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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日本眾議院大選,自民黨直衝310席修憲主導權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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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2026年1月22日,立憲民主黨的野田佳彥與公明黨的齊藤鐵夫在東京國會大廈出席合組「中道改革聯盟」的成立大會。除了儘早彌平眾議院未過半所造成的執政不穩,高市早苗也期待透過一場明確的選戰大勝,為自2023年以來持續困擾自民黨,並導致其連續兩次大選失利、失去國會過半地位的「裏金風暴」派閥獻金醜聞畫下句點。 2025年10月,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不久後,從1999年以來就一直與自民黨選戰結盟、在自民黨執政期間也加入內閣共組聯合政府的公明黨,突然以「高市早苗缺乏對黨內裏金醜聞反省對策」為由,單方面宣布退出聯合執政、結束與自民黨長達26年的策略合作。 公明黨突如其來的決裂宣言,一度危及高市早苗在國會的首相指名選舉,直到自民黨閃電般轉與維新會達成聯合執政協議,才驚險渡過這波政治危機。與自民黨分手的公明黨,則在2026年1月16日──也就是內閣已傳出提前選舉風聲,但尚未正式確認解散國會的前夕──和最大的在野勢力立憲民主黨結盟,並新組成統一名單參選的「中道改革聯合」。 中道改革聯合的成立,起初給自民黨的選情士氣帶來莫大壓力。這是因為公明黨的建黨基礎,即是日本佛教日蓮信仰延伸的宗教團體「創價學會」,其擁有龐大且高度組織化的基層動員網路。
過去,不少自民黨的激戰選區高度仰賴創價學會的動員支持、甚至配票;在2000年代公明黨的實力高峰期,創價學會在全國動員的催票實力更曾高達900萬票、約占總投票數的10~15%。因此,公明黨轉而與立憲民主黨結盟的消息,才一度讓自民黨基層陷入焦慮。 不過中道改革聯合的氣勢,卻隨著選戰推進而迅速翻黑,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的合流,更未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因高層祕密談判而倉促拍板的結盟決策,一方面沒有足夠時間讓選民理解,所謂「中道」在政治上究竟指向何種具體願景;另一方面,反而放大了兩黨在政治風格與政策綱領上的落差與矛盾。例如,公明黨基層對黨中央逕自決定與立憲民主黨整合參選,並要求公明黨讓出單一選區、以交換比例代表名單優先席次的安排頗有牢騷;立憲民主黨的部分支持者,則對於接受宗教團體的動員支持,出現明顯的疑慮和反彈。 更嚴重的是,在高市早苗正式宣布提前大選之前,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本就已處於聲勢下風──不僅民調長期落後於執政的自民黨,在所謂的「現役世代選民」(活躍於職場的勞動人口,年齡層從18歲到64歲)之中,兩黨的支持度更明顯不及國民民主黨、甚至是參政黨等近年崛起的右翼政黨。
而過往在基層握有龐大動員網路的公明黨,在後疫情時代面臨創價學會信眾高齡化與社會結構改變的衝擊,其有效催票規模已衰退至不足500萬票,動員實力僅剩往昔的一半。 這種支持結構嚴重高齡化的困境,不僅未因兩黨合體而獲得改善,反而進一步放大了中道改革聯合「老老聯盟」的刻板形象,使其選情更陷低迷。最終,席次更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日本距離修憲只剩一步之遙?高市即將推動哪些「引發國內立場分裂的大膽改革」? 2026年2月8日,東京港區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正清點眾議院選舉選票。在自民黨重新取得國會絕對優勢之後,重新啟動的高市內閣,最優先必須處理的政治課題,即是財政政策。新屆國會預計將在選後一週內重新召集,緊接著展開第二任首相任期的高市早苗,也預計將進行小範圍的內閣改組,接著國會將全速運轉,以求能趕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的同時,通過因選舉而推遲的2026年度政府總預算。
但除了總預算案之外,外界也高度關切高市早苗在1月23日解散國會記者會上的一段發言承諾。她當時表示:「若想要能不畏批評、勇於推進並付諸實行那些足以讓國內輿論一分為二的大膽政策與改革,政府無論如何都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信任。」這番談話在選戰過程中引發廣泛關注,但高市早苗始終未曾明確說明,自己究竟打算在第二任期的執政中,推動哪些「可能引發國內立場分裂的大膽政策」(国論を二分する政策)。 日本政壇認為,在高市第二任內閣亟欲推進的重大政策之中,與對外戰略影響最有關係、但爭議也最大的議題之一,即是高市早苗可能展開《反間諜法》(スパイ防止法)的立法程序,並設置以美國中情局(CIA)、英國軍情六處(MI6)為藍本的「日本國家情報局」。
