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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直衝310席修憲主導權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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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2026年1月22日,立憲民主黨的野田佳彥與公明黨的齊藤鐵夫在東京國會大廈出席合組「中道改革聯盟」的成立大會。除了儘早彌平眾議院未過半所造成的執政不穩,高市早苗也期待透過一場明確的選戰大勝,為自2023年以來持續困擾自民黨,並導致其連續兩次大選失利、失去國會過半地位的「裏金風暴」派閥獻金醜聞畫下句點。 2025年10月,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不久後,從1999年以來就一直與自民黨選戰結盟、在自民黨執政期間也加入內閣共組聯合政府的公明黨,突然以「高市早苗缺乏對黨內裏金醜聞反省對策」為由,單方面宣布退出聯合執政、結束與自民黨長達26年的策略合作。 公明黨突如其來的決裂宣言,一度危及高市早苗在國會的首相指名選舉,直到自民黨閃電般轉與維新會達成聯合執政協議,才驚險渡過這波政治危機。與自民黨分手的公明黨,則在2026年1月16日──也就是內閣已傳出提前選舉風聲,但尚未正式確認解散國會的前夕──和最大的在野勢力立憲民主黨結盟,並新組成統一名單參選的「中道改革聯合」。 中道改革聯合的成立,起初給自民黨的選情士氣帶來莫大壓力。這是因為公明黨的建黨基礎,即是日本佛教日蓮信仰延伸的宗教團體「創價學會」,其擁有龐大且高度組織化的基層動員網路。
過去,不少自民黨的激戰選區高度仰賴創價學會的動員支持、甚至配票;在2000年代公明黨的實力高峰期,創價學會在全國動員的催票實力更曾高達900萬票、約占總投票數的10~15%。因此,公明黨轉而與立憲民主黨結盟的消息,才一度讓自民黨基層陷入焦慮。 不過中道改革聯合的氣勢,卻隨著選戰推進而迅速翻黑,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的合流,更未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因高層祕密談判而倉促拍板的結盟決策,一方面沒有足夠時間讓選民理解,所謂「中道」在政治上究竟指向何種具體願景;另一方面,反而放大了兩黨在政治風格與政策綱領上的落差與矛盾。例如,公明黨基層對黨中央逕自決定與立憲民主黨整合參選,並要求公明黨讓出單一選區、以交換比例代表名單優先席次的安排頗有牢騷;立憲民主黨的部分支持者,則對於接受宗教團體的動員支持,出現明顯的疑慮和反彈。 更嚴重的是,在高市早苗正式宣布提前大選之前,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本就已處於聲勢下風──不僅民調長期落後於執政的自民黨,在所謂的「現役世代選民」(活躍於職場的勞動人口,年齡層從18歲到64歲)之中,兩黨的支持度更明顯不及國民民主黨、甚至是參政黨等近年崛起的右翼政黨。
而過往在基層握有龐大動員網路的公明黨,在後疫情時代面臨創價學會信眾高齡化與社會結構改變的衝擊,其有效催票規模已衰退至不足500萬票,動員實力僅剩往昔的一半。 這種支持結構嚴重高齡化的困境,不僅未因兩黨合體而獲得改善,反而進一步放大了中道改革聯合「老老聯盟」的刻板形象,使其選情更陷低迷。最終,席次更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日本距離修憲只剩一步之遙?高市即將推動哪些「引發國內立場分裂的大膽改革」? 2026年2月8日,東京港區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正清點眾議院選舉選票。在自民黨重新取得國會絕對優勢之後,重新啟動的高市內閣,最優先必須處理的政治課題,即是財政政策。新屆國會預計將在選後一週內重新召集,緊接著展開第二任首相任期的高市早苗,也預計將進行小範圍的內閣改組,接著國會將全速運轉,以求能趕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的同時,通過因選舉而推遲的2026年度政府總預算。
但除了總預算案之外,外界也高度關切高市早苗在1月23日解散國會記者會上的一段發言承諾。她當時表示:「若想要能不畏批評、勇於推進並付諸實行那些足以讓國內輿論一分為二的大膽政策與改革,政府無論如何都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信任。」這番談話在選戰過程中引發廣泛關注,但高市早苗始終未曾明確說明,自己究竟打算在第二任期的執政中,推動哪些「可能引發國內立場分裂的大膽政策」(国論を二分する政策)。 日本政壇認為,在高市第二任內閣亟欲推進的重大政策之中,與對外戰略影響最有關係、但爭議也最大的議題之一,即是高市早苗可能展開《反間諜法》(スパイ防止法)的立法程序,並設置以美國中情局(CIA)、英國軍情六處(MI6)為藍本的「日本國家情報局」。
