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公開表態有意參選新北市市長，此舉立刻引發輿論爭議。身為全國政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決定不僅涉及個人政治生涯的走向，更關乎政黨形象、政治倫理與選舉公平性。然而，從多方面觀察，這場宣佈充滿不正當性與高度政治算計，讓不少曾經寄望於民眾黨的民眾感到失望。 黨主席本應著重全國政黨發展、制定政策方向與協調黨內資源。然而，黃國昌同時身兼黨主席與市長候選人，極有可能將黨的資源、媒體曝光與組織力量集中傾斜於自己身上，形成對其他候選人的不公平競爭。這種「一人兼兩職」的操作，模糊了政黨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界線。 黃國昌過去以反黑箱、反利益輸送、追求政治改革為號召，贏得不少理性選民的支持。然而，如今在尚未完成黨務改革與制度鞏固的情況下，他卻選擇投入地方選戰，顯得更重視個人政治版圖的擴張，而非兌現改革承諾。這不僅削弱了改革者的形象，也動搖了外界對民眾黨的信任。 民眾黨近年來在多場政治議題中採取「高聲量、低落實」的策略，更多時候是以議題操作博取關注，卻缺乏後續的實質政策落地。黃國昌的參選聲明，很可能是延續這種政治遊戲的套路：以高話題性製造輿論熱度，藉此鞏固支持者與媒體版面，而非真正聚焦在新北市長所需的城市治理藍圖與長遠施政計畫。 不少支持者選擇民眾黨，是因為相信它能突破藍綠惡鬥、帶來清新的政治文化。然而，從黃國昌的參選方式來看，這更像是典型的權力算計——利用黨主席的身分與資源為自己鋪路，而非以服務市民為首要目標。這種背離初心的行為，讓不少人感到被利用與背叛。 當一個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將重心放在地方選舉，黨的全國戰略勢必受到影響。黨內可能出現資源分配不均、派系鬥爭加劇等問題，進一步削弱民眾黨在立法院與全國政治舞台的戰鬥力。長此以往，民眾黨恐將失去作為第三勢力的制衡角色，淪為個人政治野心的工具。 黃國昌參選新北市市長，看似是民主權利的行使，實則暴露了權力與資源運用上的不當，以及民眾黨政治操作的真實面貌。若民眾黨無法擺脫這種「政治遊戲化」的操作模式，不僅會辜負選民的期待，更可能在台灣政治版圖上迅速失去存在價值。真正的改革，不是喊口號或打選戰，而是把權力放在該放的位置，把承諾落實在行動之中。 作者：寧為渣

