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來不去問背後到底是什麼問題把人逼上絕路,反而像那所特教學校的輔導員一樣,指責別人不該自傷
作者 / 賴天恆
某特教學校之前爆發集體性侵,校方處理態度卻極其消極。報導指出「○九年十月,宿舍工作日誌中載明一位女學生以美工刀割腕自殺,但輔導員僅指責學生不該自傷,之後檢閱工作日誌的校內主管皆未深入瞭解學生自殘的原因。」相信多數人看到這段都感到極為憤怒。然而,不知道我們當中多少人的正義感僅止於此。
至少過去這段時間,社會上出現極為類似的案例時,許多人的反應不是這樣的。當南部某頂尖大學為了推翻民主的命名活動而指控鄭南榕先生為「恐怖份子」時,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後面附和。當關廠工人走投無路而臥軌抗議時,不知道有多少人大喊「開車!全部壓死!」。當大埔藥房張老闆自殺時,不知道有多少人隨口丟下一句「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就繼續過自己安逸舒適的生活。當林義雄先生絕食死諫時,不知道有多少人跟著政府與名嘴一方面「希望家人勸他」,另一方面指控他「綁架社會」。「有話為什麼不能好好說呢?」是這些人的「疑惑」。他們從來不去問背後到底是什麼問題把人逼上絕路,反而像那所特教學校的輔導員一樣,指責別人不該自傷。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審議民主社會要有健全的公共領域,讓各種問題得到充分的討論,以便達至適當的解決方案。公共領域必須要能「自我指涉」,盡可能地讓原本被忽視的邊緣議題進入討論核心。然而這並不容易。社會上常出現一些「熱門」話題,幾乎佔據大眾全部的注意力,比方說大家一起追殺插畫家外遇,以便凸顯自己的清高。但如此一來,邊緣議題便永遠停留在邊緣。此時對那些受盡壓迫、有意發聲的人來說,禮貌、秩序甚至守法都成了奢侈品,他們負擔不起。正如艾莉斯楊(Iris M. Young)所說「違反秩序、混亂、惱人、讓人困擾的溝通手段往往是必要且有效的要素,迫使其他人必須針對議題與結果進行論辯。」相對的,繼續高舉禮貌、秩序與法律,等於是剝奪了別人最後的發聲管道。
「我幾乎達至這樣遺憾的結論:黑人邁向自由的最大絆腳石…是白人的中間派。他們熱愛「秩序」勝過正義…他們經常說『我認同你們所追求的目的,但我無法接受你們直接行動的手段』。」這段文字來自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自伯明翰監獄的信。如果不是字句中提到了種族,我們搞不好會誤以為他在談論今日的台灣社會:僅止於此的正義感,正是社會一再把人逼上絕路的最大幫兇。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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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止於此的正義感 –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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