,逐步積蓄實力,然後配合革命黨政策,對Tibet本身實行革命,推翻Tibet的舊制度。

第三個組織是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它名義上叫做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但它主要的人員是三十年代台灣自治運動失敗以後分離出來的左翼。這跟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有關系。1935年,日本人在台灣進行地方改革,和三十年代末期的軍國民主義運動,對台灣原先的自治運動起了一個攔腰斬斷的作用。等於說是,大棒和胡蘿卜並用。一方面,自治權的擴大,滿足了一部分地方精英的參政企圖。35年以後,台灣的各地方、各州市獲得了法人團體的身份,有權支配自己的糧食、物資儲備和資金。這樣做,一部分地方士紳的選舉權資格也有了一定的擴大,一部分地方士紳會對這個讓步感到滿意。另一方面,對不滿意的那一部分,在加強統治和軍國主義化的過程中給予嚴厲的鎮壓。結果原先老派的自治運動領袖,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傾向於滿足於日本現有的讓步,繼續在體制內給自己爭取地位,留在台灣島內;而激進派對於這些讓步感到不滿意,繼續企圖堅持武裝鬥爭,在台灣島內就無法立足,不得不流亡了。

流亡以後,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出現需要資助者的情況。這些資助者在大陸方面,要麽就是共產國際,要麽就是國民黨。共產國際通過日本共產黨,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口號,就是建立了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也就是謝雪紅(1901-1970,原名謝阿女,台灣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1928年在上海參加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中國婦女聯合會執委、政協委員等職。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批鬥為右派,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又被紅衛兵批鬥)的台灣共產黨,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因為當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處有刪節,以下有刪節的部分以“略”代替)也響應他們的號召,要求朝鮮和台灣同時獨立。另一派呢,則是找到了國民黨作為靠山。他們一共有七八個不同的組織,名字都很像早期國民黨,有叫做革命同盟會的,有叫做獨立同盟會的。這些組織在國民黨的撮合之下,最後聯合起來,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1941年2月,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台灣革命黨等組織代表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在政治綱領上陷入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們是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持者。他們最初的出身,都不是大陸人,跟連戰那批人不一樣,他們是台灣原先的本土運動的積極成員,而且比起右派,林獻堂(1881-1956,台灣議會之父。出身台中望族霧峰林家,1921年向日本國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的要求,此為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30年組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設立民選的各級地方議會為宗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林獻堂被列入“台省漢奸”的黑名單,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獄之災。1949年9月,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黯然離開台灣,寓居日本)、吳三連(1899-1988,早年留日期間參與過林獻堂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32年返台任台灣新民報編輯、新民報論說委員、整理部長兼政治部長,一直到1941年2月被迫離職。1946年吳三連參選制憲國大代表選舉並且以全國第一高票當選,1950年出任官派台北市長,1951年民選時得到九萬兩千余票,以得票率65.5%連任)那批人是更激進:那些人只要在日本帝國的範圍內能夠實現台灣自治,就可以心滿意足了;而他們不能滿足於台灣自治,希望台灣能夠實現最終獨立,因此完全不能夠得到日本國內開明派和自由派的支持,所以不得不流亡國外。但是國民黨也是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抗戰前夜和抗戰時期的情況是這樣的:蘇聯和中共支持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則堅持要收回台灣。所以如果你選擇國民黨做你的保護人的話,那你就要順著國民黨的政策來,如果你要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在浙江這些地方召開中央委員會,組織台灣義勇軍,又要國民黨支持練兵的話,那你就要把台灣獨立的口號收起來,只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不談台灣獨立。所以你現在查看台灣同盟會在這方面的材料的話,就會發現他們採取了很微妙很矛盾的做法:在他們的內部口號中間,繼續堅持台灣民族獨立口號;但在對外政策中間,則高舉三民主義大旗,承認國民政府是他們的保護人,三民主義是亞洲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依照國民黨當時的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國民黨內唯一的理論家,長期追隨孫文,與蔣介石關系密切,黃埔軍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以後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的理論來說的話,他重新解釋過的三民主義,吸收了蘇聯共產主義和日本泛亞主義的很多特色。因為舊三民主義大致上是一個改版,是孫中山把林肯那個民有民治民享加以中國化以後,就改成了舊三民主義。而新三民主義增加了國際主義的成分,它要求國民黨發揮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因為僅僅是中國本部的解放,並不能保障亞洲各民族的解放。它希望亞洲各民族都同時能夠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約束,以中華民國這個亞洲最早的民族國家為榜樣,在周圍建立一系列的衛星國。台灣是跟它們最近的、跟中華民族關系最密切的地方,它希望把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樣板。它支持革命同盟會搞武裝,在台灣島內搞破壞活動或者說是武裝起義,主要就是出於這個矛盾。

