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默許也不強力反對複雜雙重代表
9月8日，羅傑斯告知我方，美方確定提出D.R.C.。9月10日，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電示劉鍇，「我政府基於海內外中國人民之○○（按：無法辨識），必須有強烈之表示，我對DRC案現不擬向各國遊說請其反對，但實無法要求各國積極支持，倘友邦詢及我對該案態度時，則需請示後，始能答覆。」對於美方將改提D.R.C.，周書楷於9月11日給各外館傳達最新指示：
（1）對於複合之雙重代表權案，因違反我最後立場，外交部將發表聲明反對，自不宜出面向駐在國政府洽請聯署或支持。故今後此一方面之工作，惟有由美澳諸國出面為之，我駐使自收到本電時起，應即停止就DR案向駐在國積極進洽（包括聯署與支持）以迄本部另有指示時為止……惟我駐使務須注意：對於美澳諸國就複D.R.案對駐在國政府所進行之洽助工作，我一面不能表示業予默許，但另一方面亦宜避免表示過分堅決之反對或敵視，以免引起駐在國誤解而造成不利於我之結果。本部深知此一微妙情勢因應之艱困希望特別審慎。
（2）本部前頒因應方案及英文洽助要點中所列其他各項指示，包括選我為聯大副主席，支持IQV 案，反對阿爾巴尼亞案，及支持留我方案優先程序等均照舊進行。
（3）關於上述新情勢及緊急因應方針，我駐使如有意見希即電部，此電應作最高度密件處理。
對於D.R.C.，ROC因不能對之表示「業予默許」，故仍將公開反對；但反對的態度又不可過於強烈，以免「引起駐在國誤解而造成不利於我之結果」。9月16日，周書楷會同劉鍇、沈劍虹、翟因壽、錢復與羅傑斯會面時，羅傑斯表示若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因顧及ROC之反對，而踟躕不前影響至大，希望我方能向友邦解釋，使其瞭解其所持立場其實對我是有害無益，也希望雙方共同就D.R.C.之通過努力，對此周書楷僅表示：「對其他友邦吾人最多祇能不積極促其反對，殊難公然勸促彼等支持」、「安理會席位涉及我在聯合國基本地位，焉有自動勸人將我排除之理。最多只能於友邦來詢時，告以我本身必須反對新案。但倘彼等與美國咸認非如此不足以保我，即可自行斟酌如何投票。」甚至仍盼望美國在必要時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
從周書楷的回答可以看出，ROC雖然已不再對D.R.C.採取敵視態度，但仍陷在「安理會席位＝ROC生存的法律基礎」中無法動彈，這種思維回答了何以ROC無法公開主動支持D.R.C，而只能請友邦自行「斟酌如何投票」，這種曖昧的態度，對於在第一線爭取友邦支持的外交人員來說自是一大考驗；而羅傑斯所舉若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因顧及ROC之態度，故反對D.R.C.案，此質疑與8月21日來天惠與錢復會面時要我方對「堅決助我者」多下功夫可說是出自同樣的疑慮，即深怕ROC的友邦將ROC公開立場視為對其有利，進而反對D.R.C.，最終導致ROC無法留在聯合國。對於美方此點疑慮，其實在9月11日外交部給外館的指示中也清楚表明，即前述「我一面不能表示業予默許，但另一方面亦宜避免表示過分堅決之反對或敵視，以免引起駐在國誤解而造成不利於我之結果」。然而如此「微妙」之態度恐難讓友邦確知ROC的真正立場，自然難以再進一步幫助ROC。對此，當時駐美代表沈劍虹在回憶錄中就寫道：
我不得不說，在必須當機立斷的時候，我外交當局卻顯得猶豫不決。……當友邦政府詢問我們，我們希望其代表如何投票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回答。結果，我們只能向他們說明我們的困境，要求他們根據本身的判斷投票。這使我們的許多友邦感到困惑。最後事實證明，這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希望他們做什麼。
9月17日，周書楷與布希代表會面時再次表示對於D.R.C.：
吾人無法主動向友邦進言支持目前之DRC案，蓋此案使吾人之處境至為困窘，但美方可向此等國家說明中華民國本身自不願支持DRC案，但如該案通過所需支持票不足時，中華民國對其友邦投贊成票使該案得獲通過，因而擊敗阿案之苦心當予諒解。如此等國家對以上說明有懷疑時，可逕向我代表團詢問。
從錢復的指示到周書楷的說法，都清楚地看出ROC政府對於是否支持D.R.C.案處於兩難（dilemma）的困境。「需請示後，始能答覆」與「如此等國家對以上說明有懷疑時，可逕向我代表團詢問」意味著ROC一再錯失在第一時間爭取支持的先機。ROC的友邦甘比亞因為遲遲無法得知ROC對於D.R.C.之最後立場，而未能連署美方提案，也有友邦催促ROC「將立場儘速轉告」，以使該國能決定投票策略。對於友邦建議ROC考慮接受D.R.C.，我方的回應卻是「允即呈報政府」，並未能做出及時且明確的回覆，而仍是要友邦耐心等待。然而也有第一線外交人員對這樣的作法感到焦慮，縱使到後來外交部已訓令各外館爭取友邦支持D.R.C.（詳後），但如ROC駐利比亞大使館仍在9月27日發電聯合國代表團，表示「如利比亞詢我對美複合案雙重代表權案持何主張，似不能始終以正向政府請示一語搪塞，究應如何答覆乞即電示」可見第一線外交人員對於局勢之焦慮，也再次說明當時政府決策之遲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