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些努力康復的病友不啻是一個沈重的打擊,無論他們是否已經康復,這樣尖銳的措施在病友與社會中間畫出了一條深深的鴻溝。
近日不幸的社會案件讓社會大眾的情緒極為浮動,在這樣的氛圍下,臺北市政府採取的強制就醫措施,嚴重罔顧了精神病友的人權,也將精神病友的人權推往更加卑微的地位。
3/31日的早晨,許多政大學生目睹了一位長久以來都在政大校園的精神病友,被台北市衛生局的人員帶走強制就醫,臨走之前他還不解地問自己到底做錯什麼。長久以來,這位病友沒有傷人也沒有給校園帶來危險,只是因為他是所謂「潛在危險因子」,就被迫從他習慣的日常生活中帶走,甚至搬出關心他久未進食這樣可笑的理由來正當化此種行為。
更甚,有病友接到衛生局的電話,假藉著關心之名來調查了一整天的行蹤,只因有精神科的就醫記錄。這對這些努力康復的病友不啻是一個沈重的打擊,無論他們是否已經康復,這樣尖銳的措施在病友與社會中間畫出了一條深深的鴻溝,在他們身上貼上標籤,彷彿一日患病,終生都要活在陰影之下。
精神病友因為疾病纏身,大多有濃厚的社會疏離感,在身邊的親友、醫療人員無不希望能協助他們適應社會,而現在這些號稱關心與預防的手段,只是妨礙了他們努力想要踏出的腳步,一方面可能使病情惡化,一方面更加失去了重返社會的可能。
在煽情的電視媒體瘋狂播報的當下,我們更應沉下情緒,撕開那些斗大的標籤,檢視真正產生問題的社會結構。而不是輕易地將人群用標籤劃分,然後在所謂「正常」的標籤下感到安心,對「不正常」的人感到憤怒。社會心理學所謂的歸因謬誤(attribution error)正能夠描述這樣的情況- 人們在分析非屬自己團體的人的行為時,傾向認為是個人內在特質影響,而非外在環境影響– 很不幸的,精神科就醫記錄就成了這起社會事件中的標靶,「因為他有精神病,所以他犯罪」,精神疾病與犯罪中間的關聯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成立了。事實上,資料統計顯示精神疾病犯罪的比例並未高於其他族群。
精神疾病不是一種罪,也不該成為預防犯罪的對象。心理上的正常從來就不是一個黑與白的劃分,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學界與實務界近年來致力於精神疾病去污名化,例如將精神分裂症一詞改成更貼近疾病現實的思覺失調症,希望能夠正視聽,也讓社會大眾更能了解這是一種能夠治癒的疾病。
一直以來社會大眾已對精神疾病有諸多誤解與刻板印象,今天台北市政府的措施不僅讓雙向理解的努力都白費了,也間接的堵上了向精神科求助這道門,彷彿只要確診有精神疾患就會有「傷人和自傷之虞」,隨意一位路人甲的通報就可以不顧病友意願的強制就醫,大大傷害了他們的人權自主,無形中降低了病友的社會地位。將來,想必會有想要求助卻擔心留下就診記錄會因而卻步,錯過了提早就診時機。我們的社會還要付出多少的代價,才能理解精神疾患只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病,而不是一種犯罪的潛質?
作者 / 何達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