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以「中華『民族（帝國）』主義」與「經濟發展」，作為其自認維繫執政正當性2大支柱的作法，隨著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以及中國歷經武漢肺炎3年疫情解封後，不僅沒有發生報復性消費，反而使得其經濟體系各項弊病益加檯面化，並加速其經濟步入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以來，所未見的經濟全面結構性危機，而出現跛腳的態勢。
為了繼續維繫其自認的正當性，中國當局只能如飲鴆止渴般，向民族主義一側做出更多索求，一方面繼續維持其戰狼外交與漸次排外的基調、僅在有爭取外資等短暫需求時稍事偽裝，另一方面則持續囤積糧食、能源及金屬等各項戰略物資，持續擴充解放軍各項軍備，再者，就是在幾無間斷的擾襲西太平洋的同時，繼續在軍事、國際空間及法律等各項意義上，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顯然以台灣作為其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頭號目標。
面對這樣的局勢發展，國際社會的有志者們，很難不因此產生相當的危機意識，並開始研議對策，只是對策是否妥切，卻也很有討論的空間。
就拿位於美國華府的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在美東時間8月15日，以模擬台灣未來所可能遭遇的中國侵略各項情境、以及台灣能夠採取的法律對策為主題，所舉行的網路討論會為例，會中，有來自台灣的地院法官兼美國大學訪問學者，認為能夠用「中國若對台灣全面武力侵犯，台灣可以宣佈獨立」，也就是「中國不武、台灣不獨」的法律論述策略，透過此般論述，讓中國當局產生「如果侵台失敗，將會使中國永遠失去台灣」的認知，進而降低中國侵台的犯意；也有美國學者，進一步探究美國屆時的可能選項，認為美國可以將中國當局，視為另一個試圖代表中國的政治實體，使該實體與中華民國在台灣，都處於終局未定的法律狀態，以避免美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後，與中國當局之間的外交關係，陷入不可逆的、無法恢復的狀態。
先不論上文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述，「二個中國當局未定論」根本是「二中理論」的變化型，不僅將有利於美國自身維繫在台灣的利益，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武器—台灣地位未定論—放置不用，更將台灣拖入新．二中架構，對台灣的未來將會有多麼危險；「中國不武，台灣不獨」的法律論述策略，也是從頭到尾不無漏洞，因為：
．台灣自從盟國對日和約《舊金山和約》生效以來，就處於一個自從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初步確立近代國際法主權國家概念以來，所未見的奇特法律狀態，係由「喪失幾乎全部本國領土的流亡政府」，與和約生效後，尚待終局確定主權態樣的未定地—台灣與澎湖群島，所嵌合而成的自治實體，雖然並不是主權國家，但卻也不受任何主權國家所直接統屬。
．假如美國沒有低估（或刻意誤估）自身國力，產生「自己沒有與另一個大國聯手，就無法更有效對付蘇聯」的幻覺，更沒有因此推進聯中制蘇的戰略，使中國在台灣與台海議題上，取得更多向美國討價還價的空間，則解決台灣法律狀態未定的最佳辦法，當屬將中華民國當局遷出台灣與澎湖，由台灣與澎湖的法理住民（而非中國難民/移民），循住民自決程序啟動建國進程，但很遺憾的，事情並沒有循最理想的途徑推進。
．而「中國不武，台灣不獨」論的危險，在於使屬於台澎法理住民應有的權力，被限縮成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發動，對台澎法理住民而言，不啻是自我限縮/自縛手腳；而在台灣不受任何主權國家直接統屬，狀態已經持續70年以上的情況下，宣佈獨立，是要從哪個國家獨立出去？邏輯論理上也根本不通。
恕筆者直言，這樣的研討會，以及為了應對中國當局日益猖狂的赤色中華帝國主義野心，所構想出的法律對策，與其說真的有多少有效性，不如說像是從「美中友好」「可以讓中國成為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國家」之類的泥醉開始醒來後，在迷迷茫茫之間所講出的夢囈，整個西方世界面對中國，先不論經濟、物質及生產等方面的缺陷，在意識形態方面，依然受限於先前對中綏靖時期所存在的思維框架，無法透徹地、全方位地認知到中國的危險性，遑論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能夠徹底擺脫中國讕言的新論述，這無疑是整個西方世界，在擺脫對中國經濟依賴、加速整備對中法律，以及整軍備戰的同時，也必須亡羊補牢的一大課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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