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市場既有常識中，台美股市的高度連動向來被視為不可撼動的鐵律，美股夜盤的漲跌往往預示著隔日台股的開盤走勢。然而，近期市場卻出現了打破傳統框架的異例；日前，在美股因軟體類股暴跌、債市動能不足而劇烈下挫之際，台股竟逆勢狂飆千點。此一現象不僅反映出全球資金流向的劇烈洗牌，更揭示了在川普政府關稅政策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波動下，台灣金融市場與科技產業正逐漸展現出獨立於美股體系外的韌性與獨特性。 資金避風港效應：從美債外溢至東亞實體資產       究其事實背景，近期台美股市出現此類「脫鉤」現象，主因在於美國內政與貿易政策的震盪。隨著美國最高法院對川普關稅權限的裁決引發政經混亂，加上美國軟體產業因AI變革面臨估值重修，導致美股與債市同步出現拋售潮。與此同時，由於川普對全球進口附加稅的強硬立場，引發市場對美國本土通膨重啟的隱憂，導致熱錢開始大規模撤出美元資產，轉而尋找具備實質基本面支撐的避風港，政經相對穩定、高科技蓬勃發展的東亞市場無疑是最佳選擇。       其中，台灣與韓國股市近期之所以成為熱錢的首選，核心原因在於「硬體實力」的稀缺性。在AI應用從軟體端轉向基礎設施端的過渡期，美國軟體公司因商業模式受挑戰而估值縮水，但支撐AI運算的硬體需求卻未曾遞減。台灣作為半導體與伺服器供應鏈的絕對核心，其「剛性需求」在關稅威脅下反而顯得更具防禦屬性。當前流入東亞的資金已不再是單純的投機性熱錢，而是基於供應鏈安全與產業壁壘的「戰略性配置」。 台美金融市場脫節：常態化還是過渡期？        關於台美市場是否正式進入長期脫節，必須觀察金融環境的結構性轉變。過去台股被視為美股的「影子市場」，是因為台灣科技業高度依賴美國品牌的終端訂單；然而，隨著半導體產業向上游與先進封裝領域的高度壟斷，台灣已從單純的代工者轉變為全球科技溢價的制定者。當美國因政策不穩導致其金融資產風險升高時，資金轉向基本面穩健、現金流充裕的台灣龍頭企業，已成為一種理性選擇。        惟該現象不代表台美市場將完全分道揚鑣，卻象徵著台股漸趨「主體性」。在川普關稅政策的壓力測試下，台灣金融市場展現了強大的抗震力；若台股能在美股動盪時頻繁展現獨立行情，將進一步吸引全球主權基金與長期投資機構重新評估台股在資產配置中的權重，從而緩解過去「美股一跌、台股必崩」的被動局面。 供應鏈韌性與全球版圖的二次重組        川普的關稅政策迫使全球供應鏈從「成本導向」轉向「安全導向」，而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支撐近期股市大漲的實體基礎。當美國試圖透過關稅重塑貿易版圖，反而推動了東亞區域內供應鏈的緊密化。台、韓兩國若能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聯手，將形成一股足以與美國金融霸權制衡的實體力量。       總之，本周台股與美股呈現不同走勢，尚不足以成為常態，卻是全球經濟重心的微妙偏移。相較於美國專注於研發與金融投入，台灣科技產業是鐵打實地擁有製造能力，近年已在全球供應鏈有獨自話語權，具備吸收金融衝擊能力的樞紐。未來，台美金融市場的連動性雖仍存在，但「台灣溢價」將隨著科技領先優勢而持續放大。在這場資金「挪」向「亞」洲的趨勢中，台灣憑藉南可取代的製造地位，在驚濤駭浪中開闢出一條獨立的資金航線。 作者 / 劍藏鋒

隨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表態：「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以及在近日解散眾議院提前改選，並率領自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這是戰後日本史上，首次有單一政黨獨立跨越三分之二席次的修憲門檻。顯示高市早苗支持台灣的態度，已獲得日本民意的廣泛支持。因此有觀察家樂觀預期，台日關係未來將有明顯的升溫。 台日關係的升級，除了有賴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倡議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以及高市早苗的立場延續之外，不可忽略的是，近年累積的制度性合作基礎。