台灣的憲政秩序正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其病灶根源來自於國會濫權下，對司法制衡的蓄意癱瘓。當憲法法庭這道最後的防火牆被架空，在野黨便取得了為所欲為的權力真空。 在野黨在國會從今年六月十日強行通過「志願役軍人加薪三萬元」的法案，到七月中上旬喊出將通過「普發現金一萬元」的條例成功阻擋了726大罷免浪潮，行政院不覆議、將完全遵循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特別條例內容來編列特別預算，包括全民普發現金一事。筆者認為，妥協無助於解決憲政紛擾，只會助長在野黨的蠻橫。 首先，權力分立是民主憲政的基石，行政部門編列預算、規劃國家整體薪資結構的權力，更是不可侵犯的核心領域。當立法院在今年六月中上旬為特定群體「立法加薪」的舉動，搭配憲法法庭遭到癱瘓無法運作的現實，掌握國會多數的在野黨立委就成了國家的「總薪資長」。這些違法亂紀的立委可以隨意繞過專業的財政評估與整體的資源分配，為其所欲討好的任何群體謀取利益。今天，他們能為軍人加薪；明天為了選票，他們也能幫全國公務員、教師、警察、消防員加薪；後天，他們也能將手伸向更廣大的勞工群體，將財政的混亂引向民間企業。 其次，在野黨用「稅收超徵」的話術推動普發現金，明明「超徵」指的是實際稅收高於預估數，並非政府財政有盈餘，國家整體財政仍是「赤字」。執政黨為了加速協助受到美國對等關稅影響的產業及團體，讓攸關國土安全的特別預算能夠推行，竟選擇了飲鴆止渴的政治交換。擱置穩定能源、抑制通膨的千億台電補助，以換取普發現金的暫時寧靜。那句輕飄飄的「適時提出釋憲」，更顯得蒼白無力。 一旦未來大法官做出遲來的違憲宣告，政府能向民眾或在野黨追討回已花掉的現金嗎？台電的千億黑洞不會消失，未來只會以更兇猛的電價海嘯反噬全民，屆時人民的怒氣依舊發在政府頭上。 更何況，在野黨說普發現金的理由是「稅收超徵」，應該「還稅於民」，但是根據財政部統計，隨著免稅額等調高，免繳綜所稅者在2020年已擴大至總申報戶約49%，將近一半。有將近一半的人民免稅，卻可以拿到「還稅於民」思維下的普發現金一萬元，這邏輯完美掌握人性的弱點，也讓在野黨嚐到嚇阻大罷免的甜頭。 從癱瘓司法制衡到僭越行政預算權，再利用普發現金進行政治情勒，我們正目睹一場由國會發動的、系統性的憲政瓦解。當國會多數成為凌駕於憲法之上的最高權力，當法律的界線可以被任意踐踏，一旦台灣民主走向混亂與崩壞，誰會是贏家呢？ 作者：秦靖

The Kuomintang (KMT) has recently proposed a policy of distributing a fixed sum of cash to all citizens, claiming it would “return tax revenue to the people.” While the idea […]

面對核三廠是否延役、核四是否重啟的重大能源議題，常有人質疑：「核能那麼專業，核安問題又那麼複雜，公民根本沒有足夠資訊判斷，怎麼能靠公投來決定？」更進一步說，當連核廢料該放哪裡都找不到解答時，要人民投票，是否太過苛責、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政治甩鍋？ 這樣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但背後潛藏一個更深的問題：我們是否把民主當作「專家治理」的備胎？或者，我們願意相信，人民有能力、也有權利參與攸關自身安全與未來的決策？ 誠然，核能安全的技術問題非常龐雜，包括爐心設計、電網穩定、地震帶分布、冷卻系統可靠性、核廢料儲存等，絕非三言兩語可解。這正是為什麼在進行公民投票或集體決策前，國家與專家有責任提供清楚、誠實、完整的資訊與對立觀點的評估報告，讓民眾在理解風險與選項後做出抉擇，而不是以「你們不懂」為由，把決策權關在黑箱裡。 在過去，政府與專家曾多次高估自身的可信度，卻低估民眾的判斷力。從核四施工爭議、核廢料中繼場擇址失敗、再到缺乏透明的監督機制，民眾的不信任，不是來自知識不足，而是來自資訊不透明與程序不正義。若我們認為公民「沒有足夠資訊」所以不能決定，那麼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政府和專業體系沒有提供足夠資訊與參與平台？ 再說得直接一點，不是因為公民無知不能參與，而是因為公民被排除太久才無知。民主並不要求所有人都是專家，但要求所有人都有機會成為知情的參與者。就算沒有人能提出核廢料最佳地點，那也是因為這是價值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地質學問題：誰來承擔？誰來補償？這正是全民應該共同討論的道德選擇，而不是由幾位技術人員密室拍板。 此外，核安是否適合公投？換個角度看：既然核能一旦出事，就是全體社會承擔後果，為什麼不能讓全體社會決定是否接受風險？正因為核安風險巨大，才更該讓全民以公開、透明、審議的方式作選擇，而不是讓少數人獨掌生死。 核電的爭議，從來不只是「核能安不安全」，而是「人民要不要承擔這樣的風險」，這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有權參與的價值決定。若我們認為人民不該碰這類議題，那才是真正危險的開始，因為這表示我們已經默默接受：只要夠專業，就可以越過民主。 作者：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