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 (6/20) 是本土傑出藝人豬哥亮的出山日子。
一個人蓋棺論定，評論他的功過，不在他生前有多少光環，做了什麼，而是他的作為產生多少影響力。藝壇歌唱，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就不如老嫗能解，平易近人，比較能廣為流傳打動人心。莎士比亞戲劇也不是為貴族而作，而是要演給一般普羅大眾在戲院觀賞，美國名導演史蒂芬史匹柏也從不唱高調，他所拍的電影一定要雅俗共賞。
豬哥亮是台語秀場藝人，發跡於民國60/70年代，那時，台語受到當局刻意貶抑，上不了台面，上焉者電視裡說國語，豬哥亮卻能在台語狹縫中異軍突起，轟動全台餐廳秀場，每輛遊覽車都要播放他的錄影帶，幾乎已經到了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的地步。他的笑劇演技不做作，自然流露，迎合一般民眾的口味，撫慰在專制高壓統治下，替被壓迫者找到苦悶的出口。這並不是說他那時有什麼救人救世的崇高理想，他只是躬逢其時，時勢造英雄，意外影響那個時代。
專制高壓統治的政體，一切以維護政權為主要考量，即使發展經濟也是為了社會安定，有助政權的穩固。兩蔣戒嚴時代，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文藝作品若是符合黨國意識，就被吹捧：李建復唱「龍的傳人」，劉家昌專譜愛國歌曲：「梅花」，侯孝賢拍大中國情結的電影，黃春明寫反日的小說…，都被當局肯定才能走紅。反之，就被無情打壓，黨外書籍雜誌遭到查封，流行歌曲禁唱，就連民間布袋戲，倘若只在鄉間酬神，觀眾不多，還可以被當局容忍，一旦像黃俊雄造成電視轟動，就被要求禁用台語，改以北京話發音…，這些在21世紀人們覺得駭人聽聞，多麼不可思議！在當時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人民只能敢怒不敢言。
然而，獨裁者也是人，知道每天要人民喊革命呼叫反攻大陸，久了也會累，需要喘一口氣，休息要娛樂來調節，於是表面高唱仁義道德，私下對民間吃喝玩樂嫖賭、男女色情，基本上禁而不絕，睜一眼閉一眼，這樣子也轉移人民對欠缺公義社會的不滿，所以即使戒嚴，依然歌舞昇平，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舞照跳，歌照唱，瓊瑤虛幻小說這時應運而成暢銷書，當局寧可讓青少年去編織不存在的世界，沉醉在白馬王子和灰姑娘的白日夢裡，也不願意他們有空閒和精力去思考向政府抗議。
豬哥亮舞台秀滿口俚語粗俗話，他的粉絲大多數屬於聽不懂國語和國劇的勞工草根基層，不被當局所重視，也不被注意，這樣反而讓他不必取悅當權者，能在藝壇插科打諢，葷素不忌，有更大尺度說一般人的真話，演真實人間的悲歡離合，造就他在舞台的獨特風格，為引車賣漿的庶民所愛。
豬哥亮以搞笑起家，作家老舍定義什麼是笑：一看或一聽，就笑，這是笑話；看或聽不笑，要想了才笑，是幽默；看或聽不笑，想了也不笑，是最大的笑話。一般來說，笑劇比悲劇難演，悲劇只要幾滴眼淚就可達到效果，像明華園歌仔戲，全場幾乎在哭，但是沒有深度，徒具形式，不感人，觀眾覺得莫名其妙；而笑劇要臨場應變，並無章法，很難傳承，非懂得人性無法勝任。
人間不如意時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苦多樂少，以致寺廟和教堂到處林立，一般人生活無奈，只好把希望寄託神明，或是看笑劇使苦悶得到解脫。宋祁詞：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德國哲學家尼采說：人是地球最痛苦的動物，所以發明了笑這件事，可見笑是多麼難得，它使我們在百無聊賴的人生中，精神獲得暫時的舒緩。
豬哥亮終身在藝人的領域很敬業，沒有逾越政治，沒聽過他說 「我是中國人」 傷害台灣人的感情，也沒公開幹譙台灣政治人物，他的一生都在演台語喜劇，帶給人歡笑，人們至今重播他的遺作，他的私生活也許不完美，他的舞台成就卻受到幾乎所有藝人和廣大觀眾的肯定，將他媲美西方喜劇泰斗卓別林，他的去世是台灣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