此外,在通過2026年度總預算之後,自民黨團也將展開預計在年底完成的安保三文書修改討論;同時,高市內閣預期將正式放寬日本國防裝備的出口限制(目前,日本僅能出口符合救援、運輸、警戒、監視和掃雷等5種使用目的之國防裝備)。這些政策勢必將進一步增加日本的國防預算與軍工產業投資,並引發來自北京的新一波外交反彈。 然而在競選過程之中,高市早苗所有關於未來政見的發言,都集中在國家經濟與政府財政。根據《朝日新聞》整理高市早苗從1月23日國會解散至2月3日選前最後5天的所有公開發言逐字稿分析,高市在選戰過程中,65.4%的公開發言都與「推動積極且負責任的財政支出」有關,關於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內容只占3.3%,引發社會激辯的外國籍居民管理政策更只有0.8%。 至於高市早苗過去曾力主的日本修憲議題方向──包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試圖推動的自衛隊地位入憲,以及日本《憲法》第9條(關於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承認交戰權)的修改──更在本次選戰中成為「房間裡的大象」。以中道改革聯合為首的在野陣營不斷向選民示警「不能讓右翼掌握修憲主導權」,但高市早苗與自民黨卻在整個選戰期間,刻意始終對修憲議題保持沉默。
日本的憲法修正程序規定,修憲案必須先在國會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取得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在國會兩院通過後,修憲案須於60~180天內交付全民公投。公投未設投票率門檻,但須獲得超過50%有效投票的同意,修憲才能正式過關。 在8日大選之前,日本輿論大多認為高市雖有意推動修憲;但修憲議題的高度爭議,自民黨也不一定有把握能闖過公投門檻。然而大選結果,不僅讓自民黨重新取得眾議院單獨過半的多數席次,自民黨與其聯合執政的盟友──維新會──在眾議院的席次加總,也篤定超過三分之二門檻。因此,高市早苗會否趁著這場一掃自民黨多年頹勢的選舉大勝,加速推動修憲腳步?在4月總預算過關之後,也勢必將成為日本政壇、乃至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下一焦點。
雖然在修憲程序上,修憲法案必須同時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席次(166席)的同意,但本次大選後,自民黨在眾議院取得的絕對多數,足以擔保高市內閣在推動修憲草案的絕對主動權。而目前在參議院248席中,自民黨掌握101席,加入聯合執政的維新會有19席,若再加上目前仍然在野的國民民主黨與參政黨在內,參議院目前傾向支持修憲的朝野席次已接近160席。因此在2028年參議院改選之前,高市早苗也將掌握修憲議題的絕對主導權。
文章來源: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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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9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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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習近平清算了軍系的張又俠軍委等軍政高層。並且,對於軍官們的家屬,數萬人皆挾持作為人質。這不僅造成中南海的震盪,也讓全球譁然! 習近平對於同屬中國人的同胞,都這樣不客氣了。更何況對於台灣人!即使,國台辦一再強調,兩岸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但同一國的國民,張又俠同志,習近平同志都能這樣對待了,遠在天邊的台灣人,絕對更有甚者。 這樣的習近平,藍白卻稱之為親人,心心念念都是以“中”為準。台灣的死活他們不管,中國爸爸說什麼?一聲不吭。而鄭麗文,更是把鄭習會,當成巨大的成就,不惜總預算不審、國防特別預算十次阻擋,也要表忠給習近平看。 習近平仗勢著台灣國內的藍白陣營,以對台作戰成功,而欲加大攻台的步調跟節奏。 偏偏台灣卻有一堆胳膊往外彎的舔共仔,不顧國家安危,只為了配合習近平,加快亡國。難道,張又俠的例子,不是最好的例證嗎?張又俠深知,打台灣,就是跟國際對抗,會變成多國聯軍,亡黨亡國!