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三度角逐國民黨主席大位。在宣佈參選的記者會上，老調重彈，強調其最終目標是台灣未來在「兩岸和平協議」的引導下，成為「全球的非戰和平區」。在上屆選舉中，他便以「兩岸和平備忘錄」為號召，與朱立倫捉對廝殺，最終囊括32.59%的選票。事實上，和平協議並非其獨創的兩岸論述，吳敦義、洪秀柱等多位國民黨領袖都曾提過此一主張。而馬英九執政時期，更不斷在各種場合拋出這項議題。2019年時任黨魁的吳敦義也重申，國民黨若重新執政願意與對岸洽簽和平協議。足見以一紙協議避戰謀和的倡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傳統，在其支持者中，也在台灣社會裡有一定的票房。
觀諸歷史，宋遼兩國間締結的「澶淵之盟」可謂極具代表性的和平協議。對於喪失抵禦游牧民族鐵騎南下的天然屏障──燕雲十六州的宋而言，雄踞塞北的契丹政權（遼）無疑是建國之初的最大勁敵。雙方交戰多年，互有勝負，宋太宗也曾兩度揮師北伐，惟收復燕雲，均以敗北告終。1004年，在蕭太后、遼聖宗母子統率下，二十萬遼軍大舉南侵，直逼汴京。宋真宗決定親征，北上澶州前線，與遼軍對峙。契丹眼見難以佔到便宜，和議於焉展開。經過使臣往來折衝，宋遼最終簽訂了「澶淵之盟」，以白溝河為界，兩國約為兄弟，宋每年向遼支付「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而後，彼此以南、北朝平等相待，頻繁互遣使節，設置榷場開展貿易，維持了一段相對和平共處的時期。
一般人或許認為，「澶淵之盟」係軍事「積弱」的宋在遼大軍壓境之下，不得不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然而，有研究指出，這實為宋遼雙方實力均勢的反映。「澶淵之盟」的簽訂，是以宋軍在戰爭中取得相對優勢為前提的。在戰場上宋人不但表現不俗，親臨前線的真宗也可圈可點。澶淵城下，主動權在宋，宋方可戰可和，形勢對孤軍深入的契丹反而更為不利。是真宗主動選擇了求和，是雙方都有意求和，而非宋在遼逼迫下不情不願地訂立屈辱的條約。可以說，有實力才有講和平的資格。
「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宋人沉浸於承平幻夢，武備更趨廢弛。誠如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禦十三䇿〉所言，「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熟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但，好景不常，盟約帶來的和平局面不足四十年。就在宋廷困於西夏李元昊叛宋稱帝、屢戰屢敗的宋夏戰爭之際，1042年，遼居然撕毀盟約的疆界規定，趁火打劫，在邊境陳兵，強硬地向宋方索要關南之地，而宋雖未答應割地，卻在遼夏合謀侵宋的憂懼下，妥協讓步，以增加二十萬歲幣，卑辭稱「納」，屈辱地換取契丹出面施壓西夏重新臣服於宋，以及延續宋遼兩國的和平關係，只不過「澶淵之盟」建立的平等體制就此鬆動，而這也讓朝堂上的有識之士警覺到，迷信盟誓、不重國防的弊病。
當時，范仲淹就曾上疏直言，「敵情翻複，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尚不能結之，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而赴遼交涉的富弼，在盟約復定後，力辭仁宗論功行賞，並進諫「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
據《高麗史》記載，高麗太祖王建曾鑒於「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殄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隣，遂絕交聘」；而憑藉皇帝親征，鼓舞士氣，更重要的是，有效反擊契丹入侵，在形勢上居於上風的大宋，儘管主動選擇了求和，但一紙盟約顯然靠不住，不到四十年，契丹便予以背棄，還落井下石，趁機索要大片領土，終究讓輕忽武備的宋人飽嘗屈辱的滋味。
與被高麗斥為「禽獸之國」、「無道之國」的契丹相比，對於台灣最大威脅的共產中國而言，和平協議更是形同廢紙。與中共交手一輩子的蔣介石，晚年在「病中隨筆」曾一針見血道，「經國告美議員，我與匪決無和談之可能，否則等於自殺等語，其意與我完全相同也。」「共匪之慣技乃是欺詐虛偽、言而無信，是以虛聲恫嚇、威脅利誘、買空賣空、巧言令色，無所不用其極。」誠哉斯言，1951年西藏在中共武力威逼下簽訂「十七條協議」，換來的非但不是和平，反而是解放軍大舉入藏「殖民」，甚至沒多久北京當局便片面撕毀原有「十七條協議」中西藏特殊自治地位，甚至在1959年、1989年、2008年三次大規模血腥鎮壓。血淋淋的歷史教訓值得吾人省思。
人人都希望和平，而不是戰爭，但歷史告訴我們，和平協議不可靠，並不是避免戰爭、保證和平的靈丹妙藥，強化國防力量，以實力謀和平，方是獲致真正和平的不二法門。特別是面對不可信賴、對鄰國懷有領土野心的獨裁國家更是如此。套句近年韓國KBS大河劇《高麗契丹戰爭》裡的一段話，「所謂的和平，始終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獲得，依靠敵國的慈悲，是絕對無法獲得和平的」。
作者：彭孟濤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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