台日海巡聯合訓練的常態化，就是一個絕佳案例。 2024年7月，日本海上保安廳與我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在日本千葉縣房總半島以南的海域，進行搜索與救難演習。這是台日於1972年9月斷交後，雙方首次實施共同海上訓練，意義非凡。2025年6月，在沖繩縣先島群島南方的公海，雙方第二次進行海難救援的聯合演習；日方派出可搭載直升機的巡邏船「瑞穗號」，我方則出動海巡署的最大型海巡艦「雲林艦」。 這兩次台日海巡聯合訓練都是日本媒體主動揭露，台灣媒體才跟進報導。海洋委員會主委管碧玲表示：「樂見日方積極揭露」，可見台日雙方的良好默契。管碧玲強調，台日建立海上救難的合作關係，「應以人道主義視之」，以提升雙方相連海域的海難救助效率與緊急救護能量。台灣官方如此的表態，有助於提升台日海巡合作的的正當性，也可避免有人認為「過度軍事化造成挑釁」的疑慮。 由海巡署的說明可知，由於民間組織「台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定期舉行的「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在這個運作多年的對話框架之下，雙方簽訂「海難搜索救助合作備忘錄」與「走私及非法入出國應處合作備忘錄」。因此，台日共同舉行海上救難演練，係屬兩協會在相關備忘錄的架構之下進行的實務交流，背後有人道救援的正當性，也符合雙方共同的海上利益。 值得觀察的是，在美日安保體制之下，美國海岸警衛隊與日本海上保安廳正在與澳洲、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強化海上安全合作，台灣也是合作對象之一。換言之，未來待時機成熟，有機會成立東亞海上安全的「小多邊」（minilateral）架構，並將台灣納入。 作者：尚智  

隨著中美兩強競爭態勢越趨強烈，兩軍在第一島鏈上的對峙、頻率快速升高（東海、南海），去年中共《央視》曝光解放軍海軍殲16戰機驅離美海軍F-35戰機的畫面，過程中殲16採取倒飛「座艙對座艙」的模式進行攔截。消息一出，殲16與F-35若發生空戰？最終的勝利者誰成為各方分析的重點。 然而，欲分析兩款戰機在空戰的表現，必須先從「戰機性能」與「作戰環境」分析。 首先，中共海軍的殲16戰機為一款重型戰機，在載彈量、雷達性能、武器配備確實不容小覷，在解放軍「體系化作戰」下，若和空警500預警機配合，確實能在空中形成作戰優勢（殲35匿蹤戰機因服役數量少，暫時不列入參考）；但缺點在於，殲16屬於傳統四代半戰機，縱然能和其他機種進行配合，但受限於機體構型的限制仍舊無法在空戰環境中獲得絕對優勢。相對的，美軍F-35與F-18E/F戰機的配合，前者能發揮匿蹤優勢，後者能與空中預警機進行配合，獲得即時的戰場資訊以發動攻擊。 第二，在美國海軍的空戰構想中，F-35為匿蹤構型戰機，對於敵方雷達偵測有匿蹤的效果，無論是執行視距外空戰、聯合打擊，F-35將聯合F-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E-2D空中預警機進行聯合打擊任務；F-35透過自身匿蹤優勢，在執行「視距外」空戰享有優勢，能透過機上的視距外飛彈，配合空中預警機取得目標，和F-18E/F戰機進行空戰任務時，因本身的載彈量優於F-35，故能攜帶相當數量的空對空飛彈，和F-35發揮聯合空戰的優勢。 第三，在空中電子戰的作戰構想上，美海軍能以F-35、F-18E/E、E-2D等機種組合，對上殲16、空警500，即使中共海軍派出殲16D電戰機，仍會遇上美海軍EA-18G電戰機的電磁干擾，從過往的作戰紀錄來論，美軍在電子戰、制電磁權的性能仍優於多數國家，縱然中共解放軍在電戰機的技術持續更新，但美軍在相關技術的發展/應用，其性能仍舊獲得各界認可。 美軍F-35偶發性的遇上中共殲16戰機，雖然最後遭到驅趕的命運，但若此斷言F-35戰機遜於殲16戰機的性能仍有失偏頗。在真實的作戰構想、環節，美海軍將以F-35匿蹤戰機、F-18E/F戰機、EA-18G電戰機與E-2D預警機進行編隊合作，已能應付潛在的海上（空中）威脅，而中共海軍在殲16戰機、殲16D電戰機、殲35匿蹤戰機與空警600預警機，因尚未部署到位，相關的作戰經驗居於劣勢，美軍F-35依舊能在「聯合作戰」上發揮的空戰優勢。 作者：宋磊