此外,在通過2026年度總預算之後,自民黨團也將展開預計在年底完成的安保三文書修改討論;同時,高市內閣預期將正式放寬日本國防裝備的出口限制(目前,日本僅能出口符合救援、運輸、警戒、監視和掃雷等5種使用目的之國防裝備)。這些政策勢必將進一步增加日本的國防預算與軍工產業投資,並引發來自北京的新一波外交反彈。 然而在競選過程之中,高市早苗所有關於未來政見的發言,都集中在國家經濟與政府財政。根據《朝日新聞》整理高市早苗從1月23日國會解散至2月3日選前最後5天的所有公開發言逐字稿分析,高市在選戰過程中,65.4%的公開發言都與「推動積極且負責任的財政支出」有關,關於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內容只占3.3%,引發社會激辯的外國籍居民管理政策更只有0.8%。 至於高市早苗過去曾力主的日本修憲議題方向──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試圖推動的自衛隊地位入憲,以及日本《憲法》第9條(關於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承認交戰權)的修改──更在本次選戰中成為「房間裡的大象」。以中道改革聯合為首的在野陣營不斷向選民示警「不能讓右翼掌握修憲主導權」,但高市早苗與自民黨卻在整個選戰期間,刻意始終對修憲議題保持沉默。
日本的憲法修正程序規定,修憲案必須先在國會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取得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在國會兩院通過後,修憲案須於60~180天內交付全民公投。公投未設投票率門檻,但須獲得超過50%有效投票的同意,修憲才能正式過關。 在8日大選之前,日本輿論大多認為高市雖有意推動修憲;但修憲議題的高度爭議,自民黨也不一定有把握能闖過公投門檻。然而大選結果,不僅讓自民黨重新取得眾議院單獨過半的多數席次,自民黨與其聯合執政的盟友──維新會──在眾議院的席次加總,也篤定超過三分之二門檻。因此,高市早苗會否趁著這場一掃自民黨多年頹勢的選舉大勝,加速推動修憲腳步?在4月總預算過關之後,也勢必將成為日本政壇、乃至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下一焦點。
雖然在修憲程序上,修憲法案必須同時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席次(166席)的同意,但本次大選後,自民黨在眾議院取得的絕對多數,足以擔保高市內閣在推動修憲草案的絕對主動權。而目前在參議院248席中,自民黨掌握101席,加入聯合執政的維新會有19席,若再加上目前仍然在野的國民民主黨與參政黨在內,參議院目前傾向支持修憲的朝野席次已接近160席。因此在2028年參議院改選之前,高市早苗也將掌握修憲議題的絕對主導權。
文章來源: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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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對伊朗祭出的「五日暫緩」即將到期,這不只是白宮外交節奏的一次倒數,更像是全球能源與金融市場共同屏息等待的高風險時刻。表面上,美方仍試圖將這五天包裝成談判窗口,川普陣營也持續釋出「伊朗正在尋找下台階」的訊號,但問題在於,市場現在看到的不是和平訊號,而是一套典型的危機錯配結構:政治上說仍有外交空間,軍事上卻沒有真正降溫,能源市場因此只能開始為最壞情境預先定價。 路透與多家國際媒體報導,美方特使 Steve Witkoff 近日表示,伊朗似乎在尋找「off-ramp」,也就是避免進一步衝突升級的出口,但同時伊朗高層又明確批評美方提出的方案「片面且不公平」,並強調目前並無具體談判計畫。這意味著雙方雖然存在間接接觸與第三方斡旋,但距離真正可落地的降溫安排,仍有明顯距離。這種表面有談、實際未談成的狀態,恰恰是最危險的時刻,因為它會讓市場誤以為局勢還可控,卻忽略軍事與能源風險其實仍在累積。 真正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五天並沒有換來地面現實的同步降溫。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並未停止,路透在 3 月 23 日就報導,以軍持續對德黑蘭展開攻擊,這代表目前局勢不是「戰爭與談判二選一」,而是談判訊號與軍事施壓同步並行。對華府而言,這可能是一種刻意設計的雙軌施壓:一邊保留外交空間,一邊維持對伊朗的實質軍事壓力;但對德黑蘭而言,這種安排更可能被理解為「談判只是戰術包裝,打擊才是真實路線」。一旦伊朗內部決策層形成這種判斷,原本被設計為談判槓桿的五日暫緩,就會迅速轉化為開戰前的節奏管理。 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全球市場最在意的,不是川普下一則貼文會多強硬,而是荷姆茲海峽是否真的恢復正常通行。國際能源總署(IEA)在 3 月油市報告中已明確指出,中東戰事造成的供應衝擊規模,已經接近全球油市歷史級別事件。原本每日約 2,000 萬桶的原油與油品流量,如今大幅受阻,Gulf 產油國被迫減產,油輪保險與實際運輸意願都受到壓制。IEA 甚至形容這場供應中斷已迫使會員國動用史上最大規模之一的緊急石油儲備釋放,這本身就說明市場已不再把這場危機視為短期噪音,而是當成可能影響全球通膨與成長的系統性風險。 從這個角度看,布蘭特原油重新站穩百元,並不是情緒性反應,而是風險溢價重新回到市場價格。路透市場專欄與高盛最新預測都顯示,目前市場真正擔心的不是單日供應短缺,而是若海峽持續失能、油輪流動持續受阻,價格將從短期波動轉為持續高檔。高盛已把 3 至 4 月布蘭特平均預估上修到約 110 美元,並在風險情境中提出 135 美元的可能上限。