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醫療，是針對精神疾病的治療。不應被當成社會問題的垃圾桶，亦不應被變相扭曲成為政治、法律問題的另類監獄。
日昨，接到一位老友轉來華爾街日報4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標題就直接用「政治精神醫學」（political psychiatry)，來敍述中國如何透過精神醫療的模式，將反對者強制性的關在醫院。
跟據作者，中國在1987年，以精神科醫院的方式，成立由警察負責的「安康」（Ankang-“peace and healty”)醫院/機構。經過媒體的長期追蹤，才逐漸發現這些由中國公安部主導的精神科醫院，系統性的違反人權的事實。也引起世界人權團體的嚴重關切。有一位主要的異議份子因天安門事件被拘押後，於1992年被關在安康直到2005年才出院/釋放。聯合國一個工作小組曾在2013年的一個報告中提到，2007年即發現一位陳情/抗議者被留置超過七年，實在是太「專橫」。
雖然中國在2012年開始實施精神衛生法，但，據自由亞洲電塔（Radio Free Asia)報告，中國當局依然將活躍份子和請願/上訪者，送進精神科醫院。依中國人權觀察團體的追蹤，在2015年，至少仍有30位活躍份子，並未通知家人或獲家人同意，即被強制送進醫院。
目前，中國全國有22家安康。跟據美國國務院2014年的人權報告，曾提到從1998-2010年，至少已有超過40000人曾被強制在安康住過院。雖然在安康內對病人（？）的處置/治療方式，遭受外國精神科醫師和人權團體的不斷批評，不過，在公安部的監控下，外界很難得到具體的實況。外界的批評，是否能改變中國的政策，也一直被存疑。
六O年代冷戰時期，政治不當的介入精神醫療領域是一個高峰。它被視為精神醫學的濫用（psychiatric abuse)。amytal 會談，即是較典型的例子。對難以區分病因的嚴重呆僵（stupor)、不語病人，以催眠劑amytal 注射降低病人意識（類似催眠）後，若病人為器質性腦病變，意識障礙將更明顯、更難反應、回話。否則，病人因阻抗力降低，將可從事簡單問答、會談。這是當時精神科對極少數因無法透過正常會談來區分是器質性（腦病變）或非器質（如，屬精神症狀或心因性等）病因造成的病人，所採取的一種不得已的暫時性診斷方法。沒想到，此種方式，卻被用來對付間諜和非法取供。睡眠剝奪（sleep deprivation)等審訊方式，亦是一個常被使用的方式。這些不當的濫用，促成了後來各國嚴格的立法限制或禁止。
蘇聯的「洗腦」（brain wash)和將政治犯以醫療名義強制關在精神醫院，則是惡名昭彰的例子。蘇聯即曾在世界精神醫學會不斷的強烈譴責下，被迫退出學會。這是精神科的黑暗時期。所幸，在七O年代後期以後，這些現象，已逐漸改善。台灣在戒嚴早期，亦曾傳説玉里有此現象。不過，在1989年開始醫院評鑑後，我曾數次去評鑑，並未發現有此狀況。除了少數極權、落後的國家，較大規模的違規現象，在九0年代以後，已甚少出現。
中國在文革以後，類似蘇聯的方式，已逐漸減少。令人意外的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尤其在2012年實施精神衛生法後，中國反而取代蘇聯成為世界精神科醫師和人權團體關注的焦點。甚至，被外媒戲稱為「政治精神醫學」，實令人始料未及。
政治和精神醫療，應有清楚的分際。精神醫療，主要在治療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指一個人的心智功能，在生物、心理或成長過程中，出現失能（dysfunction,指失去原該有的功能），然後，明顯的反映在他隨後的認知、情緒反應或行為的偏差/障礙上。世界精神醫學界也一再呼籲和強調，一般社會偏差行為（如，政治、宗教、或性行為等）及個人和社會間各種的衝突，除非能証明是因精神疾病所造成，否則，不應被歸為精神疾病。換句話說，非精神疾病造成的問題，應依正常的政治、法律規則/程序處理，而不應扭曲和濫用精神醫療。
政治介入精神醫療，已如前述，既缺乏正當性，亦扭曲和傷害了原應有的醫療原則，為一般正常的、文明的法治國家所禁止。中國的濫用精神醫療，如果報導屬實，若無法快速改善，也許，中國精神醫學會可能將步入當年蘇聯精神醫學會的後塵，成為衆矢之的。
精神醫療，是針對精神疾病的治療。不應被當成社會問題的垃圾桶，亦不應被變相扭曲成為政治、法律問題的另類監獄。
作者 / 楊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