張又俠都明白習近平的路線錯誤,台灣的鄭麗文居然要繼續鑽這條自毀之路。真是悲哀呀! 事實上,兩岸同屬一中,正確應該是,國共同屬一中,跟台灣沒有關係。國共要把自己的歷史恩怨,拉台灣下水。就是最不堪與最噁心的惡行。 張又俠早看出,習近平為了自己的歷史定位,拖中國人民下水。那不如,出手對中南海,阻止這個瘋狂的狂人。從這點來看,習近平才是真的狂人,完全一意孤行,不聽諫言。自己也沒有帶隊打仗的膽識跟本事,只能對身邊的人才,動手清算。畢竟,每日都徹夜難眠,人人都擔心、句句都恐懼,是否叛變正在發生! 俗話說,越想,事情越會發生。習近平越害怕,中國內鬥來得越快。最終免不了一場內戰!內戰之下,台灣人還會繼續選擇藍白嗎?國民黨還要繼續當習近平的傀儡嗎? 習近平的霸道,對於中國人民的惡行,台灣人還自以為,讓中共管,沒有關係。這根本就是白痴行徑。無怪乎,當小粉紅說,如果福建沿海,由中華民國來統治,網內一片叫好。什麼週休福利、健保福利、租屋補助、生育補助等等,通通都有了! 這不就說明,台灣的生活與經濟跟國力,都遠遠超過中國嗎?這樣的經濟成果,台灣人務必要好好珍惜。當藍白要著手賣掉台灣之時,如果跟著罵政府、親痛仇快,只會成為習近平的幫兇,加快習近平控制台灣的陽謀! 面對習近平,其實一點都不用害怕。因為,拒絕藍白,就是拒絕習近平;拒絕藍白,就是挺張又俠;拒絕藍白,就是保護台灣!假如說,人們對于朦朧的死,感同身受;那對於張又俠,又怎能輕輕帶過?始作俑者,正是習近平,而作為習近平的傀儡,藍白兩黨,沒這麼難分辨吧!醒一醒呀,台灣人…… 作者:黃宗玄

美國參院跨黨派要角接連向台灣在野陣營表態

賴清德政府的「國防特別預算」在立法院遭到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第十度杯葛。美國聯邦參議院對印太戰略具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三位聯邦參議員,這幾天打破外交克制,罕見直接點名批評台灣在野陣營。 維克——美軍擴軍派巨頭的沈痛呼籲 第一位發出重砲的是密西西比州資深聯邦參議員維克(Roger Wicker)。身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維克是華盛頓著名的「國防現實主義者」,長期主張美國應大幅擴張海軍建軍計畫以對抗中共的海權擴張。他在 2025 年下半年曾率團訪台,是美方對台軍事融資的核心推盤手。 台灣時間2月3日上午8點,維克在社群發表聲明: 「賴總統宣佈新的國防特別預算,再次證明了台灣對自我防衛的堅定承諾。這項國防支出的增長,展示了台灣具備堅強意志、且作為一個有能力且願意分擔區域遏阻侵略責任的夥伴。我強烈敦促台灣國會的同僚們,應跨越黨派分歧與賴政府合作,迅速通過此法案。這將向全世界證明,當涉及台灣防禦的迫切需求時,政治歧見會被擺在國家的生存之後。」 維克在華盛頓被視為建制派國防政策的靈魂人物,他的表態代表美軍高層對台灣防衛進程延宕的集體憂慮。對五角大廈而言,台灣的預算撥款速度,直接連動著美軍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部署與資源分配。 蘇利文——海軍陸戰隊參議員的嚴肅警告 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蘇利文(Dan Sullivan)也對立法院的僵局表達立場。他不僅具備海軍陸戰隊預備役背景,更是參議院《與台灣站在一起法案》(STAND with Taiwan Act)領銜提案人。蘇利文與台灣軍方互動極深,是美方少數能直接與台灣一線部隊對話的政治人物,曾多次強調台灣在第一島鏈的戰術不可替代性。 蘇利文在社群的表態更具批判性,直指台灣在野黨: 「台灣立法院上週休會,未能通過台灣自衛所需的預算。同時,負責此事的反對黨國民黨領導層正在北京與中共會面,並計劃進行更大規模的接觸。這背後的含義不言而喻。我之前就警告過──為了向中共低頭而削減台灣的國防開支,無異於玩火。」 蘇利文使用「玩火」一詞,在外交辭令中屬於最高級別的警示。這暗示美方已將預算案視為觀察台灣政府是否具備管治韌性與戰略定力的核心指標。 蓋耶哥——民主黨新生代鷹派的跨黨派重砲  繼共和黨參院兩大巨頭後,上個月才訪問台灣的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蓋耶哥(Ruben Gallego)的表態,宣告這場預算杯葛已是華府跨黨派的共同紅線。蓋耶哥是伊拉克戰爭退伍軍人,曾服役於海軍陸戰隊,在進入參院前,他長期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與特種作戰小組主席;被視為民主黨內少數能統合「進步價值」與「強硬國防」的新生代領袖,更是拜登政府印太政策在國會山莊的重要盟友。 蓋耶哥在台灣時間 2 月 4 日凌晨發表聲明,措辭精準且強硬: 「台灣的民主韌性不應被內部政治鬥爭所侵蝕。看到關鍵的國防預算在立法院連續遭到阻擋,這令人深感不安。