這還只是金融機構基於供應與保險風險的保守估算;若明日之後美方真的對伊朗能源或發電設施發動更大規模打擊,市場會重新評估的不只是石油供應,而是整個中東能源基礎設施的安全折價。 更嚴重的是,這場危機不會只停留在能源市場。油價一旦高位維持,接下來將傳導到航運、航空、保險、化工、肥料、製造與食品價格,進一步壓縮全球央行的政策空間。原本市場還在期待部分主要經濟體能在 2026 年下半年逐步放鬆金融條件,但若能源價格持續高檔,通膨黏著性就會重新上升,全球經濟將再次進入「成長放緩但價格不降」的困局。這也是為什麼這次川普的五日通牒,雖然表面上是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實際上卻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共同承擔的不確定性來源。 因此,接下來最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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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將2026年資本支出提高至520億至560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超出一般景氣循環的合理範圍,代表決策核心不再只是因應訂單,而是對未來產業結構的主動塑形。當市場仍在討論AI是否存在泡沫時,台積電的行動等同於用資本密度去壓制不確定性,將原本應該由需求驗證的風險,提前轉化為供給主導的產業格局。 魏哲家所釋出的訊號非常明確,先進製程需求並未出現降溫跡象,反而呈現長期供不應求。這意味著目前的AI需求,至少在晶片層級,不是短期投機,而是結構性擴張。從大型語言模型、高效能運算、資料中心到邊緣AI應用,算力需求正快速堆疊,並且直接反映在先進製程的產能壓力上。在這種情況下,若台積電選擇保守擴產,反而會讓市場主導權落入競爭對手或下游客戶手中。 然而,這種大規模投資並非沒有風險。AI需求的成長雖然快速,但其終端變現模式仍存在不確定性。企業對AI的投入,目前多集中於基礎建設與模型訓練,真正穩定且可持續的商業回報尚未完全驗證。一旦資本市場對AI的預期修正,相關投資節奏可能出現急劇變化,進而影響晶片需求的成長曲線。在這種情境下,過度擴張的產能可能轉化為未來的閒置風險。 台積電選擇在此時加速投資,反映的不是對短期需求的判斷,而是對產業門檻的重新定義。先進製程已進入極高資本密集階段,從3奈米進入2奈米甚至更先進節點,每一步的技術突破都伴隨著指數級上升的設備成本與製造難度。這使得競爭者即使具備技術能力,也難以在資本規模上追趕。換言之,台積電正在用資本支出建立一道更難跨越的護城河,使競爭從技術競賽轉變為資本與體系能力的競賽。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能源成本。半導體製造本質上是高耗能產業,當全球能源價格因地緣政治因素上升,製造成本將全面提高。在這種環境下,只有具備最高良率與最大規模的企業,才能透過效率優勢分攤成本壓力。台積電透過大規模擴產,不只是為了滿足需求,也是為了在能源成本上升的環境中維持競爭優勢。當電力與材料價格成為決定性變數時,小規模或低效率的競爭者將更難生存。 從全球供應鏈角度觀察,這筆資本支出同時具有戰略意義。AI產業正在形成高度集中化的結構,上游晶片製造能力將決定整體產業發展節奏。台積電若能持續掌握先進製程的絕對優勢,將不只是供應商,而是整個AI生態系的節點控制者。這使得其投資決策,不僅影響自身財務,也影響全球科技產業的發展方向。 但這種集中化同樣帶來風險。一旦產能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與地區,任何供應中斷或成本波動,都可能放大成系統性衝擊。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半導體優勢與國家風險將更加綁定。當資本支出越高,對基礎設施、能源供應與政策穩定性的要求也越高,整體系統的脆弱性反而可能同步增加。 因此,這560億美元不只是一次擴產決策,而是一場對未來產業結構的提前下注。台積電選擇相信AI需求將持續擴張,並透過規模與技術雙重優勢鎖定市場主導權。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公司承擔了更大的景氣與需求波動風險。若AI需求如預期持續成長,這筆投資將進一步鞏固其不可取代地位;若需求出現修正,則可能轉化為產能與資本效率的壓力。 最關鍵的問題不在於AI是否存在泡沫,而在於即使存在泡沫,基礎算力需求是否仍會持續擴張。台積電的判斷顯然偏向後者。也就是說,即使短期投資過熱,長期對先進製程的依賴仍將增加。在這個前提下,提前擴產並非單純冒險,而是一種以時間換取優勢的策略。 最終,這筆資本支出反映的是一個更根本的轉變:半導體產業已從技術競賽,轉向資本、能源與地緣政治交織的複合競爭。台積電的決策,不只是企業行為,而是整個產業邏輯的延伸。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風險與機會,往往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時間切面。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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