而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這方面首鼠兩端的態度也沒有逃過他們的註意。所以在抗戰時期,日本還沒有被打倒,雙方還能夠合作的情況下,蔣介石願意容忍他們腳踏兩條船,一方面像台灣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一樣,談論台灣獨立是革命的最終目的,一方面又願意接受他們在革命和戰爭時期,願意接受三民主義是一種國際式的意識形態,接受國民政府是全世界三民主義的共同領導這個曖昧的地位;但是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國軍已經到了台灣,這樣的妥協就不必要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初葉,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組織都被國民黨解散了,它的主要領導被蔣介石以匪諜的名義槍斃掉,整個組織基本上垮掉了。

國民黨下面一個重要的組織是馬來國民黨。馬來國民黨實際上在國民黨黨內的資格,可能比蔣介石和廣州、上海的組織更老一些。因為馬來亞的華人或者是華僑,在英國殖民地時期和清朝末年,一直是同盟會和早期國民黨的重要金主。馬來的人口結構在清朝末期,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發生過戲劇性的改變。在開始的時候,海峽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除了新加坡、檳城和海峽的幾個港口以外,內地很少有華工。十九世紀末葉,英國人開始在馬來內地大肆推行橡膠產業和錫礦產業,大量需要勞工,而這個時候他們招募了大量華工。

招募華工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馬來原有的部落組織不大適應資本主義勞動體系。我們要清楚,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人人都可以搞的。記得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到過這件事情,就是說,有些人在殖民地設廠,希望給當地的勞工發工資漲工資,把他們吸引到新的企業中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為當地的人習慣於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沒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人人都想多掙錢那種動機,即使他們在名義上做了工人,也沒有辦法遵守工作紀律。如果你用漲工資的辦法吸引他們多幹活,結果是適得其反。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而是為了保證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說你原來給他們100塊錢,他們吊兒郎當地一天只工作三個小時,你以為你把他們的工資漲到200塊錢,他們就能夠一天給你工作8小時了。其實不是。你給了200塊錢以後,他原先只工作三個小時,他現在只工作一個半小時了。理由很簡單,我原先幹三個小時掙100塊錢,現在你把工資漲了一倍,我就只幹一個半小時了,因為我只需要100塊錢,我現在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就能掙100塊錢了,多余的時間我拿來玩兒更好~

但是中國人不一樣。說句難聽話,從大清帝國出來的這些華人是以勤勞和生活水平低而著稱的。他們是最佳的苦力材料,因為他們願意接受任何條件的工作,而且希望錢掙得越多越好。同時,他們也跟歐洲的工人不一樣。歐洲的工人經常為了爭取待遇或者是政治權利,不斷地鬧事,搞工潮搞工會什麽的。而華工的特點:第一就是他們願意接受低工資;第二就是他們愛錢,你只要肯給他們漲工資,他們肯定願意多幹活,願意給他們加班費的話,不愁他們不肯24小時中連續18小時工作;第三就是,他們只講家族,不講社會性的團結,他們有錢了只會給本家弟兄或者什麽幫會組織,他們不會組織工會,不會搞什麽政治活動來分解權力。所以從各方面來講,他們都比馬來的部落民要好一些。

所以,英國殖民者大量地引用華工,以至於本地的華人人口迅速上升,從最初,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不到10%,一直上升到抗戰前夜的40%,在大概是1944年前後,馬來的華人人口一度超過了原有的土著部落民的人口。主要原因是什麽?我們可以簡單說,就是,比較原始的馬來部落民,他們不適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邏輯;而華人呢,不僅適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邏輯,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很適合奴隸勞動的邏輯,他們不要求西方工人階級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間,他們的錢如果按照英國資本家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為這些人是自動來打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地推論,他們在這兒的種植園或其他地方打工掙到的錢,比他們在廣東或者福建內地打工掙到的錢要多。所以他們相對於英國人來說雖然沒有錢,相對於內地來說還是很不錯的財主。有很多人在南洋掙到錢以後,就跑回廣東去,去當財主。所以國民黨在革命時期把他們當作重要的募捐對象。