作為同樣經歷過戰火的退伍軍人,我深知『準備不足』的代價是由第一線士兵的生命來償還。美國致力於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但這種夥伴關係需要雙向的承諾。我呼籲台灣各政黨領袖:不要讓政治算計削弱了威懾力。在面對威權擴張時,團結是唯一的選項。」  蓋耶哥的表態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維克與蘇利文代表的是傳統共和黨的鷹派聲音,而蓋耶哥的加入,補齊了跨黨派共識(Bipartisan Consensus)的最後一片拼圖。這向台灣在野陣營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即使未來美國政權更迭,華府對台灣「必須展現自我防衛決心」的要求將是一致且連續的。 維克、蘇利文與蓋耶哥的表態對台灣的四項啟示  第一,美方對台壓力的「全光譜化」。過去台灣在野陣營常認為美國共和黨較強調軍備,民主黨較看重對話。然而,從維克到蓋耶哥,三位參議員橫跨黨派與委員會,這顯示華府對台灣國防預算的關切已達成「全光譜共識」。這不再是特定黨派的立場,而是美國國家安全架構對台灣提出的集體要求。 第二,戰略互信的「流失速度」正超過預算審議速度。蘇利文提到的「玩火」與蓋耶哥提到的「代價由生命償還」,反映出美方專家對戰機與時機的極度焦慮。在華府眼中,立法院第十次的杯葛不只是內政程序,而是在消耗最寶貴的戰略時間。當信任赤字擴大,未來台灣若面臨緊急軍備需求,美方在國會推動援台法案的政治動能將顯著衰退。 第三,台灣的防衛決心已成為跨黨派審核的硬指標。蓋耶哥的發言特別強調了「夥伴關係是雙向的」。這暗示美方針對《總統撥款權》或軍事融資的援助,並非無條件的空白支票。如果台灣內部的防衛預算無法維持穩定,美方將難以向其國內選民解釋,為何要持續耗資援助一個連預算都無法在國會通過的盟友。 第四,內政鬥爭正在「外交孤立化」台灣。在野陣營以監督為名行杯葛之實,但在國際外交語言中,這被視為戰略倒退。當日、韓、澳等盟友都在觀察台灣的穩定性時,國會的僵局會讓其他盟友對共同挺台感到遲疑。台灣正處於一個危險的轉折點:若無法在國家安全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將在國際戰略地圖上逐漸邊緣化。 台灣正面臨內外失衡的挑戰。杯葛預算在國內政治可以是權力制衡,但在國際政治中,這是一場關於「台灣是否值得保護」的公開檢驗。時間在國會空轉中流逝,台灣最昂貴的代價,不是那 8年 1.25 兆元的國防預算數字,而是正在一點一滴流逝的盟友信任與國際生存空間。 作者:江諺行

陪蔣公子談無菸城市

台北市長蔣萬安高喊打造無菸城市,今年迪化年貨大街更擴大禁菸範圍,實際效果卻與宣示相去甚遠。媒體直擊,不少癮君子轉往巷弄內吞雲吐霧,五號碼頭旁設立的吸菸區反倒門可羅雀。對此,研考會主委殷瑋將問題歸咎於中央法規,稱戶外無法設置密閉式吸菸室,無法比照日本設有濾煙設備的吸菸空間。然而,癥結從來不在於是否複製日本模式,而在於台北市連最基本的吸菸區數量都嚴重不足。 根據北市衛生局輔導設置戶外吸菸區一覽表,全市共計120處,其中高達83處僅供員工使用、不對外開放,實際供一般民眾使用者僅剩37處。真正設有吸菸亭者僅13座,其餘多為完全開放式,部分甚至只以地面劃線區隔,對於降低二手菸暴露幾乎毫無幫助。 坐擁八萬名市府同仁的市長蔣萬安,難道會不清楚現行法規與行政限制?近來其施政模式卻屢屢呈現「先宣布、再補救」的狀態,從無菸城市到營養午餐補助,政策方向先拋出,細節與配套則交由機關自行消化,治理責任卻未見承擔。 殷瑋此時出面辯護,反倒成了稻草人策略的示範。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預測廣設室內吸菸室在法制與行政上的困難,更遑論如何要求私人設置與長期維護。連公部門自身的吸菸區設置數量與管理品質都不足,卻空談高標準的無菸城市,無疑本末倒置。 前政委張景森曾直言,無菸城市政策不僅欠缺法律正當性,更暴露出政策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批評,不只對今日描述的貼切,對於未來北市政策可能都將言中。問題除了政策方向,還考驗市府將政策轉化為可執行制度的能力。當口號先行、配套落後成為常態,市政風險自然由市民承擔。 電影《墨攻》中,墨者曾對梁國公子點破真相,你之所以百戰百勝,只因你是公子。蔣萬安一路以國民黨中興少主的完美形象,加上暖男、三寶爸的人設包裝,早就經不起一次次重大爭議的檢驗,除了推給局處避居二線,蔣萬安還剩下什麼? 而當無菸城市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衛生局與環保局卻同時肩負漢他病毒防治重任。蔣萬安、殷瑋與其持續政治口水,不如正視北市鼠患肆虐,台灣25年來首見的漢他病毒死亡個案,就出現在市府旁的大安區,這才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嚴重問題。 作者:陳建志

新人到位、老戲重演?