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台灣與以色列分別位於亞太與中東的關鍵樞紐。儘管兩國在地理距離、宗教文化與建國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在國際生存環境與發展軌跡上，卻展現出高度的相似性。這兩顆被強鄰環伺的「民主珍珠」，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的強韌適應力，成為了雙方進行深度科技與軍事合作的堅實基礎。透過深入頗析兩國的異同點，我們能更清晰地預見兩國未來的戰略價值。 從相近之處來看，台灣與以色列最顯著的共通點在於「極度的安全威脅」。以色列自建國以來便處於敵對國家的包圍中，經歷多次中東戰爭的洗禮；台灣則長期面臨中共的武力威脅，雙方都存在著「生存即勝利」的現實緊迫感。這種強大的外部壓力，促使兩國社會發展出極高的危機意識。此外，兩國皆缺乏天然資源，這迫使兩國不得不將「人才與技術」視為唯一的生存資本。這種環境孕育了特殊的創新文化，以色列擁有世界知名的創業精神，而台灣則打造了領先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兩國皆成功將「生存壓力」轉化為「經濟競爭力」。 然而，兩國在發展脈絡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以色列的國家主權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擁有強大的自主軍事投射能力與研發能量，其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徵兵制深入國民 DNA，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民一體科研體系。相比之下，台灣的國際處境更為特殊且艱難，主權地位常因大國博弈而受到排擠。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以大規模、高效率的硬體製造與供應鏈管理見長，而以色列則專注於軟體開發、網路安全及原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這種「硬體製造」與「軟體創新」的互補，正是兩國合作最迷人的潛力所在。 深入分析為何兩國在科技與軍事上的合作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首先必須談到「不對稱作戰」的技術整合。以色列在無人機、反飛彈系統及數位戰場管理上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與領先技術，這些領域正是台灣應對台海潛在衝突、建立防禦韌性的核心需求。透過技術引進與共同開發，台灣能加速國防自主的進程；而對以色列而言，台灣強大的硬體生產與精密度製造能力，能將其前瞻性的軍事技術低成本、大規模地轉化為實體裝備，提升其在全球國防市場的競爭力。 在民用科技領域，兩國的合作更是未來數位轉型的引擎。以色列在人工智慧、網路安全及生物醫療領域的原始創新，需要與台灣的半導體能量接軌。當以色列的頂尖演算法遇上台灣的先進製程晶片，將能產出更強大的邊緣運算設備或醫療偵測工具。這種深度嵌入彼此供應鏈的合作，能有效分散因區域緊張帶來的斷鏈風險。兩國透過建立「民主韌性供應鏈」，不僅能確保關鍵技術不被威權國家壟斷，更能共同定義未來的科技標準。 總結來說，台灣與以色列的合作並非僅止於商務往來，更是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與「生存邏輯」的戰略盟約。雙方在軍事科技的深度交流，能強化彼此在面對區域威脅時的嚇阻力；在高端科技的資源互補，則能鞏固兩國在國際分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動盪的 2026 年，這種跨越地理限制的強強聯手，將為兩國在充滿變數的國際秩序中，開創出更具韌性與主動性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