國民黨在這兒是本來就有支部組織的。這個支部組織,可以說在國民革命以前,跟哥老會、三合會、洪門、致公黨這些組織差別不是很大。早期國民黨是有一定的幫會色彩的,它的組織,用比較中立的術語來講的話,是缺乏近代性。北伐和聯俄聯共的政策給它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和武器的援助,還包括有組織模因(這個詞最初源自英國著名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其含義是指“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東西”)在內,也就是說,它給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形態。可以說是,國民黨在整個民國前期,在華北和中國大部分土地上,它是沒有像樣的支部,或者是根本沒有支部的。北方的各個支部,其實包括山西、河北、東北這些省份,它們的支部實際上真正成立都是在北伐以後,由中國共產黨替它成立的。這一點恰好就構成了國民黨後來怎麽也沒有辦法清共的一個重大原因。

別的不說,最近這段時間好像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家談得很熱烈,你只要去看看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清黨以後的經歷就可以發現了:馮玉祥在西北建立了一個軍校,讓中國共產黨在那個軍校裏面當教官,中國共產黨是那個軍校裏面的學員,蔣介石已經在南京下令清黨了,但是中國共產黨仍然若無其事地在陜西繼續做官,包括在延安縣和其他地方做縣官,名義上的國民黨政府在延安的專員公署和在陜北的新軍,基本上完全由中國共產黨包辦。所以蔣介石已經把南京和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殺了一大批,但是中國共產黨這批人還理直氣壯地在陜北帶兵。帶兵過了好幾年,把國民黨交給他訓練的兵全都赤化了以後,順理成章地建立了陜北革命根據地。

馬來的情況也是這樣。馬來國民黨的支部,真正完成改組,還要到抗戰前期,主要也就是因為,無論是抗戰前夜的建設和抗戰前期的動員,都是急需用錢的。而這個錢,它動員的對象是非常奇特的。它執行的是屬人主義的動員,不是屬地主義。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當時的理論中,凡是華人所在的地區,都是它的統治範圍,它的動員範圍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動員的方式,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法律理念來說,實際上是屬於敲詐勒索。因為就英國統治者的法律來說的話,這些地方的居民,哪怕他是講漢語的,或者說他的祖先是大清帝國的子民,但是現在他們的法律身份,毫無疑問是殖民地的居民和大不列顛的臣民。如果你想,這些臣民未經殖民當局的允許,向他們要錢的話,這個行為在法律上講是屬於敲詐勒索的。而國民黨不僅是要錢,而且還是私設公堂的,對於那些不給錢的人,用當地的幫會組織去綁架他們、強迫他們出錢。於是這樣做立刻就會引起法律衝突。

後來有些記載說,蔣在上海跟青幫或者其他什麽組織有過合作。其實這是國民黨的一貫做法。因為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後都跟洪門和其他地下幫會有聯系。照國民黨的史觀來說,這些幫會也是反清義士和國民黨的前奏。在上海租界,為了征收關稅、消費稅和其他稅收的權力,為了爭取對偷稅漏稅的華商實行審判的權力,國民黨在整個三十年代一直跟工部局①和上海租界的外商不斷地扯皮。照工部局的意見來說的話,納稅人應該在它保護範圍內的,哪怕這些納稅人是華人。按照國民黨那些人的說法,他可以承認上海租界的歐洲居民是受工部局管轄的,但是即使在租界境內的華人居民,他認為這些人仍然應該向國民政府交稅。它在馬來亞和南洋也都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所以英國人和國民政府的代理人,他們在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前期,實際上是存在著一種有點像是內戰、有點像是顛覆、又有點像是黑幫衝突那種性質的緊張狀態。這個緊張狀態,你在李光耀描寫他早年生活的回憶錄中實際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來。

註①
1853年9月,小刀會攻占上海縣城以後,清政府失去對外僑居留地的控制。1854年7月17日,上海租界組成自治的行政機構工部局,工部局執行部門由萬國商團、警務、火政、衛生、工務、書信、教育、總辦、華文、財務等機構,以及圖書館、樂隊等團體組成,還設有法院、監獄等機構,進行市政建設、治安管理、征收賦稅等行政管理活動。

