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嘉義市普發現金六千元，新竹市跟進五千元，全台各地彷彿掀起了一場「大撒幣競賽」。看著市民排隊領錢的笑臉，該縣市首長正陶醉在「苦民所苦」的虛假光環裡。但在筆者看來，這不僅不是德政，更是一場對財政紀律的集體霸凌，是對民主政治最廉價的踐踏。 身為一個誠實納稅的義務人，我不禁要問，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能年年發嗎？敢年年發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為何偏偏選在選舉將至或政治敏感的時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首先，政治的核心在於資源的有效分配與長遠規劃。然而，現在的政壇卻陷入了一種病態的「喊價螺旋」。今年一月初，台北市長蔣萬安率先宣布營養午餐免費，這一槍鳴下去，其他縣市首長為了不被比下去，只好被迫跟進，完全無視自身財政狀況是否能夠負擔。這不是政策辯論，這是情緒勒索。 當教育部才剛宣布調高導師加給一千元、調高授課鐘點費20%，並加發行政獎金，試圖解決教育現場的困境時，蔣萬安轉頭又立刻「加碼」行政獎金，校長三千元、主任兩千元、組長一千元。這種「中央給一塊，地方就給兩塊」的戲碼，受害的永遠是財政紀律與納稅人的荷包。 其次，這種「政策買票」的風氣，源自於在野黨當初為了反罷免，喊出普發一萬元，種下了惡因；各縣市首長為了保住權位或拉抬選情竟也食髓知味，吞下了這顆裹著糖衣的毒藥。當「發現金」與「無腦加碼」變成了收買人心的標準配方，台灣的民主政治就墮落成了「喊價政治」。今天你發五千元，明天我喊六千元，後天他加碼營養午餐，大後天再加碼行政獎金，納稅人的血汗錢就在這場毫無格調的拍賣會中被揮霍殆盡。 最後，每一分稅金，都是人民辛勤工作的血汗。我們繳稅，是期待中央政府與縣市政府能解決交通壅塞、解決高房價、解決長照困境，而不是拿去玩「誰給得更多」的政治遊戲。這種左手收錢、右手亂撒的戲碼，不僅沒有創造任何乘數效應，反而因為行政程序的虛耗與財政排擠，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淨損失。 如果財政盈餘多到沒處花，那請你減稅！請你退稅！讓錢留在人民口袋裡由人民自己決定如何運用，而不是先強徵上來，再由政客以此作為邀功的籌碼。 不要只在選舉年或政治攻防時才想起人民的荷包！當激情過後，紅包花光，城市的問題依舊存在，債務的黑洞依舊擴大，而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只有這種短視近利、只求選票不問蒼生的惡質政治文化。人民更該醒醒，別讓幾千塊的現金或幾頓免費午餐，買斷了我們對優質治理的判斷力。 作者：秦靖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從民意結構來看，多數台灣民眾對「交流本身」並非本能排斥，但對「交流的交換條件」高度敏感。若國共論壇（即便改名為智庫交流）被社會普遍理解為建立在「阻擋軍購、削弱國防」之上，其正當性將迅速流失。 近年民調反覆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維持現狀、強化自我防衛，同時對北京政治意圖抱持高度戒心；因此，一旦交流被連結為「以安全換對話」，將被視為踩到紅線。更關鍵的是，國防預算在台灣早已不只是財政或軍事議題，而是「國家存續的象徵性政策」。即便交流議題包裝為AI、防災、低碳等非政治領域，只要其前提涉及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社會輿論勢必將其解讀為政治交易。 這種交易敘事，將強化對國民黨「對中讓步」的既有刻板印象，並為民進黨提供清晰而有力的攻防論述。換言之，民眾未必反對對話，但很難接受「以削弱防衛換取對話」。一旦此印象定型，國共論壇不但無法為國民黨加分，反而會成為政治包袱。 為何國民黨要一意孤行，明知會影響2026年九合一選舉？事實上，國民黨此時推動國共論壇，反映的並非單一選舉理性，而是更深層的路線焦慮與權力結構問題。首先，黨內仍存在一股強烈的「歷史使命論」：認為國民黨必須重新掌握兩岸話語權，否則將被邊緣化為純粹的地方選舉機器。 對這些人而言，短期地方選舉的風險，未必高於長期失去兩岸「關係經營者」角色的恐懼；其次，國民黨的組織與菁英結構，仍深受過往「經貿—交流—政治紅利」經驗影響。部分黨內決策者仍相信，只要能恢復與北京的制度化接觸，就有機會複製過去的經濟敘事，進而鬆動選民對其親中疑慮。 然而，他們低估了台灣產業結構與國際環境的劇變，也高估了選民對「交流紅利再現」的期待；最後，國民黨內部的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對年輕選民、城市中間選民與國際觀感的回饋機制不足，導致戰略判斷容易陷入同溫層。一意孤行，並非不知道風險，而是選擇承擔風險，押注另一條政治路線。 國共論壇的風險：中華民國在議程中消失。國共論壇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談了什麼」，而在於「如何被定義」。一旦論壇的對等主體被設定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而非「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體性即被默默消音。即便議題設定為非政治領域，主辦架構本身就已傳遞高度政治訊號。 此外，議程設定權高度不對稱。北京方面可透過主持人、會議名稱、新聞稿用語，逐步將交流框架納入「統一敘事」或「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中，而台方代表在缺乏正式國家身分下，難以有效反制。長期下來，這類論壇將累積「去國家化」效果，使國際社會與部分台灣民眾逐漸習慣「沒有中華民國的兩岸對話」。 更嚴重的是，若論壇與立法院特定政策行為（如軍購審查）被外界視為有交換關係，將使國民黨陷入「代理人風險」的指控，進一步侵蝕其民主正當性。論壇本身可能短暫熱鬧，但其制度性副作用，將遠超過表面收益。國民黨中道派普遍並不反對交流，但高度警惕「政黨對政黨」的交流形式。他們更傾向支持低調、技術性、去政治化且可被社會監督的互動，而非高調象徵性論壇。 對中道派而言，國共論壇最大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其「不可控的政治外溢效果」。若論壇被社會定型為「親中路線回歸」，將直接壓縮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爭取中間選民的空間。在此意義下，國共論壇確實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慢性毒藥」—未必立刻致命，但長期侵蝕信任。 至於從華府角度看，關鍵不在交流本身，而在「行為連動性」。若美方觀察到國民黨推動對中交流，同時在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質疑台美供應鏈合作，將被視為戰略可信度下降。這不僅影響美國對國民黨的信任，也會影響整體對台政策的風險評估。 尤甚，在美中競爭格局下，美國更關注台灣是否維持清晰的自我防衛與陣營一致性。任何被解讀為「內部政治力量削弱防衛意志」的行為，都會引發高度警惕，而非正面解讀。 作者：林真心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