      民眾黨新科立委上任,國會席次雖未劇烈翻盤,政治氣氛卻明顯升溫。外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這批新人是否能帶來政策創新,而在於他們是否會成為推動總統彈劾的「關鍵齒輪」。當預算杯葛、人事案或總統彈劾再次被端上政治餐桌,問題早已不只是算票數,以對我國憲政影響最大的總統彈劾案說起,彈劾案於憲政設計中屬於極端例外,其門檻之高,本意即在防止國會將其日常化。惟國會原本的對立結構,因新科立委的加入而更趨於「反執政聯盟化」,彈劾案在政治上或許更容易被提出、被討論,甚至被用來作為談判與施壓的籌碼。換言之,新人未必增加彈劾成功的法律可能性,卻提高了彈劾被頻繁「點名上場」的機率。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人數變化,而是代表性與責任性的錯位。從民主理論來看,代議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選民授權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連結。新科立委固然是合法就任,但其政治能量、社會信任與公共審議經驗,仍處於累積階段。當這樣的立委被推到憲政責任最重的舞台上,參與是否要動用彈劾權的判斷,其決定自然更容易被解讀為政黨立場的延伸,而非經過充分審議後的憲法良知。       在學理上,這牽涉到「憲法守護者」角色的誤置。憲政體制中,國會確實負有監督行政、甚至在極端情形下啟動彈劾的職責,但這項權力的性質,並非政治攻防,而是制度性自我防衛。德國公法學者早已指出,類似彈劾或違憲審查的機制,必須遵守最後手段性與比例原則,否則將導致權力分立的功能性崩解。若新科立委在政治動員氛圍下,將彈劾視為表態工具,國會就從憲政守門人,退化為政治擴音器。         對我國憲政秩序而言,這樣的趨勢至少帶來三層影響。首先,是彈劾制度「工具化」,當彈劾不再針對總統有具體違憲行為,而是成為政治對抗的象徵性語言,其制度威信勢必下降。其次,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行政權在高度政治化的監督環境下,容易轉向防禦性治理,重大政策因預期政治風險而裹足不前,最終損害的是整體公共利益。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人民對憲政制度的信任流失。社會逐漸將彈劾視為「每屆國會都會玩的扮家家酒」,真正需要啟動制度時,反而可能失去社會動員的正當性。          有趣的是,民眾黨一向以「超越藍綠、理性問政」自我定位,新科立委理應是其形象更新的最佳載體。然而,若上任伊始便被捲入彈劾政治秀,不僅難以建立獨立的政策輪廓,還可能被社會視為既有對抗政治的延伸版本。這對民眾黨本身而言,是角色認同的考驗;對國會而言,則是功能定位的危機。         回到憲法本身,彈劾制度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讓國會證明自己有多憤怒,而是為了在民主失靈的極端時刻,提供一條制度化出口。新科立委是否能理解這一點,將直接影響未來國會政治的品質。若只是新人上場、劇本不變,那麼所謂的新格局,不過是換了一批演員,繼續消耗同一套憲政信用。民主需要更新,但更新不等於躁進。對新科立委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是否敢配合黨意,既然內規他們僅可在位兩年,而不瀟瀟灑灑走一回、做一回真我,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績。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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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習近平清算了軍系的張又俠軍委等軍政高層。並且,對於軍官們的家屬,數萬人皆挾持作為人質。這不僅造成中南海的震盪,也讓全球譁然! 習近平對於同屬中國人的同胞,都這樣不客氣了。更何況對於台灣人!即使,國台辦一再強調,兩岸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但同一國的國民,張又俠同志,習近平同志都能這樣對待了,遠在天邊的台灣人,絕對更有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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