國民黨勢力最強的地方,包括馬來亞,包括北加裏曼丹(世界第三大島,位於東南亞馬來群島中部)這些英國殖民地,但在荷蘭殖民地的華人組織中間,它的勢力就不太強。勢力強弱有一個很好的指標,就是看它弄到錢的多少。國民黨為了抗戰實行的經濟動員是遍及全世界的,往東是遍及哥斯達黎加(中美洲)的華人社區,往南是達到南非的華人社區。東南亞是它的重點經營對象。從它收到的錢來看,出錢最多的是泰國、馬來亞、緬甸這三國。泰國從名義上講,是獨立國家,緬甸和馬來亞都是英國的殖民地,真正出錢的人都是當地的華商和華僑社區。對英國人來說,國民政府這樣肆無忌憚地在他的領地內要錢,是一件很尷尬也很憤怒的事情。但蔣介石對這件事情始終採取強硬政策,哪怕是在抗戰最緊張的時刻,汪政府已經在南京成立,國民黨留在上海的機構處在岌岌可危的狀態,完全依靠英國人的支持才能夠維持得住,蔣介石在日記裏還在不斷地痛罵英國人,同時一面還在指揮馬來亞的革命組織為戰後大英帝國解體以後做適當的經營。

從經濟上講,馬來亞對國民政府來說恐怕比廣西還要重要一些。當地的華人,按照大陸的標準來說,是非常有錢的。他們捐出的錢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愛國之心自願捐獻呢,還是在當地國民黨組織半黑幫手段的威逼利誘下捐出來的,這是不大好說的。後一種可能其實比較大。因為從上海租界的情況來看,國民黨實際上就是依靠那些情報組織和地下組織跟黑幫的結合體,來向上海的華人資本家要錢。國民黨情報機構的成長,最初就是為了在它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去用便衣人員實施它的有效統治。這一招應該不是從日本學來的,因為頭山滿和黑龍會那一幫人馬是不會這一套的。很可能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因為這是共產國際籌款的一個要素。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籌款時幹的就是這一套(參見阿姨《1927,上海灘密謀》)。而這一套的發明者則毫無疑問是屬於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的革命中發明了這種做法,就是在敖德薩(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當時屬於沙俄,今屬烏克蘭)和其他各地資本家的門口放些炸彈。如果你及時地捐一些革命經費,這些炸彈就不會爆炸了;如果不及時捐的話,你的工廠就開不下去了。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考茨基(1854-1938,社會民主主義活動家,第二國際領袖之一)的領導之下,認為這些做法是很可疑的,於是召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的法庭來票傳列寧出庭,解釋他這種在馬克思經典中所沒有記載的籌款方法。列寧輕蔑地答覆說: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富得流油的黨,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幾百萬的工人,你們那些工人過的日子比小店主還要好,他們有充分的錢來養活你們這個黨。你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處在什麽樣的情況,我們俄國的工人階級總共才只有幾十萬,我們出錢來養這些工人階級還不夠,我們到哪兒去找你們這麽多工人給我們交會費?如果沒有錢的話,我們的革命怎麽才能進行?你們用工人階級交的錢,卻沒有有效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我們從資本家那兒弄來的錢,反倒有效地維護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就是因為他在第比利斯(格魯吉亞首都。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搶了一家銀行。後來蘇聯三十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1876-1951,1921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員,1930-1939年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是因為他用了一個蛇皮口袋裝著斯大林從銀行搶來的大批鈔票,坐火車到巴黎,被當時剛剛建立起來的國際警察組織盯上了。列寧這一次很吃虧,因為他當時可能是沒有做好調查和準備工作,他們搶的那批鈔票是有編號的,他當時不知道。他帶著這些人、帶著錢到巴黎的時候,俄國方面已經用電報把這些鈔票的編號通知了法國警方了,結果這些錢最終沒有花出去。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延伸閱讀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二)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 [連結]



關鍵字 : 國際, 歷史,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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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三十六周年

王育敏:這樣的不分區立委,你還要嗎?

一個自由派紙媒之死:從文人辦報到親共統媒

為什麼科技業會面臨人才危機?

財大氣粗學問大?政治服務經濟?

從台大入學比例看見階級與城鄉差距

美對台政策葫蘆裡賣什麼藥

華爾街之狼 — 金錢是罪惡,還是德性?

台文系和中文系,都是文組何必互相傷害?

如果沒有廣設大學...

大陸?中國?差在哪裡?

「看不見」的貧窮                            

成功嶺是哪門子的營區開放?

柯紅,誰是你的盟友?

「減香」、「滅香火」、去中國化與數典忘祖

滅蚊有望?大溪地用細菌消滅蚊子

被壓迫、反抗、道德光環與價值檢視

我的大一『迎新』年代!

Power錕教授,是少年得志還是大器晚成?

頼神,您還不是馬克宏!

談改革台電在台灣的轉型正義中所象徵的意義

從『歐陽妮妮、娜娜事件』,我們看到了什麼?

比特幣還不具備傳統貨幣價值尺度的功能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共軍朱日和演習是針對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