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若成功出訪秘魯APEC會議,出色的政治細胞勢必取得鎂光燈的焦點,但就怕在兩岸關係上喧賓奪主毀壞府方推派的美意。
2016年APEC各項會議在秘魯首都利馬將緊鑼密鼓地辦理,包含APEC領袖會議這場重頭戲,政黨輪替後蔡英文政府推派誰代表出席領袖會議,不僅牽涉APEC訂下「西雅圖模式」是否變動,更涉及兩岸關係的互動將持續冷感,抑或有破冰的契機。
總統府宣布由親民黨宋楚瑜主席擔任領袖代表出席APEC峰會,府方不依循前朝慣例指派前副元首出席,亦不派立法院第二大黨主席洪秀柱或第三大黨主席黃國昌,卻選擇第四大黨主席宋楚瑜,筆者認為還是「兩岸關係」因素所使然,宋楚瑜確實有通台北和北京的本領,自台灣1991年以中華台北的身份加入APEC以來,歷年來選派峰會代表都是一場和北京較勁的國際政治博弈。
時間拉回1993年美國西雅圖APEC會議,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希冀在原先部長會議的架構之上,增設非正式領袖會議。按當時駐美代表陳錫蕃的敘述:倘若APEC邀請李登輝出席,江澤民就不會出席。受限國際情勢,自第一屆APEC領袖會議起,雖然邀請函照樣由主辦經濟體派特使來台並致送,而台灣方面由總統皆派代表與會,形成APEC處理兩岸領導人參與峰會的西雅圖模式。
李登輝政府時期委派經建會主委或資政等層級擔任領袖代表,陳水扁政府上台後盤算藉APEC提升峰會代表層級,安排由副總統層級李元簇代表出席,但遭到北京當局的阻撓,致2001年未能出席在上海舉辦之經濟領袖會議。
2008年馬英九政府開啟與對岸較為和諧的兩岸關係,基於九二共識的立場或默契,包含後來的連戰及蕭萬長,臺灣代表出席APEC會議的層級已由部會首長提升為副總統層級,似乎逐步揚棄原有的西雅圖模式。
其實,自1993年首次領袖會議召開以來,北京均雖然強烈反對臺灣派出總統親自與會,為顧及APEC運作和諧及避免政治爭議,我方總統均指派領袖代表與會,而主辦會員體亦皆在平等原則下,提供臺灣方面領袖代表與其他與會會員體領袖相同禮遇及權益,亦象徵APEC均經由共識決達成。
是以,北京若失去APEC東道主的主辦地位,對於台北所指派的領袖代表向來無坊間甚傳的「否決權」,台北的峰會代表仍舊是照APEC的遊戲規則進行。
環顧我方歷年指派出席APEC領袖會議的人選有三:
一是副總統層級,連戰及蕭萬長屬之;
二是總統府資政及政務官層級,包含辜振甫、林信義擔任資政,或蕭萬長、江丙坤、彭淮南等均以政務官身份代表;
三是學界或商界人士,如李遠哲、張忠謀及施振榮均屬之。
筆者認為在原先APEC峰會的代表人選的機制上,府方仍想延續前朝時代由卸任副總統層級代表出席,若倒退成由政務官或民間人士代表出席亦無妨,只要不發生缺席2001年上海APEC領袖會議的遺憾都可接受。
事實上,筆者相信宋楚瑜若成功出訪秘魯APEC會議,出色的政治細胞勢必取得鎂光燈的焦點,但就怕在兩岸關係上喧賓奪主毀壞府方推派的美意,畢竟按照當前的憲政規則,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的主導權,仍繫於總統一職,宋楚瑜主席僅是蔡英文總統在APEC領袖峰會上的代理人,切勿陷入道德危機而醞釀憲政爭議。
(林士清/智庫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